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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佑:谁是武昌起义的主要筹划者

更新时间:2011-08-05 12:44:33
作者: 郭世佑 (进入专栏)  

  1911年1月30日,蒋翊武和刘复基邀集部分振武学社骨干,在武昌奥略楼[14]召开文学社的成立大会,公举蒋翊武为社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文学社骨干章裕昆说:文学社的“实际工作多是刘尧澂负责”[15]。在何海鸣的心目中,文学社的“首领” 就是刘复基[16]。

  从与共进会合并之前有据可查的几个重要会议的情况来看,在文学社的四次代表会议里,作为主要发言人,刘复基有三次,蒋翊武只有一次;充当会议主席者,除了一次情况不明外,在其余三次中,刘复基有两次,蒋只有一次。

  再看看文学社的几个关键时刻,刘复基又是如何沉着而果断地率领社员们渡过难关,推进革命高潮的。

  迄至与共进会正式合作为止,文学社曾连续三次遇到比较大的挫折。

  第一次是黄花岗起义失败不久,一片恐怖,文学社的组织活动无法正常进行。为避免社员失去联络,刘复基毅然请假出营,蛰居阅马厂文昌阁,“每日往各营通问,藉谂内外消息”[17],使诸同志得以明了近日状况,精神愈奋,团结愈坚,力量日见充实。刘复基之努力,“收获洵不小也”[18]。不久,刘复基为方便起见,索性退出四十一标,租居社员张廷辅的家——武昌小朝街85号,张家住楼下,他带两名社员住楼上,专事专门从事组织发动和联络,他的住所就成了文学社的总机关。

  刘复基等人驻社办公,是为文学社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该社开始有了自己固定的秘密活动场所和常设机构,社务日形发展。据称,社员们“都一致称赞‘刘复基真行,好角色’。从此,文学社全体社员脑子里,无论认识不认识,差不多每人都有个刘复基的印象”[19]。直到武昌起义爆发,文学社的队伍扩大到三千至五千人之间,成为武昌起义的主要力量。革命成功之后,超然于文学社与共进会两派之争的湖北通志馆副馆长兼总纂李廉方在《辛亥武昌首义纪》一书中说:“武昌首义,杠枪抢炮,以光复三镇,鏖战阳夏者,大抵皆文学社社员。”

  第二次是8月1日,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遭到湖北当局查封,詹大悲、何海鸣鎯铛下狱,情况十分紧急。刘复基连夜向各营代表报告,告以正筹大举,为期不远”,“望诸同志加倍慎重,勿泄露消息,静候时机之至”[20]。如果不是刘复基出面,恐怕就会像以往治学社和振武学社一样,稍遇挫折,便中辍社务,一切从头开始,正是有了刘复基这样得力的职业革命者,不仅文学社的组织机构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且军中的社务发展一天也没有停止。

  第三次则是当刘复基等加紧与共进会代表筹商联合起义具体方案时,湖北当局突然下令调部分标营外出驻防,企图支解新军中日益膨胀的革命力量。文学社社长蒋翊武、骨干章裕昆、唐牺支等都将随军外调,统限9月12日以前准备完毕。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刘复基在机关部召开紧急代表会议,要求“各同志努力奋斗,以期突破此危局。一旦武昌起义,分驻各处同志,能迅即响应,其效更大。”接着,他又具体布署各驻防同志的响应任务,表示“如此间计划确定,即派人往各处通告”[21]。经刘复基的妥善安排,坏事反而变成了好事。驻防宜昌、襄阳等地的文学社社员们后来都能如约响应武昌,从而壮大了武昌起义的革命声势。

  甜蜜的水果不仅需要阳光,也需要凉夜,寒冷的雨水就能使其成熟。人的性格陶冶与意志锤炼不仅需要欢乐,也需要困难的考验,困难往往比风平浪静之时更容易体现和提升一个领导者的胆识和才华。每当文学社的困难时刻,身为评议部长的刘复基总是起着比社长蒋翊武更为关键的作用,显示出文学社实际负责人的地位。当然,文学社的力量之所以不断壮大,并发展成湖北新军中最大的革命团体,如果把功劳仅仅归之于刘复基一个人,而忽视其他领导者和骨干们的努力,显然是失之偏颇的。无论是社长蒋翊武、副社长王宪章、文书部长詹大悲,还是当时关押在狱,但行动相对自由的原日知会骨干胡瑛,都从不同方面起过比较重要的作用。至于共进会负责人孙武后来说,文学社“内部干事奔走者,惟刘尧澂一人而已”[22],从此,话中既可以看出孙武对英年早逝者刘复基的敬重和惋惜,也不难感受到他对政敌蒋翊武和文学社的贬低与偏见。

