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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健勇:中国模式的神话——市场列宁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联姻

更新时间:2011-07-21 13:10:32
作者: 岳健勇  

  但如果美国为纠正全球失衡而采取抑制过度消费和振兴出口的战略产业政策,中国又将如何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再者,就东亚地缘政治形势而言,“中国崛起”并没有导致美中之间发生所谓的“权力转移”(power shift),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及其同盟体系丝毫未受影响;相反,美国对华战略遏制态势却有增无减,中国在东亚地缘战略上反而处于更大的劣势。有鉴于此,对全球化如此热衷的中国还能享有多长时间的“和平发展”?!

  为什么造就了中国经济“成功”的国际体系最终反而可能摧毁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发展的条件:内部整合还是外部整合?

  

  中国虽然保持了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迄今依然是个相对贫穷的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13]。发展涉及多方面经济和人文社会指标,国际学术界在发展的定义上一直存有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发达国家不存在发展问题,因为发达国家全部是高度工业化的福利国家或福利社会。发展问题之所以为发展中国家所特有,是因为发展涉及两大根本性问题:消除贫困和工业化。

  新古典派经济学家往往用1980年代以来全球贫困人口的减少,来证明全球化在促进发展上的功效[14]。然而,全球减贫主要来自中国的贡献,撇除中国这一特殊变量后,全球贫困人数则高于以往,这说明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从全球化中获益,全球化使全球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了。那么,中国何以能成为例外?在工业化方面,当今的发达国家,尤其是大国,无一在其经济起飞阶段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无一不是通过产业、贸易和技术政策等保护主义措施推动本国幼稚工业的发展、实现赶超的[15]。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国家尚未完成工业化之前大规模推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这在大国崛起的历史上并无先例,中国难道是个成功的例外吗?

  就消除贫困而言,作为整体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似乎证明了自由主义全球化(liberal globalization)的功效,数亿人口在短短30年时间里脱离了极端贫困的状态,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的确取得了惊人的发展成就。然而,这一成就却无法掩盖中国内部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发展失衡,特别是少数人剥夺多数人,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好处据为己有的事实。中国迄今依然有多达1.5亿人处于赤贫状态[16],一些地区农民工工资近十年没有增加,甚至有不少已脱贫的农户又开始“返贫”[17]。

  盛行于1950-60年代拉美国家的著名左翼理论依附论(dependency theory),用“不发展”(underdevelopment)来描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贫富差距的扩大。中国的“不发展”则体现在内部而不是外部,中国早在1990年代末就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加入世贸以后,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到2010年时,基尼系数实际上已突破0.5,社会关系极度紧张[18]。就这一点而言,中国通过经济增长对外展示的发展成就,恰恰是建立在内部不发展(internal underdevelopment)的基础上。

  从发展的另一项重要指标——工业化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伴随工业化的快速进步,中国不但严重依赖技术引进,而且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还在扩大,这与仅仅用了一代人时间就实现赶超和工业化的东亚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state)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现代化绕不开工业化的阶段;而且,消除贫困所依赖的经济增长也离不开工业化的快速进步,这是发展的内涵所决定的。然而,与早期西方工业化国家通过快速工业化推动经济增长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工业化之间呈现某种脱节,经济增长不是来自工业化的推动,而是仰仗经济自由化——即全球化之功。自由主义全球化,或曰外部整合,是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罗伯特·魏德(Robert Wade)区别了两类导致全然不同发展模式的整合方式:内部整合(internal integration)和外部整合(external integration)。魏德认为,发展从本质上讲就是内部整合。内部整合不单单指国内市场的统一,还包括建立产业部门之间的密切关联,以及稳定和谐的社会关系。连结后两者的纽带是对劳动者境遇的关怀。在高度内部整合的经济体中,工人的工资不仅仅是生产成本,也是消费的来源。工资水平的确立是劳资双方谈判的结果,为发展之目的,国家须要为劳动者的权利提供制度保障。在这样的制度结构下,内部整合有助于劳资之间建立“阶级联盟”(class alliance),而建立在内部整合基础上的经济体也必然是内需主导的(经济规模过小的国家除外)。

  对于高度外部整合的经济体来说,情况则刚好相反,工人工资仅仅是生产成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向全球市场出口,这种纯粹外向型的经济结构不但难以形成国内产业部门之间的密切关联,还会因对劳工的过度压榨造成尖锐的阶级冲突。魏德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外部整合不会自动推动内部整合,甚至会令内部整合趋向恶化。因此,恰当的发展战略是在内部整合和外部整合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即实行比较优势和进口替代的结合[19]。

  魏德对这两类不同整合方式的区分,对于研究后发国家的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那就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有赖国家在推动经济和产业成长的同时兼顾社会公正。大量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政治结构之间不存在正相关;发展则不同,工业化首先需要内部整合,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必须依靠强大的国家(strong state)来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推动产业振兴和工业化的发展[20]。社会公正则为本国工业化发展提供着相对充足的内需。社会公正不是来自强大国家的恩赐,而是来自能够对国家权力的扩张形成有力制约的政治法律制度。处在赶超阶段的国家不一定必须是民主政体,但国家权力必须受到节制,国家不能随意侵犯私人领域,必须保护私有产权、容纳公民社会,允许一定程度的媒体自由,保障司法独立、建立法治,甚至一定程度上建立福利国家。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德国有组织的资本主义(organized capitalism)、还是东亚发展型国家的权威资本主义(authoritarian capitalism),都是专制型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以及随后的民主转型的典范。由此可见,发展本身即蕴含着对现存体制适时进行开明政治改革的内在要求。问题在于,从发展的路径依赖可知,后发国家发展模式的选择受到现存政治制度的极大制约,坚持对权力绝对垄断的列宁主义党国体制从根本上对发展构成了制度性排斥。

