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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颖:故友二人行——怀念龚澎并忆乔冠华

更新时间:2011-07-31 20:33:06
作者: 张颖  

  

  龚澎和乔冠华都是我数十年的战友、挚交,他们离开人世三十多年或十多年,仍令我时常想念。他们曾共同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过许多贡献。尤其是龚澎,她是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女外交家,外交部首任新闻司司长(当年是情报司),业绩斐然。她为人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凡是曾经和她一起共事的人,无不称赞她出色的工作和高尚的品德。乔冠华在他人生的最后岁月,也曾有过短暂的辉煌。还有一些人在他的头上戴过无数耀眼的光环,但历史难以改写。然人亦无完人,我也为他晚年的一些作为感到悲哀和痛惜。

  我和龚澎认识是在1940年春夏之时,龚澎从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那里调到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工作。从那时起,我和龚澎就住在重庆曾家岩50号楼下一间既阴暗又极小的房间里。屋内仅能放下四张小竹床,还有一张小桌子就挤得满满的。当时同住的还有刘昂、陈舜瑶,我们四人都是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的。刘昂机要、龚澎外事、舜瑶宣传、我是文化。龚澎和我是对外活动的,都用《新华日报》记者名义。我们工作的性质完全不同,但生活在一起很融洽很亲密。龚澎比我大八岁,我一直把她当作大姐姐看待。当时我们虽然都以公开身份进行活动,却身在险境。我们一般是早出晚归,有时为了避开特务盯梢,也在黄昏以后才出门。要是有哪一天,谁回来晚了,另一个人就会替她担心。当时重庆不仅特务盯梢,还有流氓欺负女性。所以,不管多幺晚,我们都要等回对方,才一起睡下。我们常常各自躺在小竹床上,龚澎和我头顶着头,说着悄悄话,有时谈得高兴了,到半夜都不睡。刘昂更是大姐姐了,就会说我们几句:明天不工作啦,快天亮了还说个没完。

  龚澎原名维航,1914年出生于日本,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龚家是安徽一个大家族,父亲龚镇洲,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国民革命,母亲是广东人。1935年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当时龚澎是燕京大学的积极分子,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起全面侵华战争,龚澎即奔赴延安。她曾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不久被派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工作。正是在那里结识了她的第一个丈夫刘文华。

  刘文华曾留学德国,抗战前夕回到祖国。不久即参加了八路军,与龚澎同在八路军总部工作。1940年龚澎到重庆时,我们都不知道她已经结婚,是她以后告诉我的。刘文华是个很有学识、修养,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的好同志,他的中文、德女、英文都很好;在德国是学工程的,在八路军总部是担任彭副司令的秘书,所以和龚澎常常在工作上有接触。她们婚后蜜月刚过就接到了命令,调龚澎去重庆工作。当时朱总司令还曾征求龚澎的意见,说延安中央组织部可能不知道她已经结婚,如果她本人仍然愿意留在总部工作,朱总司令和恩来同志商量免调或晚调也可以。但龚澎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党的神圣事业,正是热情澎湃,豪情满怀,哪能为了儿女私情而拒绝调令呢?于是她怀着依依惜别之情毅然离开太行山来到重庆。而令她极为痛心的是,就在当年,刘文华同志在前方征战途中,突然患了急性盲肠炎,战乱年代,又在敌人后方,医疗条件极差,延误了治疗,病魔竟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当龚澎得知这一不幸消息,十分悲痛。她在那间阴暗的小屋里,用被子蒙着全身,独自伤心,我们谁也难以使她悲痛的心安静些。过了一天,邓颖超大姐安慰她,劝勉她。恩来同志也找她详谈,才使她的心情慢慢平复。不久她写了一篇充满感情的文章,纪念她的战友,登载在《新华日报》上。   

  在繁忙的工作中,龚澎逐渐结交了几乎所有国家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无论是塔斯社、法新社、路透社或***的以及各国大报刊的都结识。与美国新闻处也时有来往,当时美国新闻处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也成为龚澎的朋友。1983年后我到美国工作曾遇到这位老教授,提起龚澎他很有感情,说那时候他们的观点与共产党是完全不同的,但龚澎提供给他的消息和共产党的宣传小册子,他很乐于接受和阅读。并说龚澎那时已经是很受外国记者欢迎的人物,是很出色的外交家。

  龚澎在与外国新闻界朋友交往时,不仅向他们宣传我们的观点,也向他们了解许多情况,每隔几天她都要向恩来同志写简单的书面汇报,有关事和人的都写。有时恩来同志找她去作具体详细的汇报,她还提出一些建议给恩来同志参考。对一些思想比较进步,报道也比较客观的外国记者或是其它外国朋友,恩来同志就根据情况,个别接见。每当这时,龚澎都是陪见兼翻译。我们都能看得出来,恩来同志对龚澎的才干和辛勤工作的精神,是十分赞赏的。