  

  三、筹划武昌起义的主帅

  

  如何筹备武昌起义,首要的问题就是加紧同新军中的另一革命团体共进会携手合作。

  湖北共进会是东京共进会的一个分支,东京共进会的会长刘公与军务部长孙武分别兼任湖北共进会的会长和军务部长,它以鄂籍留日学生为主干,初拟致力于联络会党,辛亥年受文学社的影响,也把重心放在发动湖北新军。文学社则由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演变而来,以湘籍志士为主干,扎根于湖北报界与新军之中,除了刘复基在日本参加过同盟会外,其余都没出过国门,从《商务报》到《大江报》,还有自己的机关报,还有标、营、队代表制度。两个团体在新军中互争社(会)员,影响团结,也容易暴露目标,双方都有合作的愿望。不过,共进会的实际负责人孙武自恃才高,有将文学社归其统一领导之意,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则担心孙武等“出了洋的人是不好惹的,我们一定会上他们的当”[23],对合作一事信心不足。因此,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究竟谁是促成文学社和共进会合作的关键人物?至今为止,大致有三种说法:

  1、湘籍同盟会员谭人凤。谭人凤的《石叟牌词》、邹永成的回忆录及其他一些记载均持此说。

  2、共进会员陈孝芬。陈孝芬自述“自告奋勇愿作调人,经过十次会谈……后来再三和刘尧澂商讨,刘尧澂因我说的合则力量聚而大,分则力量散而小的话极有道理,才应允定期召集文学社社员大会讨论”[24]。长期从事武昌起义史研究的贺觉非先生也倾向于此说[25]。

  3、刘复基、查光佛、陈孝芬、邓玉麟等人。此说散见于另一些首义当事人的回忆录里。

  以上三种说法都不够准确。尽管谭、陈等人都曾以不同身份出面,在促成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联合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还不能算是很关键的作用。仅就时间上说,首先提出两团体联合主张的既不是谭人凤,也不是陈孝芬。谭人凤于农历五月初来汉,劝其和衷共济,相辅而行之前,刘复基就开始与共进会代表坐下来商谈合作事宜。而且谭人凤离鄂时,商谈仍在继续,并不因为谭这一趟就迎刃而解。至于陈孝芬说是他的合作影响了刘复基,此话也有些言过其实。据另一共进会员李白贞回忆,陈孝芬本人因与章裕昆各自在军队发展自己的成员而产生矛盾,还是“经刘尧澂出面调停才止”[26]。

  与共进会同舟共济、团结战斗,这是刘复基一贯的主张。李六如说,还在群治学社时期,“群治学社与共进会建立联盟关系,便是出于他的主张”[27]。只因当时群治学社和共进会各自的组织建设还不够发达,这种联盟关系还不曾以组织名义正式确立起来。文学社成立后,武汉地区的革命形势已今非昔比,酝酿已久的武装起义即将提上议事日程,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才越来越显得重要。当两团体的代表各自在军队争取成员,影响团结时,刘复基一边及时调解军队纠纷,一边做通蒋翊武的思想工作,使他消除顾虑,还动员本社社员“与共进会结合,黾勉同心,以厚革命势力”。他还托陈孝芬、邓玉麟、潘公复转告文学社方面的合作诚意。接着,刘复基又自任“联络员”,专事合作之责,日常社务则委托王文锦等人助理。

  为了武昌起义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集中革命力量对抗清朝反动统治者,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刻不容缓,刘复基首先帮助社长蒋翊武消除顾虑,以积极态度对待合作,很有必要的。有的研究者却将蒋翊武在合作问题上的某些顾虑褒奖为“颇具远见卓识”,歌颂其狭隘性,贬低全局观念,认为蒋翊武“不像其他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那样眼光短浅,忽视两组织在阶级地位上的差异,去急于求成”,作者还以武昌首义后“共进会变节者多,文学社则罕有”来印证蒋翊武的所谓“远见卓识”[28],显然是以结果推导过程,初看起来似有道理,实际上经不起推敲。共进会与文学社员在组织来源、领导人的革命经历等方面固然存在某些差异,但毕竟同属于以运动新军士兵为主的反清革命团体,彼此在阶级地位上还很难存在什么明显的不同。就共进会内部而言,后来像孙武那样的蜕化变节者也毕竟只是极少数。退一万步说,即使后来共进会的变节者很多,蒋翊武当时所顾虑的也主要是合作后的领导权问题,并非他们将来变不变节的问题。不然的话,文学社内部的骨干何海鸣,还有社外谋士胡瑛后来都相继变节,蒋翊武怎么就预计不到呢?如果离开当时两湖地区反清革命运动的全局来歌颂蒋翊武在合作问题上的某些顾虑,把刘复基等人抓紧合作的努力指责为“急于求成”,是缺乏说服力的。如果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合作不能抓紧进行,则类似双方在军队各争社(会)员的纠纷闹到何时才收场?结果又将如何?武昌起义何时才能实现?恐怕难以设想。还是文学社的章裕昆说得好: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是“团结湖北革命力量之重要关键”[29],共进会骨干李作栋也强调:“幸得刘尧澂从中奔走斡旋,两派才得联合”[30]。另一共进会骨干胡祖舜也有类似的结论:“共进、文学两团体之合并,复基有大力,殆革命党中之一智囊也”[31]。

