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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尚诗:以乡土的名义

——乡土中国的这么多年

更新时间:2011-07-29 22:38:50
作者: 宋尚诗  

  

  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依靠的正是土地。也正是因为有了土的滋养,才有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才有了聚村而居、与世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根源。乡土社会的本质不是别的,而正是这种“土气”。

  

  前言

  

  文章取题“以乡土的名义”,自然指的是文学以乡土的名义——阐释中国最深最广处的荒凉大地,演绎荒凉大地上最原始最矛盾的风情人物,钻营风情人物中最蒙昧最质朴的心路历程。

  乡土文学藉以乡土的名义,饱含感情书写乡间生死以及乡村文化场域中的国民的病态灵魂,极尽全力或用理性精神透析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寻找潜隐的文化病根;或隐匿苦难,用理想主义的笔法营造乌托邦,渐进自然,抒写出一个乡间纯美的宗法制农村,黄老哲学影响写作者的惨淡经营。(1)其实,简单地说,也就是直入乡土中国腹地,启蒙其蒙昧处,批判其愚昧处,悲悯其苦难处,痛哀其冷漠处,抒发其浪漫处。然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路径中,这些流脉或渐渐式微,或发展畸形——在下文的叙述中,我们会看到作为社会存在,政治(国家的文化体制、执政党的文化政策、意识形态)、经济(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物化”所带来的平庸化)、军事(现代战争)以怎样的强势力量,强暴干预。在内,以影响唯一重要的变量“人”——束缚精神,培养积习,来完成对“乡土”的谋杀;于外,则用强力,使建构在乡土之上的文学畸形——固定模式,单一话语,或市场操作其运行规则。(文学始终在繁复错杂的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而这种弱势地位会在下文的叙述中得到立体的、饱满的呈现。)乡土中国的大地上,绽放出怎样的“地之花”,孕育出如何的“地之子”,委实要寻根溯源到乡土中国千百年来最真实的土壤中去。

  

  黄河与长江

  

  黄河与长江,两条大河千年来流淌不息,沿河土地肥美,地势平坦,气候温和,最初的中国人进化于此地。人如蝼蚁,在大片土地上开始最原始的耕作,土和泥沾染双手。由最初的惧怕崇拜自热,构造神话,到迷信怪力乱神,而后群居行动,社会形成。现在回望最原始的历史源头,这两条大河作为地理和文化上的标识,影响了中国五千年。(2)人民沿河安营扎寨,聚居成村落。

  在文化心理和社会风俗上,由血缘集结而成村落,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天地祭拜,安土重迁。宗法制农村在最初时就已埋下伏笔,慢慢滋生,如同紧密网络,在自然的威力面前,集结人力进行生产与抵抗;而在生产力不断上升和发展后,深入乡村的宗法思想和体制如毒入骨髓,开始束缚人力,压制自由,扼杀人性,排挤活力,蒙昧由生。五四乡土小说写实派,以文化批判的启蒙角度,进行“思想革命”,对“乡土”深刻批判:“看客”的冷漠愚昧(鲁迅《示众》),家长的权威暴行(王鲁彦《屋顶下》),以“典妻”、“冲喜”、“借生”、“水葬”、“冥婚”为代表的诸多乡间蠢事(台静农《蚯蚓们》、柔石《为奴隶的母亲》、王鲁彦《菊英的出嫁》、蹇先艾《水葬》)。殊不知,乡土文学这一支的批判对象在村落形成之时,其实就已然滋生。

  在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上,村落在内陆河岸形成,沿河聚居,进行农业生产,兴修水利,需大批人力集结;加之地势平坦,位置中原之地,无外力频繁骚扰,亦无海洋贸易往来,人民安土重迁,缺乏自由活力,专制制度容易形成。中央集权封建制度逐步确立。在修筑宏大工程的过程中,中央集权专制控制乡村,压制个体,层层权力递加压迫,而农民恰恰处于链条最底层:进行耕作而无地,地主成为其对立面的有产阶级,农民无法享受资源,始终处于蒙昧无权势与资本的状态——这就塑造了中国千百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的愁苦表情。

