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袁伟时:大清帝国的两道催命符:倒行逆施其实是最大的错误

更新时间:2011-08-06 16:47:53
作者: 袁伟时 (进入专栏)  

  谘议局议长吴景濂等痛哭跪地要求总督锡良代奏,与会群众在高呼“大清帝国万岁”、“皇帝万岁”、“国会万岁”的同时,也哭声震地,令锡良也感动落泪,答应代奏的要求。

  这几次请愿运动说明什么?

  1.救亡呼唤启蒙。

  这个时期要求民主、立宪的呼声如此强烈,直接原因不外两条:一是列强咄咄逼人。1910年,日本宣布“日韩合邦”,把韩国吞下去了;与此同时,日本和俄国订立密约划分在满洲的势力范围。另一是义和团事件后,清廷的腐朽已暴露无遗,救国的途径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2.当时的士绅、商人、学生、市民的政治认识已经达到十分难得的高度。

  随着经济发展和思想启蒙的进展,知识阶层的公民权利意识日益觉醒,自由、民主、法治已经成为舆论的最强音。从请开国会运动他们提出的要求中,可以看出当时知识阶层特别是社会精英达到的思想高度:除了继续督促朝廷早日召集国会外,还要求开放党禁,并着手组织政党;要求参与宪法的制定;要求年内成立新内阁;要求各地继续向国民灌输宪政知识,启迪民智。

  他们不是说说而已,并且积极行动。有些人提出“国会不开,各省谘议局不得承认新租税”;原定募集的赎回外债基金和支持建设海军的募款也停止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动向,与先进国家民主革命前夕十分接近。

  面对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清政府虽然被迫宣布提前三年于1913年开国会,但基本态度则是坚决镇压。

  先是不准上访,把上访者赶出北京。1910年12月23日的圣旨指示:“著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立即将此项人等迅速送回原籍……不准在京逗留。”

  二是公开恐吓和压制:“学堂学生,历练未深,本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倘再有前项情事,立即从严惩办,并将办学人员一并重处,以儆其余。”(《清末筹备立宪史料》下册第652~653页。)

  三是秘密逮捕。清政府下令侦查请愿领导人,“稍有可疑,即行密拿请惩。”直隶总督即于1911年1月7日下令逮捕直隶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霖;第二天又玩弄指鹿为马的手法,密电朝廷诬指温世霖是“乡里无赖”,“结众敛钱”,“意图煽动”,应发配新疆,严加管束!9日,清廷立予批准。(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329~330页。)

  四是一意孤行,把权力死死握在自己手中。在强硬镇压下,群众请愿短暂沉寂;4月27日的广州起义也以七十二烈士血染街头告终。清政府志得意满,甘冒天下大不韪,十天后便宣布组成“责任内阁”——皇族内阁。

  政治体制改革重要的内容是现代政府机构和他们的运作方式彻底转变:机构由专制统治者颐指气使的工具,转变为分权制约、并接受公民严格监督的机关;由统治机关转变为服务机构;由信息垄断者转变为信息的提供者和开放者。这三个转变早就应该开始了,但从当时的实际操作的情形看,见不到任何转变的迹象。一切仍然取决于“上谕”,内阁无所作为。如此不堪的所谓“责任内阁”,实际仍然视之为最高统治者比军机处还不如的幕僚。

  面对这样的情况,哪能不绝望?

  拖延政治体制改革的另一严重的后果之一是激发了汉族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满族统治者统治260多年,仍然没有消除民族隔膜,是由他们实行满蒙贵族处处优先的制度带来的恶果。统治型政府拒绝转型,又加重了汉族各界厌弃满族统治者的情绪。

  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后,各地摧枯拉朽,纷纷宣告“独立”,那是对朝廷绝望的谘议局与革命党人合作的结果。他们在各省联手,成立“大汉军政府”。

  武昌起义后,武汉军政府通告各省,开宗明义就说:

  “满洲以东胡贱种,入主中原,残德相沿,几三百载,淫威虐政,未遑具论;然以神明华胄,而戴此犬羊余孽以为宗主,是亦旷世之奇羞,绝代之巨耻也。”(《武汉军政府通告各省文》,《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三第261页,国史馆1996年台北版。)

  大部分省份发表的文告大同小异;华夷之辨的气息非常浓烈。

  这是辛亥革命思想基础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值得庆幸的是,建立了汉族为主的政权后,早已在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占据绝对优势的汉族,理性地对待满族,很快转换语言,众口一声主张“五族共和”,除少数几个地方外,避免了民族冲突。

  与民意背道而驰,清政府自己点燃了革命导火索。

  

  (三)践踏法治引发保路运动

  

  问:光是不准提前开国会和退出皇族内阁,还不至于掀起这样的巨浪吧?

