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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芸:汉娜·阿伦特:不可原谅的独立

更新时间:2011-07-25 21:12:52
作者: 张芸  

  与阿伦特一样,他的家庭也是融入德国社会的犹太家庭。1933年纳粹上台后,他们先后逃到巴黎。由于性格不和,彼此越来越陌生,终于在巴黎分手了。在巴黎,汉娜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亨利希·布吕希尔。布吕希尔出身贫寒,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但通过自学掌握了大量知识。汉娜·阿伦特与他可以就许多问题畅谈和争论。她被他善良的性格和独立的思想吸引。1940年在法国流亡期间,汉娜与斯特恩离婚,嫁给了布吕希尔,汉娜与他相濡以沫几十年,直至1970年布吕希尔辞世。汉娜·阿伦特是个很有魅力的女子,布吕希尔去世后,美国诗人奥登向64岁的汉娜求婚,汉娜拒绝了这一求婚。

  阿伦特的主要思想著作都是她流亡到美国之后完成的。汉娜·阿伦特是犹太人,20世纪犹太人在德国、在欧洲、在全世界的命运促使她从哲学的角度对政治进行思考。她的思考的利刃不仅用来剖析迫害者纳粹和由纳粹所体现的恶上,也落在受迫害者犹太人身上。阿伦特认为,她被迫离开德国流亡,这并不是她本人的过失造成的,仅仅因为她是犹太人。这就是说,她本人不必为她的被迫流亡负任何责任,而必须为她和她的同族人的流亡负责的是当时的极权政治和这种极权政治所体现的恶。与当时的许多犹太人不同,汉娜认为“当你作为一个犹太人受到攻击,那么你就应当以犹太人的名义捍卫自己”。在巴黎,阿伦特见到不少逃亡到法国的犹太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甚至有人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受到希特勒迫害这个事实感到羞愧。而原来居住在法国的犹太人则对德国逃来的犹太人充满了敌意。阿伦特认为,这些人都没有意识到,犹太人遭受的荼毒不是单个人的命运问题,而是一个民族的命运问题,一个政治问题。因此,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后来流亡到美国,阿伦特都积极参加犹太文化团体,积极撰写文章,阐明她对政治的思考。

  1950年,阿伦特获得了美国国籍,她用了4年时间写就的政治学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在这部著作中,她主要以纳粹政权为例,深刻地分析了极权政治的本质。阿伦特拒绝将纳粹政权与历史上的任何暴力统治相比,因为她认为,历史上的任何暴君的残暴统治都有一定的缘由,就是说,还可以从某个角度予以理解,因为历史上的暴君的凶残都是某种动机导致的结果。他们凶残,因为他们要巩固统治,要扩大疆域等等。而纳粹政权凶残的最大特征在于——它“十足的无意义”。建立集中营,剥夺几百万犹太人的生命,既不会给德国带来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任何好处,也不会因此提高德国人的国际地位。更荒诞的是,这种摧毁人类的凶残政权却恰恰是以完成“人类的历史使命”的面目出现的。谋杀计划的执行者认为,自己具有最强大的道德优势,因而,在进行谋杀的过程中可以免受良心的责罚。阿伦特对这种极权政治的拥戴者的心理也进行了透视,认为他们是一种精神上“无故乡的人”——以简单的标语、口号为表征的意识形态将这些人联系了起来,而并非一个稳固的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共同体。换言之,阿伦特认为,真正对极权政治拥戴的人,是一群因没有思想、没有精神故乡而聚集在某一意识形态之下的乌合之众。而如果有人追究起他们的非人道罪行,这些乌合之众肯定会异口同声地说:“不是我们干的。”

  阿伦特最喜欢的德语作家是卡夫卡。她认为,卡夫卡用文学的手法表现了与她的政治思想相一致的主题:一个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在极权势力占绝对优势的政治条件下的生存状况。上个世纪40年代初,阿伦特刚到美国时,卡夫卡还几乎不为美国读书界所知。她则利用一切机会推荐卡夫卡的作品,以至于她的朋友们以为卡夫卡是阿伦特最好的朋友。有一次,在阿伦特举办的晚会上有人问,卡夫卡今天来了吗?