  然而,更为悲哀和致命的是,在经济结构上,与宗法封建制相匹配的以农村为载体的自然经济占据中国两千年,根深蒂固,使生产力处于静止状态,朝代的更替始终处于轮回状态:一个朝代经过数十年或百年的积累而成的思想结晶或体制试验,总被下一个朝代砸碎毁灭,而新朝代伊始,一切又是从头再来。这样一来,无论是思想文化、政治体制还是社会结构上,中国始终处于轮回状态。这也解释了自秦朝帝制以来,中国就已然定形。排斥外界而导致中国成为“异数中的异数”。近现代启蒙者面对国民,感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无力感,正是对乡间人物的无奈回应。

  面对西方的启蒙,让乡土文学的写作者们暴露在如此深广和扎实的乡间愚昧之前。“城市化”和“现代化”从来就不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之中。市场贸易直至宋代才属于非常小的一支。一直到明清面对外来者,自然经济仍在顽固瓦解资本主义萌芽,扼杀资本主义之壮大。到了当代,中国的核心问题仍在乡间。换句话说,悲哀的是,两千年的中国大地上,上至天子、诸侯、官员,中止士大夫地主乡绅,下至农民,始终在宗法与封建的内外强力下生存,也就是说中国好似一个体制森严的大农村,城市化始终没有,更别说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形成的启蒙。五四时期启蒙者所批判乡间的种种积习,人格的劣根性,当有内外合力导致如此。从最早的中国人在河岸扎根,到社会、国家形成,由地理、环境、政治、经济以及初民最早的信仰导致千百年来中国稳定的乡土性。商业化城市从未出现。中国背负最重,体味艰辛最深,在生活的弓箭上弯曲最大的,恰是最广大的农民,是他们主要构成了乡土中国。可恨可悲可怜的愚昧性格和顽冥不化的民族劣根性——广大农民身上的痼疾,呈现在乡土作家们面前。

  我无意厘清“被启蒙者”需要“启蒙”之原因的合理性,我想说明的是,呈现在乡土文本中的“土气息,泥滋味”和它蕴含的种种美与丑是如何从远方流入作者和读者的视野的。而这尤为关键,拥有上下五千年历史的乡土中国在近代来临以前自视为世界之中心,并且也确实是世界轴心文明之一。大陆型农耕文明不出意料的成为大一统文化,王朝固步自封,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导致乡村文化畸形。由于缺乏异质文化并存的观念,中国俨然如一个未受外力滋养的自给自足的健壮的生物体,其它地域文化未真正影响中国的一切,中国文化的传播方式处于由内向外,单向性辐射,形成中华文化圈,难以接受新质,或者对少有的异质文化进行面目全非的同化和改造。而当乡土中国进入“现代化”语境,“现代性”与“传统性”发生前所未有的冲击,黔之驴见到完全异类的生物体——进而带来的革命性变革,我们对它的考察的目光不能不追溯到乡土中国的原点。这样一来,世界范围内的落差在被黄仁宇称之为“大历史”观的场域中,被大大拉大了——当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兴起,大革命倡导被当今认为是普世价值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美丽诱人口号时,中国的农民们仍在两河流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草屋中祭拜天地祈祷有个好收成;然有力而强者,仍在操纵乡间,生死场中的阴谋不断上演。

  

  “现代化”进入乡土中国

  

  及至近代,西方已成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亟需扩张市场掠夺劳动力,政治上占有殖民地捞取特权以支持其经济利益,文化信仰上基督教传教士也开始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乡土中国一直在轮回静止地发展,而西方以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推动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在不断出现新的变化,资产阶级一直上升,并最终成为统治阶级。伴随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结果是现代化启程:生产工具的革新,对自然的征服,都市的扩张,利益的最大化。而当闭关锁国的乡土中国进入西方的视野时,一个更为重要的变化呈现在历史面前,那就是传统的乡土中国踏入现代化的进程之中。

  说到“现代化”,我想,摆在人类面前的诸多选项中,最重要的就莫过于它了。“现代化”(下文不再标引号)蕴涵很多,生活生产,政治体制,社会结构,艺术建筑,军事管理,尖端科学……墨西哥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说,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逃避的宿命。当今世界,民族国家竞相建造成为现代化国家,在国家的层面上,现代化让整个人类世界飞速发展,只是不知这个发展的终点站是毁灭还是光明,姑且不管现代化的合法性,它带给人类和自然以怎样的改变,(3)有一点是不可置疑的——它的核心所指却只是世间的最平凡的每一个人。它影响着每个人最日常的生活。

  现代化在农耕文明中不会存在。由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迈进,参照系形成,事物有了比较,世界和人类的思维便发生革命性变化。乡土中国进入这个参照系,带来太多的阵痛。