  合作是必要的,又是有条件有原则的。鉴于刘复基、蒋翊武等人领导的文学社无论在干部力量和舆论宣传上,还是社员人数和在湖北新军中的影响上,都在共进会之上,故刘复基主张,两团体只有在文学社基础上的合并,才更有利于湖北革命斗争的深入,也更使人放心。基于此,他在商讨合作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由文学社社长蒋翊武担任两团体联合后的领袖,指挥武昌起义。当共进会代表提出由孙武担任领袖时,刘复基就很策略地回答:“惟军事指调,首在情意交孚,改推领袖不便。如孙武有所计划,当在可能范围内,竭诚接受”,但强调“彼此不得猜嫌,互肆破坏”[32]。他的一席话,既体现了合作的基本原则,又言辞得体,便于共进会代表接受。结果,经过长达三四个月的反复协商,双方基本上按照刘复基提出的方案,形成决议,双方暂时取消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名义,总称“湖北革命军”,由蒋翊武担任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邓玉麟等人为军事筹备员,以刘复基的住处文学社机关部为革命军总指挥部。

  如果说文学社时期,刘复基在社长蒋翊武身边主要起着“诸葛亮”的作用,那么湖北革命军成立后,由于蒋翊武已随军赴防湖南岳阳,蒋的总指挥职务就完全由刘复基代理了。刘复基继续住在小朝街85号,“军中计划多由尧澂统筹,与军事筹备员不时讨论,拟具略案,凡各标营届时应负任务,预向各标营代表分别具告,临时依命令实行”[33]。

  9月24日,刘复基与孙武在雄楚楼10号召开两团体骨干联合会议。大家根据刘复基所拟草案进行讨论,首先正式通过了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和军政府领导人名单,然后通过由刘复基精心制定的起义军事计划。该计划不仅明确了各标营的进攻路线和任务,而且规定了起义的信号和集会地点。“各代表都兴奋地接受了这个计划。所以后来到八月十九日发动时,虽然消息隔绝,仍能一致动作,完成任务,就因为有了这个计划作为基础”[34]。至于有的研究者说是蒋翊武“主持制定了周详的起义计划”,就有点张冠李戴了。

  联席会议结束后,刘复基与原共进会骨干邓玉麟一道驻部办公,“为指挥部的实际负责人”[35]。当时总指挥蒋翊武不在武汉,孙武虽为参谋长,“实际上邓玉麟等于是孙的参谋长,刘尧澂又等于是邓的参谋长”[36]。参谋来参谋去,最后还是由刘复基作出决策。用章裕昆的话说:“凡关于用兵方略,调查地形及首义先后一切大计,皆公一手为之。”[37]

  难能可贵的是,在筹划武昌起义的过程中,不仅文学社社员继续敬重刘复基,即使共进会一方也是如此。例如,当两团体的合作还没最后定局时,共进会员熊秉坤与另一会员雷振邦发生矛盾,影响工程营内部的团结和发展。根据熊秉坤自己的回忆,是刘复基从湖北革命全局出发,会同杨玉如及时前往调解,“自此以后,熊始放胆领导”[38],以致有后来工程营打响首义第一枪之举。还有,9月24日那天联席会议刚结束,南湖炮队的共进会士兵与排长刘某发生冲突,竟从军火库拖出大炮,准备暴动。据共进会的李作栋回忆,该队同志孟发丞赶往巡道岭,向孙武等请示方略,孙武等人急得措手无策。“正在踌躇不决之时,刘尧澂赶到,大家请他解决这一问题,刘便说:‘“顶好请孟同志再去南湖一下,如果全部都已动作起来,那么我们就应通知各营响应,如仅限于少数同志,即叫他们赶快换装逃避,以免影响全局。’”[39]刘复基沉着应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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