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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

更新时间:2011-07-29 01:48:19
作者: 梁启超  

  

  (1921年10月10日)

  

  今日天津全学界公祝国庆,鄙人得参列盛会,荣幸之至。

  我对于今日的国庆,有两种感想:第一,是辛亥革命之意义;

  第二,是十年双十节之乐观。请分段说明,求诸君指教。

  “革命”两个字,真算得中国历史上的家常茶饭,自唐虞三代以到今日,做过皇帝的大大小小不下三四十家,就算是经了三四十回的革命。好象戏台上一个红脸人鬼混一会,被一个黄脸人打下去了;黑脸人鬼混一会,又被一个花脸人打下去了。拿历史的眼光看过去,真不知所为何来。一千多年前的刘邦、曹操、刘渊、石勒是这副嘴脸,一千多年后的赵匡胤、朱元璋、忽必烈、福临也是这副嘴脸。他所走的路线,完全是“兜圈子”,所以可以说是绝无意义。我想中国历史上有意义的革命,只有三回:第一回是周朝的革命,打破黄帝、尧、舜以来部落政治的局面;第二回是汉朝的革命,打破三代以来贵族政治的局面;第三回就是我们今天所纪念的辛亥革命了。

  辛亥革命有甚么意义呢?简单说:

  一面是现代中国人自觉的结果。

  一面是将来中国人自发的凭借。

  自觉,觉些甚么呢?

  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

  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

  第一件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觉,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觉。这两种精神,原是中国人所固有;到最近二三十年间,受了国外环境和学说的影响,于是多年的“潜在本能”忽然爆发,便把这回绝大的自觉产生出来。

  如今请先说头一件的民族精神。原来一个国家被外来民族征服,也是从前历史上常有之事,因为凡文化较高的民族,一定是安土重迁,流于靡弱,碰着外来游牧慓悍的民族,很容易被他蹂躏。所以二三千年来世界各文明国,没有那一国不经过这种苦头。但结果这民族站得住或站不住,就要看民族自觉心的强弱何如。所谓自觉心,最要紧的是觉得自己是“整个的国民”,永远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例如犹太人,是整个却不是国民;罗马人是国民却不是整个;印度人既不是国民更不是整个了。所以这些国从前虽然文化灿烂,一被外族征服,便很难爬得转来。讲到我们中国,这种苦头,真算吃得够受了。自五胡乱华以后,跟着甚么北魏咧,北齐咧,北周咧,辽咧,金咧,把我们文化发祥的中原闹得稀烂。后来蒙古、满洲,更了不得,整个的中国,完全被他活吞了。虽然如此,我们到底把他们撵了出去。四五千年前祖宗留下来这分家产,毕竟还在咱们手里。诸君别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很容易啊!请放眼一看,世界上和我们平辈的国家,如今都往那里去了?现在赫赫有名的国家,都是比我们晚了好几辈。我们好象长生不老的寿星公,活了几千年,经过千灾百难,如今还是和小孩子一样,万事都带几分幼稚态度。这是什么原故呢?因为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觉悟,觉得我们这一族人象同胞兄弟一般,拿快利的刀也分不开;又觉得我们这一族人,在人类全体中关系极大,把我们的文化维持扩大一分,就是人类幸福扩大一分。这种观念,任凭别人说我们是保守也罢,说我们是骄慢也罢,总之我们断断乎不肯自己看轻了自己,确信我们是世界人类的优秀分子,不能屈服在别的民族底下。这便是我们几千年来能够自立的根本精神。民国成立前二百多年,不是满洲人做了皇帝吗?到了后来,面子上虽说是中国人被满洲人征服,骨子里已经是满洲人被中国人征服,因为满洲渐渐同化到中国,他们早已经失了一个民族的资格了。虽然如此,我们对于异族统治的名义,也断断不能忍受。这并不是争甚么面子问题,因为在这种名义底下,国民自立的精神总不免萎缩几分。所以晚明遗老象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张苍水这一班人,把一种极深刻的民族观念传给后辈,二百多年,未尝断绝。到甲午年和日本打一仗打败了,我们觉得这并不是中国人打败,是满洲人拖累着中国人打败。恰好碰着欧洲也是民族主义最昌的时代,他们的学说给我们极大的激刺,所以多年来磅礴郁积的民族精神,尽情发露,排满革命,成为全国人信仰之中坚。那性质不但是政治的,简直成为宗教的了。