  袁:清政府唯恐自己覆灭得不够快,沿海各省的请开国会运动好不容压下去变为潜流,又制造出西部的保路运动。

  事情是从1911年5月9日,即宣布皇族内阁的第二天的关于铁路干线国有的圣旨引发的。5月20日,朝廷又批准邮传部粤汉、川汉铁路借用英、德、美、法各银行借款合同。从清政府主观意图看,为的是加快铁路建设,巩固边防:“川路奉命改为国有,实因民力艰难,虽竭二十年亩捐,亦不能竣事。滇藏威逼,川路不成,边防难办。”(《盛宣怀、端方致王人文电》,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三册第1243页,中华书局1863年北京版。)过去把这一措施解读为卖国勾当,过于简单化了。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中国建设铁路就开始萌动了。动因是外国资本为中国这个大市场流涎。要不要接受洋鬼子的建议修铁路?朝野各方激烈争辩了将近三十年,闹了许多令人喷饭的笑话。1889年,清政府终于认定,铁路非修不可。列强抓住这一机会,与抢占势力范围的野心相结合,推动筑路高潮的兴起。有清一代共筑铁路9618公里,其中9254公里是甲午战争(1894年)以后修的,年均544公里,绝大部分是外国投资或借外债建成的。(1912~1927年修了3422公里,年均214公里。1928~1937年,包括东北,共修7996公里,年均800公里,但日本人在东北修建的占了很大部分。)当时的铁路是利润高达40~70%的暴利行业。1903年开始,国人为维护主权和分享利润,也极力挤进这一领域,掀起收回铁路主权运动。湘鄂粤三省以美商违反合同为理由,要求收回粤汉路自办,终于在1905年8月以赔款675万美元为代价,废除了美商建设粤汉路的合同。在这个斗争鼓舞下,浙江、江苏、山东、直隶(河北)、吉林、云南等省收回路权自办运动风起云涌,并收回了一批路权。为此,1903-1907年间,全国有15个省创设了18个铁路公司,其中17个是商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杨勇刚:《中国近代铁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57~58页。)

  其中规模最大的是粤汉铁路公司和川汉铁路公司。后者创办于1904年1月,1907年转为商办。它的主要资金来源是“租股”,按田租3%收取,成为全川士绅和田主广泛参与的公司。至1910年止,实收股本高达一千一百九十八万三千两。(宓汝成编:《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第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北京版。)

  川汉铁路公司,本身就是新旧社会递嬗中产生的怪物。这个公司成立于1904年1月,四川总督锡良倡议创办,最初是官办公司;1907年转为商办。1908年聘请詹天佑为宜昌至万县段总工程师,但当时他无暇兼顾,直至1909年才上任,并推动工程在这一年年末正式开工。从章程制定、用人行政到股金收集,均由各级官吏越俎代庖。由此造成两个严重后果:

  一是贪污、浪费、账目不清非常严重。

  1909年11月19日,“四川谘议局整理川汉铁路公司案”的报告指出:“其开支每多浮滥,即以昨年之报告而论,各局所开销至于五十余万金,寸路未修,而耗款若斯之巨”!(同上。)

  租股“征收之后,或握款不交,或征而不报,辗转侵蚀中饱,多入私囊。按租股征收六年(自1905年开征起至1910年止)应有1200余万两。而实收仅900余万两,足见其弊端之大。”(《川汉铁路筹建经过》,《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4页,1963年,成都。)

  一年多以后,上海出现钱庄倒闭潮,川汉铁路公司存放上海的资金350万两,亏损285万余两。据两江总督和邮传部调查,其中大量是经手人诈骗和侵蚀,当时揭露有确凿证据的已达110万两。

  二是工程进展极端缓慢。

  在1909年秋詹天佑接手宜昌段并于12月10日开工以前,一寸铁路都没有修成。“到辛亥革命为止,已建成通车的运料路有三十余里,因桥洞未完工而尚未通车的铁路有八十余里”。(曾绍敏:《漫话四川保路运动》第7页,巴蜀书社2006年成都版。)其他路段则交白卷。