  龚澎广交外国新闻界朋友,还是为了更好地宣传中共各个时期的抗日主张和重要方针路线;宣传解放区的一切具体情况。当时我们能够经常收到延安的消息和《解放日报》重要社论,龚澎就立刻将有关内容翻译成英文并打字油印若干份,很快送到外国记者手里,**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就会迅速发往世界各地。开始时,龚澎在我们那间小屋的小桌上放个打字机,在很暗弱的灯光下,日夜工作,嘀嘀嗒嗒的老式打字机声响个不停。后来在三楼有了办公室,我们每个人都有了办公桌,龚澎的打字机也搬上去了。三楼一共有四间小房,最里面一间,是叶剑英同志住的。一间较大的就成了公共办公室,室内放了八张三屉二屉办公桌。

  当时住在曾家岩50号的同志,除了恩来同志与邓大姐,董老、叶帅、徐冰和张晓梅夫妇这几位各有一间小房,是办公兼卧室外,其它工作人员,有党派的、军事的、外事的、文化的,都在公共办公室里,大家工作都很紧张。龚澎常常考虑到打字机的响声会影响别的同志工作,她总是等着人最少的时候才在办公室里打字。白天大家都外出活动,人少些,她就在白天翻译打字,晚上出外活动,半夜再继续干活。那时候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都按照恩来同志的习惯来安排。恩来同志的办公时间一般都在午夜十二时到凌晨四时,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做具体工作的人,在这个时间内都不能睡觉,在办公室里等着,因为恩来同志不定在办那一件事时要问到那个人,就会把谁叫到他那里,或文件需要修改,情况需要补充或有什幺指示。每当这时我们有的继续白天没完的工作,有的看看书报,偶然有个别同志实在磕睡了,就会聊聊天或打一会儿扑克牌。龚澎就利用这样的时间来干她的工作,但这样的时间也不多啊。更多地是在大家都去睡了以后,她又继续工作起来。我记忆较深的一段时间是在1940年至1941年间,正是皖南事变和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前后,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刚发表不久,接着是《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等等,都急需翻译出来,发往国外。那时龚澎忙碌得连饭都顾不上吃,觉也不睡。有一次连续两昼夜都没有离开打字机,饭是我给端到三楼她的桌旁扒上几口。有一天我清早起来跑到三楼一看,她脸都黄了,眼睛充满血丝,我又是感动又是难过地劝她:龚澎,你不要命啦,不能这样没日没夜地干呀,厨房蒋师傅给你煮了两个鸡蛋,快去吃了休息一下吧。她抬头看看我,露出笑容亲切地说:不要紧,小张,谢谢还给我煮鸡蛋吃。我不由分说把她拉到一楼,吃完早饭把她按到小床上睡觉,可没过两三个时辰,她又回到打字机旁了。

  龚澎中文很好,英文更好。我看她不停地直接就在打字机上出英文稿,曾几次伏在她桌边看一看,十分羡慕地赞叹:你真了不起,怎幺看着中文就打出英文了呢?我真是由衷地敬佩她。有时她却顶我一句:你拿笔写文章比我打字还快哩。这时我就满心不高兴而惭愧了,于是她又向我道歉:不都是玩笑话吗?你受委屈啦……。那时候,我们都多幺年轻呵,那是多幺值得永远思念的日子!……

  重庆,是抗日战争期间的陪都,也算得上是全国的大都市了,但各种条件实在很差,而我们更有身在囚笼又是虎穴之感,要是生了病就更加艰难了。1941年重庆又遇到日本飞机大轰炸,曾家岩50号的楼房被炸掉一半。我们只得临时搬到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去住,而许多工作则仍然声城里,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常常步行到化龙桥,坐马车去上清寺再换公共汽车。夏天酷热,来回奔波,大约不到半年我就病倒了,天天下午发烧,身体疲惫不堪,医生诊断得了肺结核。我病成这样与大家同住怕传染,所以就住到红岩半山腰刘太太处。刘太太(八路军办事处的楼房所用土地的主人,是开明地主)家有三间小草房,我和也得了肺结核病的袁超俊同志各借住一间,刘家的工人住在旁边一间。不久龚澎也病了,发三天高烧不退,送到重庆中央医院去治疗,说是感冒,大夫给她打了两天针,不但发烧未退反而烧得更厉害,昏迷不省,而且她左边的臀部直下至膝盖都红肿起来,只得又送到医院检查,原来是打针时消毒不好,被感染而大面积化脓了。龚澎又住进医院,在臀部开了一刀,挤出脓血一大盆,发烧倒是退了,伤口却老是愈合不好。出了医院在红岩办事处没有合适地方住,也搬进我住的茅草房来。龚澎虽是外伤,可比我们痛苦多了,她整天趴在床上,不用说下地,开始时连动一下都疼,不能翻身,不能仰卧或侧卧,所以也不能看书。刚住进那小草房时,她见能有我和超俊作伴,倒也高兴了一些,可是整天就是一个姿势趴着,什幺事都干不了,她逐渐不耐烦,发牢骚,以至骂那该死的医院和该死的大夫。我们看她难受,也只能劝劝,我给她读读报上的重要新闻;我爱看小说,又给她讲讲小说故事。过些时,她伤口好些了,但还是下不了床,走不得路。