  第二件再说那民主精神。咱们虽说是几千年的专制古国,但咱们向来不承认君主是什么神权,什么天授。欧洲中世各国,都认君主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君主的所有物。咱们脑筋里头,却从来没有这种谬想。咱们所笃信的主义,就是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拿一个铺子打譬,人民是股东,皇帝是掌柜;股东固然有时懒得管事,到他高兴管起事来,把那不妥当的掌柜撵开,却是认为天经地义。还有一件,咱们向来最不喜欢政府扩张权力,干涉人民,咱们是要自己料理自己的事。咱们虽然是最能容忍的国民,倘若政府侵咱们自由超过了某种限度,咱们断断不能容忍。咱们又是二千年来没有甚么阶级制度,全国四万万人都是一般的高,一样的大。一个乡下穷民,只要他有本事,几年间做了当朝宰相,并不为奇;宰相辞官回家去,还同小百姓一样,受七品知县的统治,法律上并不许有什么特权。所以政治上自由、平等两大主义,算是我们中国人二千年来的公共信条。事实上能得到甚么程度,虽然各时代各有不同,至于这种信条,在国民心目中却是神圣不可侵犯。我近来常常碰着些外国人,很疑惑我们没有民治主义的根柢,如何能够实行共和政体。我对他说,恐怕中国人民治主义的根柢,只有比欧洲人发达的早,并没比他们发达的迟;只有比他们打叠的深,并没比他们打叠的浅。我们本来是最“德谟克拉西”的国民,到近来和外国交通,越发看真“德谟克拉西”的好处,自然是把他的本性,起一种极大的冲动作用了。回顾当时清末的政治,件件都是和我们的信条相背,安得不一齐动手端茶碗送客呢?

  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知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但主义虽然全同,手段却有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不跑。两派人各自进行,表面上虽象是分歧,目的总是归着到一点。一面是同盟会的人,暗杀咧,起事咧,用秘密手段做了许多壮烈行为;一面是各省咨议局中立宪派的人,请愿咧,弹劾咧,用公开手段做了许多群众运动。这样子闹了好几年,牺牲了许多人的生命财产,直到十年前的今日,机会凑巧,便不约而同的起一种大联合运动。武昌一声炮响,各省咨议局先后十日间,各自开一场会议,发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占铺产的掌柜,便乖乖的把全盘交出,我们永远托命的中华民国,便头角峥嵘的诞生出来了。这是谁的功劳呢?

  可以说谁也没有功劳,可以说谁也有功劳。老实说一句,这是全国人的自觉心,到时一齐迸现的结果。现在咱们中华民国,虽然不过一个十岁小孩,但咱们却是千信万信,信得过他一定与天同寿。从今以后,任凭他那一种异族,野蛮咧,文明咧,日本咧,欧美咧,独占咧,共管咧,若再要来打那统治中国的坏主意,可断断乎做不到了。任凭甚么人,尧舜咧,桀纣咧,刘邦、李世民、朱元璋咧,王莽、朱温、袁世凯咧,若再要想做中国皇帝,可是海枯石烂不会有这回事了。这回革命,就象经过商周之间的革命,不会退回到部落酋长的世界;就象经过秦汉之间的革命,不会退回到贵族阶级的世界。

  所以从历史上看来,是有空前绝大的意义,和那红脸打倒黑脸的把戏,性质完全不同。诸君啊,我们年年双十节纪念,纪念个甚么呢?就是纪念这个意义。为甚么要纪念这个意义?为要我们把这两种自觉精神越加发扬,越加普及,常常提醒,别要忘记。如其不然,把这双十节当作前清阴历十月初十的皇太后万寿一般看待,白白放一天假,躲一天懒,难道我们的光阴这样不值钱,可以任意荒废吗?诸君想想啊!

  我下半段要说的是十年双十节之乐观。想诸君骤然听著这个标题,总不免有几分诧异,说是现在人民痛苦到这步田地,你还在那里乐观,不是全无心肝吗?但我从四方八面仔细研究,觉得这十年间的中华民国,除了政治一项外,没有那一样事情不是可以乐观的。就算政治罢,不错,现时是十分悲观,但这种悲观资料,也并非很难扫除,只要国民加一番努力,立刻可以转悲为乐。请诸君稍耐点烦,听我说明。

  乐观的总根源,还是刚才所说那句老话:“国民自觉心之发现。”因为有了自觉,自然会自动;会自动,自然会自立。

  一个人会自立,国民里头便多得一个优良分子;个人人会自立,国家当然自立起来了。十年来这种可乐观的现象,在实业、教育两界,表现得最为明显。我如今请从实业方面举几件具体的事例;宣统三年,全国纺纱的锭数,不满五十万锭;