  四川铁路公司的混乱,朝野早已议论纷纷,民怨沸腾,整顿势在必行。上策是监督公司自行整顿。应该在政府和议会(四川谘议局)监督下,由公正的第三方彻底清算账目,保存资产;然后从实际出发,定出整改和重组办法。可是,清政府不遵循当时的《公司律》和市场经济的正常办法,愚蠢地下令“收归国有”,而补偿办法不容股东置喙,反而让各方怨恨集中到政府身上。

  据参与者的记录,四川股民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他们要求通过法治和宪政来保护自己的财产。而统治者却把经济权利的要求说成是政治问题。从5月9日“干线国有”的上谕发表,到9月7日发展至血染成都,双方兵戎相见,整整四个月,有多次挽回机会,都被清政府及其大员断送掉了。

  第一次纠错机会出现在“上谕”下达后的头一个月,各方苦求“圣上”收回成命,而朝廷一意孤行。

  各方反对干线国有的函电纷至沓来,这是一场法治、民主与专制的博弈。

  其中最为精辟的是四川谘议局呈请四川总督转报朝廷的呈文:

  “谕旨收回干路,而川汉并非邮传部从前奏定干路(按:1907年奏定的干路名单)……乃部咨一并牵连收回,似尤未为允协。……取消商路,事系剥夺人民既得之权利,俱应由资政院议决。四川川汉铁路关系本省权利,存废应由本省谘议局议决。”(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三册,第1269页。)

  违反原有规定和民主程序,这样的“圣旨”,显然错了。

  5月20日,批准在借外债的合同上签字的上谕公布后,谘议局联合会上奏章指出:

  “立宪各国慎举国债,必经国会之议决。先朝钦定资政院章程,亦以议决公债之职权,畀诸资政院。不经资政院议决之国债,遵先朝之法律,原应归于无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41页。)

  没有经过资政院讨论,借债筑路,又是违法的!

  成都各团体和川汉铁路公司的呈文则说:

  “川汉铁路纯依国家法律而成立,既无收回国有之理由,恐致酿成外有之惨祸。……且按照《公司律》,非开股东大会,不能决议。似此朝旨迫切,少数股东,谁敢承认接收?……请旨饬下邮传部、督办大臣,暂勿派员接收,免致激乱人心,别生枝节。”(同上,第345、349页。)

  依法维护自己的财产权,何错之有?

  官办铁路是不是好呢?谘议局联合会的奏章指出:

  “中国幅员之广,铁路何以必须国有?国有铁路,何以摈斥民款,而纯借外债以收回之?”“以外债造铁路,亦必以铁路受外债之害,路未成而本息已无所出,将何法以治之?官办铁路,夙称弊薮。京奉铁路,每里三万余两;沪宁铁路,每里五万余两;津浦铁路,尚不止此。以有穷之借款,供无穷之挥霍,将何术以弭之?”(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42~343页。)

  四川谘议局的呈文也说:靡费侵蚀等弊端,“即官办又何尝不然?而延误之咎,尤必不尽在商办。即如宜昌购地,请督办大臣一纸告示,经年余而始下。……四川倒款之施典章,乃出于川督奏派而非商民公举之人。凡此口实,岂能一归国有,即保其净绝根株?”(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三册,第1268页。)

  这些都是非常理性请求依法办事的奏章。如果清政府也理性地响应,公布有关信息,与民众代表诚恳对话,矛盾的化解并非难事。不幸,那么平和,那么设身处地为稳定社会提出并不苛刻的建议,都没有打动执政者。

  就在这个时候,资政院议员也要求召开临时会议审议有关事项。尊重民意,尊重民意机关,民主、法治的康庄大道摆在眼前。可是,在朝廷眼中,这些事:“虽属重要,尚非紧急,自可于开常年会时从容详议。”(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44页。)按规定,资政院的常会在每年九月(新历十月下旬至11月中旬)召开,那时革命烽火已遍域中。机遇早已在云中飘逝!

  第二阶段是8月24日开始的罢市、罢课、罢工、罢耕,四川人以现代社会司空见惯的和平示威方式,保护自己的权利了;最高当局依然无动于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42847.html
文章来源:《炎黄春秋》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