  

  地方自足:内部整合的制度障碍

  

  进口替代是发展中国家建立现代工业的基础,为此首先需要实现国内市场的统一。与这一目标相适应,比较优势更多地不应体现在贸易政策上,而应成为国家促进国内市场统一的首要政策工具。国家根据各地资源禀赋的差异使区域比较优势在一国之内得到充分发挥,是实现本国产业振兴所必需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实现充分竞争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基本前提。中国的问题在于,比较优势政策在国内难以贯彻,这是毛泽东时代在政治结构和经济体制上留下的制度遗产。地方自足(regional autarky)是毛时代为应对设想中的大规模战争而做出的制度安排,中央以下各级行政区域内部均建立了基本相似的完整的产业结构,其结果是造成资源的极大分散和浪费,并附带削弱了中央计划当局的权力。

  毛时代结束后,中国的经济改革比苏联相对要容易得多,部分是因为中国的计划当局远没有苏联的强大,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在科学设计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产业间分工协作以及组织管理上比中国要先进得多,因而,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和产业素质要远远高于中国。当然,苏联经济体制的致命缺陷是,高度集权于中央的计划经济虽然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建立起以军事重工业为基础的现代工业部门,却无法建立能够长期自我维系的强大的民用技术工业基础,最终也无法支持倾国家之力建立起来的军工部门。

  地方自足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正统计划经济的离经叛道,它的好处是能够迅速激发出更大的经济活力。问题是,中国计划体制下形成的相对较大的地方自主性(local autonomy),却造成中国产业素质低下,而且,地方官僚部门比之中央机构更加短视和急功近利,因而,在实行市场化改革后很难形成“地方性发展型模式”(local developmental-state)[21]。中国在1970年代末开始推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下放权力给地方。地方自足的经济结构使得地方当局通过直接控制本地的企业和资源获得了巨大权势。邓小平对市场化改革的支持和决心、以及权力下放后地方官员为捍卫既得利益而支持改革所形成的合力,在1992年邓南巡后迅速瓦解了旧的计划经济体制。

  但是,取而代之的并不是统一的市场体系的建立,而是更加严重的市场分割。1994年实施的旨在加强中央财政集权的分税制改革,也丝毫没有改变这一特征。这是因为在政治体制不能触动的情况下,中央只能通过对组织人事大权的垄断来控制地方,但同时中央又必须依靠各级官员来完成下达的经济指标。于是,与之相应的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制度促使地方官员加强对本地资源的控制和保护,通过扩大企业规模、而不是培养竞争性的产业,来巩固地方当局的政治权力。这就造成了大量毫无必要的重复建设,加剧了全国范围的产能过剩[22],以及地区之间严重的产业雷同[23],对内部整合形成了难以克服的政治障碍。

  

  发展战略的错位:出口导向与投资自由化的奇怪结合

  

  赵紫阳在1980年代主持经济工作时曾强调不能盲目追求发展速度,而应优先考虑社会整体效益,使人民切实得到实惠[24]。但赵紫阳当时对中国列宁主义党国体制的弊端认识尚浅,也没有推动政治改革的资望和实力[25]。对于中国应取何种发展战略,他的基本思路是倾向于外部整合[26]。

  1989年事件后,政治改革被彻底排斥出局,经济改革也大部停顿,经济在治理整顿中低速增长,虽然通货膨胀被成功制服,但国有企业出现大量三角债和经营困难。1992年初,为捍卫其改革遗产,邓小平向党内左派势力发起全面反击。邓在南巡讲话中明确主张发展外向型市场经济,并强调必须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否则将出现政治问题[27]。这两点是邓南巡讲话的关键所在。前者表明邓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之后[28],再次回到赵紫阳外部整合的发展思路上,后者则表明邓在苏东事变后决心通过经济增长的政治化,来解决传统意识形态破灭后的政治合法性危机。

  1989年事件造成了空前严重的政治危机,对外关系也因西方制裁而面临僵局。为打破外交困局,中国加快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并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市场开放的经济自由化措施。1991年4月,中国与世贸组织的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重开复关谈判,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与美国就市场准入(market access)也展开谈判。经过九轮艰苦的谈判,双方于1992年10月10日达成谅解备忘录。中国承诺在未来3-5年内,取消大部分贸易限制;并“确认今后将不对任何产品采取进口替代措施”。

  中美市场准入谈判具有重大意义,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表面上看,中美协议仅仅涉及贸易自由化,但是废除进口替代为投资自由化埋下了伏笔。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不发展现代工业,问题是,如果舍弃自主开发,不再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所需要的技术从何而来?中国政府想当然地以为通过让出部分国内市场,就可以换取到西方跨国公司向中国转让技术,这就是所谓的“以市场换技术”的由来。为此,中国政府修改了《外资法》,大大放宽对外资股权比例和投资领域的限制,允许外方出任合资企业董事长以及外商独资经营。“以市场换技术”实际上是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合资形式变相实行进口替代,它表明中国政府把工业化的希望寄托在外资的技术转让上。

  投资自由化迎来了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高潮。与1980年代主要从事两头在外加工贸易的港台企业不同的是,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主要动机是市场占有[29]。在进入中国市场后,跨国公司即以中国企业为主要竞争对手,并没有如中方所愿转让先进技术。这是因为立足于市场控制的跨国公司不可能培植自己的竞争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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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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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领导者》总第40期(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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