  1949年,阿伦特再次回到欧洲,她在瑞士的巴塞尔见到了老师雅斯培斯,师生间马上就恢复了十几年前的坦诚交流。阿伦特认为他们“彼此之间非常信任,大家都清楚,没有什么能够损害这种信任”。在这次谈话中,阿伦特第一次向雅斯培斯承认了她与海德格尔24年前的私人关系。但去不去见海德格尔,阿伦特犹豫了很长时间。阿伦特在美国的一篇关于海德格尔的论文里,称他为“最后一位浪漫派”。也许是这位“浪漫派”依旧散发着魅力,1950年2月,阿伦特几经犹豫,还是在德国福莱堡见到了海德格尔。这次见面后,阿伦特承认,她曾一度与海德格尔断绝了一切关系,但并非因为海德格尔有过与纳粹政权合作的劣迹,而是因为她自己内心深处的“傲气”。

  《极权主义的起源》这本深刻剖析极权政治的书为汉娜·阿伦特奠定了在学术界的声誉。阿伦特随后写的《行动人生》和《关于革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人类行为与社会的关系。在《行动人生》中,阿伦特认为,一个人行为的价值,在于他是否创造了一些持久的东西为一个共同的世界添砖加瓦。从50年代起,美国许多大学,诸如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纽约大学布鲁克林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等著名学校先后邀请阿伦特去讲授政治学。阿伦特讲课时喜欢抽烟,她善于启发,思路清晰,是一位非常受思想活跃的大学生欢迎的老师。她对学生们的成长倾注了极大心血,为学生们的每一点进步而由衷地高兴,而学生们也积极主动地配合阿伦特上课,阿伦特很得意地向朋友们介绍她的学生们:“他们做的比我要求的还要多。”

  1962年,以色列间谍将纳粹分子埃希曼从南美洲绑架回以色列,以色列法庭对之进行审判。阿伦特对这个事件极为重视,主动向《纽约人》杂志提出,希望该杂志能够资助她去以色列旁听这次审判,她愿意为该杂志写专稿。阿伦特的请求马上得到了杂志社的赞同。

  阿伦特旁听了审判的全过程,并认真阅读了大量案件的卷宗。埃希曼被判处死刑,这一点阿伦特一点都不觉得意外,使她感到意外的是,埃希曼,这个她眼中的恶的象征更改了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对恶的看法。阿伦特认为,埃希曼在法庭上的表演与小丑的表演没有什么两样,十分平庸,无深度可言。如果将以埃希曼为代表的恶看得过于强大,实际上是对这种恶的一种美化。审判结束后,不少人在等着读阿伦特写的专稿。

  专稿的出版引起了轩然大波。既然恶那么平庸,那么它又何以在纳粹政权下畅通无阻呢?阿伦特认为,因为它有帮凶。阿伦特将向纳粹政权提供名单的犹太人委员会也作为纳粹的帮凶加以诘问。阿伦特的这篇文字触到了不少犹太人的痛处,她被不少犹太人辱骂为“没有良心”、“冷血”。一个很长的时间内,阿伦特平静的学者生活被打乱了。但无论面临什么样的谩骂,阿伦特都坚持用学理和事实来捍卫自己的观点。汉娜举例说,二战中,在德军占领期间,丹麦政府坚决拒绝强制犹太人戴上犹太人标记的行为。丹麦国王甚至宣布,如果逼迫犹太人戴上犹太标记,他自己就第一个戴上。面对这样坚定的回击,纳粹跋扈蛮横的气焰马上就土崩瓦解了——正是这样的事实,使不少犹太人也觉得难堪。

  汉娜·阿伦特对国家主义思潮怀有很高的警惕性,她认为,犹太国家主义与任何形式的国家主义一样都会给人类带来不幸。汉娜在以欧洲文化为背景的德国文化中成长,她认为自己的文化倾向是德国的,但汉娜却不愿、也无意将自己看成是德意志民族的一员。19-20世纪,犹太人因在欧洲的许多国家遭受荼毒,不得不离开欧洲,回到祖先居住的巴勒斯坦地区。受当时欧洲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潮的影响,不少犹太人主张建立属于犹太人自己的国家。汉娜认为,犹太人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居住地,但反对建立犹太国家。上个世纪40年代,流亡美国的汉娜认为,如果成立了犹太人的国家,必然造成巴勒斯坦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不和。而且犹太国家很容易成为世界上的一些大国,如英美等国的附庸,一旦造成这种情况,巴勒斯坦地区将永无宁日。当今中东地区的局势,证明了汉娜·阿伦特当初的预见。

  1975年12月4日,汉娜·阿伦特因患心肌梗塞在纽约家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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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物》200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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