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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龙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公民身份”的变迁

更新时间:2011-07-19 20:38:56
作者: 石龙洪  

  

  【内容摘要】公民身份问题的研究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近年来,公民身份的研究也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成为一个较为热门的研究课题。其中在公民身份的理论框架之内,“社会公民身份”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作为“社会公民身份”组成部分的社会权利、“社会公民身份”的成员资格问题在中国得到特别的关注。但由于公民身份是一个从西方传入的概念,需要对西方公民身份的概念、权利、社会权利等概念进行梳理,并且理清这些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内涵。同时有必要对中国“社会公民身份”的发展脉络做一个梳理,把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公民身份”的历史发展进程和中国“社会公民身份”的特点及其发展的动力。

  

  【关键词】公民身份、“社会公民身份”、社会权利

  

  一、 西方语境下“社会公民身份”的相关概念

  

  公民身份在西方尽管具有悠久的历史 ,当代英国著名社会学家 T. H. 马歇尔真正明确提出 “公民身份” 概念并且对它加以体系化。马歇尔把公民权分为三部分:民事权利(civil rights)、政治权利(politieal rights)、社会权利(social rights).民事权利是由公民自由所必须的权利组成,包括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思想和信仰自由、财产自由和订立有效契约的权利以及司法权利;政治权利是指公民在政治实践活动中的参与权,如选举权、被选举权;社会权利包括经济福利、安全的权利和分享社会财富的权利,并根据社会通行的标准过一个文明人体面生活的权利。 1

  在马歇尔的基础上,不断地有后来的研究者将马歇尔对公民身份的概念的理解向前推进。Peter Riesenberg认为公民身份是个体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为公民意识发展奠定基础。从根本上说,公民身份是个体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制度化,它表现为个体在政治秩序中的成员资格,以及与这一资格联系在一起的权利和义务。 2美国学者雅诺斯基则认为:公民身份是个人在一民族国家中,在特定平等水平上,具有一定普遍性权利和义务的被动以及主动的成员身份。除此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学者对马歇尔的公民身份的概念作出回应,认为公民身份的组成要素和层级结构发生变化,而且不断地扩展公民身份的边界,发展出性公民身份、环境公民身份、文化公民身份、科技公民身份等概念,并且把公民身份从民族国家扩展到世界。 3

  但在本文对中国公民身份的讨论中,将参与到公民身份内涵的扩展之中,而将对中国公民身份的讨论集中在“社会公民身份”的讨论之中。尽管谈“社会公民身份”离不开公民和政治公民身份的探讨,但是公民和政治公民身份与“社会公民身份”的关系是,前两者是后者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条件,在马歇尔看来,建立在其他两个维度上的“社会公民身份”概念是公民身份的最终归宿,它为人们能够更全面的行使公民和政治的权利提供了物质保障和社会资源,而且德国的例子表明,“社会公民身份”可能脱离公民和政治的公民身份而获得有效的发展。 4中国的情况和德国有点类似,中国在限制政治和公民权利的发展,比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结社自由权、出版自由权、宗教自由权等政治和公民的权利,但在社会权利方面近些年来,受到较大的重视,发展更快。

  而“社会公民身份”指的是那些与人民作为公民的福利有关的公民身份权利和义务,广义的福利包括工作、教育、健康、租房、收入和消费等等因素 5,这些社会权利具有合法性,国家必须为之提供服务 6。因此,本文认为“社会公民身份”是在一政治共同体之内,有成员资格的个体所享有的社会权利和必须履行的义务,特别是在政治共同体内为了确保公民获取更大的平等,由国家提供 7而赋予公民的社会权利。

  而在西方的语境中,权利是采取行动或被以某种特殊方式来加以对待的资格,从特征上来看,法律权利是由法律或者正式的规则体系来规定的。 8公民权利是已载入法律而且供所有公民行使的普遍的权利而不是非正式的、未载入法律或仅供特殊群体行使的权利。 9而且权利有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之分。

  其中本文将重点讨论的社会权利是公众干预私人领域,以支持公民对维持经济生计和社会存在的要求。他们能改变私人市场的资源分配,社会权利大多是个人权利,包括:使公民具备能力的权利,包括医疗卫生和家庭服务,以把证公民在社会中的基本活动。机会权利,包括通过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远足,使公民能获得工作技能及文化参与的技能。分配权利,提供转让金额支付,以保证工人、退休者、残疾人、儿童、单亲家长及其他公民获取经济生活来源。最后还有补偿权利,即向残疾军人、工伤工人以及权利受到某种损失者提供赔偿支付。因此社会权利范围广,从金钱支付方面发分配权利,到帮助公民具备能力和获得机会的权利,有多种个人服务。 10

  当然社会权利是与福利国家相关的一个概念。在工业化社会中,既然福利国家的福利政策和经济政策必须对工人给予强烈的社会保证,以最大限度地规避和降低工业化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为个人带来的各种社会风险,旨在维持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社会权利”是保证企业竞争力和最大限度地适应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的一种“生产性投资” 11。尽管中国现在远非一个福利国家,但进入工业化时代,福利刚刚才起步 12面临诸多问题的中国,显然国家应对弱势群体承担责任,尤为需要讨论“社会权利”的问题。