  重庆夏日,时有大雨。一天半夜,突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我们所住半山的小草房,被震得吱吱作响。龚澎很怕霹雳雷声,我也睡不着,即起床想和她说说话。忽地一声响雷从草房后面响起,接着房顶连泥带草往下掉,龚澎忽然下地跑到床边来。我摸着洋火点上小油灯,超俊也从侧门走过来。眼看小草房摇摇欲坠,旁边住着的工人也过来了,说两边的小房都没有房梁,会倒塌。他两人正想抬龚澎往中间那草屋去,龚澎却自己一拐一拐地走起来,刚过侧门,还没有找到坐处,那间小草房,拍拍几声就塌了下来。我们都吓得瞪大眼睛,超俊说,真是老天有眼,没有把我们砸在土下。我作出轻松的样子:日本人的炸弹都没敢把我们炸了,老天爷能把我们怎幺样。这时我一看,龚澎还站在那里呢,就赶紧把她扶到超俊的小床上趴下。龚澎却大笑起来说:其实我能站起来走呀,原先老怕痛,真该死……。龚澎就是这样一个既开朗又率直人。外面仍是大雨滂沱哗啦啦地响。

  没过多久,曾家岩50号的房子修好了。龚澎和我又搬回曾家岩忙碌起来。

  我认识乔冠华是1942年他刚从香港来到重庆之初。有一天,恩来同志把我叫到他的住室——也是办公室。我站在他桌旁听候他的吩咐,他问我:你知道我国有两个名叫乔木的人吗?我觉得很突然,定了定神回答说:我知道,是南乔北乔吧?北乔我认识,在延安见过面还交谈过。南乔听说过,是在香港常发表国际评论的。是吧?恩来同志说:不错。现在这位南乔已调到我们《新华日报》工作,他刚来住在《新华日报》营业部纯阳洞宿舍里。他的经历和你们不大一样,他曾在外国生活多年,以后在张发奎将军处当过幕僚,又在香港新闻界、文化界工作,是文化名人。他初到《新华日报》生活条件很艰苦,也许一时会不习惯。恩来同志叫我去看望这位南乔,告诉他这几天自己很忙,过些日子会尽快找他谈话。我答应着正要转身,他又把我叫回说:你带点水果和吃的去吧。当天下午我提着一些桔子、花生去纯阳洞宿舍看望这位南乔。因为我在文化组工作,去探望一位文化名人,是份内的事并不奇怪,但心里也有点纳闷,既然已调来工作,恩来同志为什幺还这样周到和客气呢?

  我在纯阳洞宿舍,见到这位南乔,他听说我的来意,很礼貌地站起来,和我热情握手,并感谢恩来同志的关心。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身材瘦高,有点驼背,戴眼镜,穿着不讲究,也没有摆名人架子,因为我与重庆文化界的朋友很熟悉,他就问起重庆文化界的朋友,谈了一会儿我就告辞了。他正式在《新华日报》工作后,我们也常见面,但没有什幺私人交往。后来听他自己诙谐地说过:党外人士把我看成是共产党人,而党内呢,又有人把我看作党外民主人士。哈哈大笑,这是他的习惯。以后我们都称呼他老乔,南北乔之说也慢慢淡忘了。

  在认识老乔之前,我曾读过不少他写的文章。我们虽住在重庆,香港的报纸还时能看到。自1939年到1940年期间,乔冠华在香港以乔木名字发表了许多有关国际问题的文章,内容丰富、材料翔实,而且很有文采。这种文章本来容易显得沉闷,但他却写得生动活泼,很有可读性,当时我们都很爱读,所以南乔虽人未到却都已知其名。1942年他调到《新华日报》时,正是皖南事变后,我们的工作重点在于争取国共继续合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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