  在经济和社会结构上,近代商业城市在乡土中国的沿海地域开始慢慢形成,中国开始出现城市化,这一进程至今仍在不断继续。城市化带来的后果是针对乡土的:伴随商业的运行,资本阶级的成长和市侩阶层的形成展现出“人”的异化;城市对环境资源的掠夺、污染和对人力资源的调配、占有;对农耕地的侵占、利用……异质文化力量的入侵导致乡土中国进行前所未有的一次再分配,社会秩序失衡,打破乡间静态的劳作。生的艰辛,死的痛苦,在农村进入现代化语境中,变得更加丰满。也正是这样,当乡土中国迎来现代化进程时,乡土文学才在两种文明的现代性冲突中,凸显其本质意义。

  而这两种文明的冲突,集中呈现在“都市”与“乡村”的对照中。乡土作家来自乡土,进入都市,“乔寓的只是作者自己”(4)而非作品。“而作者童年少年时期的乡村作为一种固定的、隐形的早期经验完整地保留在作家的记忆之中”。(5)乡土社会给作者留下强烈的“恋土情结”使部分的作家(“地之子”、自诩为“乡下人”)在进入都市后,面对具大的文化和文明的反差,第一次有了“人”的觉醒,面对崭新的生活方式,价值观亟需重构。而童年的乡村生活成为乡土作家稳态的心理结构,让他们采取以“乡下人”的生存方式对都市进行哲理性的思考(6)。“庸常”(两千年来乡土中国稳定的代代相袭的恒常不变之生存样式)与“常变”(都市—现代文明带来的日新月异的生存模式之变异)的冲击与交织,守变与应变二者的力量失衡带来的乡下人的悲剧命运,成为部分乡土作家(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浪漫派作家)的主题指向,也促使他们思考现代化带来的“物化了”的“城市文明”的另一面。

  在文化方面,新文化运动伊始,开辟一个新天地,西方价值观进入乡土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启蒙冲击。第一部分说过在进入现代化语境之前,整个中国是乡土性的。而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先驱者们,自然把启蒙的对象放到中国最广大的乡间。乡土文学的理论者强调“强烈的地方趣味”正是“世界文学”的重要部分。这促使作家把目光下意识地转向乡土中国的广大农民,书写与发掘独特地域文化及其特有的乡风民俗所蕴含的文化要义。从整体上把握乡土中国的乡村文化形态和气质。也正是在这其中,乡土文学的启蒙性才大大的展开。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乡土小说作家,不论他们自身来自哪一个社会阶层,都没有把“堕落的社会上层”纳入启蒙对象之内,也从来没有在“肉食者”们身上寄予过什么希望,凡是隶属“上层”的人物在“五四”乡土小说中大都被放置在启蒙的对立面,并使其显得鄙俗不堪。“五四”乡土小说的启蒙对象有着严格的阶级界别,它只包含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劳动者,也就是鲁迅所说的“被损害被侮辱的人们”。

  乡土小说的部分作家(以鲁迅、茅盾为代表)面对广大农民身上的痼疾——可恨可悲可怜的愚昧性格和顽冥不化的民族劣根性,而采取文化批判和启蒙。这一脉的“五四”乡土小说,带着强烈的社会批评色彩,“偏重于社会权利结构的两大阵营的正面冲突,揭示乡间生死的冷酷与无奈,农民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匮乏,“阶级斗争”逐渐成为他们结构小说的骨架”(7)——笔者认为这种悄然的转变为“左翼”乡土文学甚至建国后受政治干预的单一文学模式的写作埋下了不良的种子,政治意识形态的内涵被不自觉地赋予在文本之中,政治的强力在党派权力斗争中潜移默化地干预了文学。

  “五四”时期另一脉的乡土文学则是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田园诗风”的散文化小说把“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8)发挥到极致。这一脉的乡土小说如果从启蒙角度来看,是绝对没有在“五四”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双重观念烛照下的乡土写实派有力的。但是它从老庄哲学的“出世”的角度,采取回避现实的态度,营造出一个乌托邦似的乡村,没有阶级压迫和剥削,没有等级意识的朴素自然的境界,宛如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昔时,这个“世外桃源”为中国古代士大夫筑了一个“巢”,一个精神家园,掩护他们与虚伪、丑恶划清界限,得到休息和逃避;而今,这个在乡土作家笔下的“世外桃源”则试图挖掘乡土中国的人性美与人情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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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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