  民国十年,已超过二百万锭了。日本纱的输入,一年一年的递减,现在已到完全封绝的地步。宣统三年,全国产煤不过一千二三百万吨;民国十年,增加到二千万吨了。还有一件应该特别注意的,从前煤矿事业,完全中国人资本,中国人自当总经理,中国人自当工程师,这三个条件具备的矿,一个也没有,所出的谋,一吨也没有;到民国十年,在这条件之下所产的煤四百万吨,几乎占全产额四分之一了。此外象制丝咧,制面粉咧,制烟咧,制糖咧,制盐咧,农垦咧,渔牧咧,各种事业,我也不必列举统计表上许多比较的数目字,免得诸君听了麻烦,简单说一句,都是和纱厂,煤矿等业一样,有相当的比例进步。诸君试想,从前这种种物品,都是由外国输入,或是由外国资本家经营,我们每年购买,出了千千万万金钱去胀外国人,如今挽回过来的多少呢?养活职工又多少呢?至如金融事业,宣统三年,中国人自办的只有一个大清银行,一个交通银行,办得实在幼稚可笑;说到私立银行,全国不过两三家,资本都不过十万以内。全国金融命脉,都握在上海、香港几家外国银行手里头,捏扁搓圆,凭他尊便。到今民国十年,公私大小银行有六七十家,资本五百万以上的亦将近十家,金融中心渐渐回到中国人手里。象那种有外国政府站在后头的中法银行,宣告破产,还是靠中国银行家来救济整理,中国银行公会的意见,五国银行团不能不表相当的尊重了。诸君啊,诸君别要误会,以为我要替资本家鼓吹。现在一部分的资本家,诚不免用不正当的手段,掠得不正当的利益,我原是深恶痛恨;而且他们的事业,也难保他都不失败。但这些情节,暂且不必多管。我总觉得目前这点子好现象,确是从国民自觉心发育出来:“中国人用的东西,为什么一定仰给外国人?”这是自觉的头一步;“外国人经营的事业,难道中国人就不能经营吗?”这是自觉的第二步;“外国人何以经营得好,我们从前赶不上人家的在什么地方?”这是自觉的第三步。有了这三种自觉,自然会生出一种事实来,就是“用现代的方法,由中国人自动来兴办中国应有的生产事业。”我从前很耽心,疑惑中国人组织能力薄弱,不能举办大规模的事业。近来得了许多反证,把我的疑惧逐日减少。我觉得中国人性质,无论从那方面看去,总看不出比外国人弱的地方;所差者还是旧有的学问知识,对付不了现代复杂的社会。即如公司一项,前清所办的什有八失败,近十年内却是成功的成数比失败的多了。这也没甚么稀奇,从前办公司的不是老官场便是老买办,一厘新知识也没有,如今年富力强的青年或是对于所办事业有专门学识的,或是受过相当教育常识丰富的,渐渐插足到实业界,就算老公司里头的老辈,也不能不汲引几位新人物来做臂膀。简单说一句,实业界的新人物新方法,对于那旧的,已经到取而代之的地位了。所以有几家办得格外好的,不惟事事不让外国人,只有比他们还要崭新进步。刚才所说的是组织方面,至于技术方面,也是同样的进化。前几天有位朋友和我说一段新闻,我听了甚有感触,诸君若不厌麻烦,请听我重述一番。据说北京近来有个制酒公司,是几位外国留学生创办的,他们卑礼厚币,从绍兴请了一位制酒老师傅来。那位老师傅头一天便设了一座酒仙的牌位,要带领他们致敬尽礼的去祷拜。这班留学生,自然是几十个不愿意,无奈那老师傅说不拜酒仙,酒便制不成,他负不起这责任,那些留学生因为热心学他的技术,只好胡乱陪著拜了。后来这位老师傅很尽职的在那里日日制酒,却是每回所制总是失败;一面这几位学生在旁边研究了好些日子,知道是因为南北气候和其他种种关系所致,又发明种种补救方法,和老师傅说,老师傅总是不信。后来这些学生用显微镜把发酵情状打现出来,给老师傅瞧,还和他说明所以然之故,老师傅闻所未闻,才恍然大悟的说道:“我向来只怪自己拜酒仙不诚心,或是你们有什么冲撞,如今才明白了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从此老师傅和这群学生教学相长,用他的经验来适用学生们的学理,制出很好的酒来了。这段新闻,听著象是琐碎无关轻重,却是“科学的战胜非科学的”真凭实据。又可见青年人做事,要免除老辈的阻力而且得他的帮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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