  由于公民履行的义务和纳税、服兵役等因素结合在一起,不便于讨论,本文将暂不讨论。因此,按照本文的简单界定,本文将重点探讨“社会公民身份”的两个最重要元素:成员资格和社会权利。

  

  二、 中国语境下的“社会公民身份”

  

  现代公民身份是在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形成。传统中国有天下的观念,而无国家的观念,在传统中国并没有现代的公民身份的概念。而辛亥革命打破清王朝的帝国体系之后,开始了漫长的建国历程,历经北洋军阀的松散的统治,到国民党初步的统一,再到8年抗战,之后又是多年的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直至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才真正地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同时尽管1954年宪法中就有公民的概念,但并没有规定何为公民,国家的成员资格如何确定,宪法并没有相关的规定。直到1982年宪法第33条规定: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身份才真正得到确立,公民身份除了国籍的要求之外,不再有其他的资格限制,公民之间在身份上是平等的。在此之前,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新中国时期颁布的历次宪法,尽管间或也会出现 “公民” 和 “公民身份” 概念,但那个时候似乎更是一种不经意的运用,“国民”和“人民”更加为各种规范性文件所认可,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公民身份概念并没有为政治界和学术界所接纳。 13即使是最终宪法条款上确立了公民身份、成员资格条件,但公民概念在中国的语境中内涵还是不够确定传统观念依旧残存。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公之民,君主之民,公家之民,只有作为道德主体和伦常关系载体的人,而没有作为权利主体和社会组织基本单位的个人 14。而至今公民的概念还常常和国民、人民、群众、老百姓等概念杂糅在一起。

  而对于权利的概念,在中国传统的观念史中,与西方的权利观念有巨大的不同。传统用法指的是权势和财货、有权有势的人、权衡厉害。在1830年之后“权利”在中国又有国家或个人的具体利益、名分、个人或者群体的自主性、“本分”等含义。

  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利与英美国家的传统有非常大的不同。在英美传统中,权利是指自然权利,是由上帝赋予的而不是国家赋予的。而在中国,权利往往被理解为是由国家认可的、旨在增强国家统一和繁荣的手段,而非由自然赋予的旨在对抗国家干预的保护机制 15。而且在西方rights只要越出法律领域,很容易转化为权力和利益的主体的自主性为正当的理念。而在中国,合法的权利和正当的利益应该是符合儒家伦常的权力和利益,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清末,康有为仍将符合春秋大义的权力和利益称为“权利”。既然正当性一开始就是来源于道德,法律意义下的权利和利益便很难和普遍的正当性对位。 16

  因此,对于那些正当、合理、合法、合乎道德的东西,在中国人眼中很少有权利的观念,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很难想象政府向公民提供各种福利是个体的公民应得的、合理合法的权利。甚至在很多农村的公民眼中那依旧是“皇恩浩荡”,是党和政府的光辉照耀。

  因此,“社会公民身份”在中国的语境之下,一方面现代公民身份的概念晚近才确立,同时公民的成员的资格的确立并没有形成比较强烈的公民意识;另一方面,中国人的权利的意识,特别是社会权利的意识非常薄弱,社会权利很多时候被中国人认为是国家赋予的,而不是个人本身的自然权利。因此,在讨论中国的“社会公民身份”发展进程需要考虑到中国语境中的相关概念。

  

  

  三、 中国“社会公民身份”发展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实行了城乡分割的经济体制,建立了高度控制的社会秩序, 与此经济、 社会体制相适应, 我国实行了城乡分割的福利体制,包括城市的单位制福利、 农村的集体供给福利体制以及以城市三无、农村五保户为象的救助制度。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社会权利具有以下几大特征:(1)社会权利与参与经济权利相交织, 参与经济权利的基本保障一定意义上替代了社会权利, 在城市表现为充分就业政策, 在农村则表现为集体所有的土地政策。(2) 就社会权利而言, 单位制时期的社会权利并不基于公民身份,而基于单位人身份, 或更加明确地说基于工人或干部身份。农民身份所对应的社会福利几乎没有。(3) 自 1956 年确立的户籍制度帮助维持并巩固了这一差别性的社会权利结构。(4)在这一社会权利结构下, 社会不公正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 在城市、农村内部则表现为相对平等。 17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社会权利取得长足的进步,但是仍然存在巨大的不足,而且

  形成自己的特点。需要对30年来中国的“社会公民身份”的发展和变化做一个梳理,才能对“中国社会公民身份”的发展状况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而对于30年来“社会公民身份”的变化、发展,不仅仅要看到法律条文上的变化和发展,更应该看到在现实层面社会权利的实现情况。

  

  1、立法上的变化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建国以来,新中国相继通过了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等四部宪法。与以往宪法不同的是,1982以来的宪法更加强调对公民权利的保障。30年来有关我国社会权利条款变化情况在宪法条款方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8:

  

  1、1982宪法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由1978年宪法的第三章提前到第二章,更凸显了公民权利的重要地位。

  2、将更多的有关社会权利的条款纳入宪法之中:第21条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街道组织举办各种医疗卫生设施,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第44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等。

  3、正式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纳入到宪法中:2004年宪法修正案在现行宪法第14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即“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除了宪法条款方面对我国的社会权利给予法律上的确认,我国还修改、颁布了众多的相关的专门的法律对我国的社会权利给予法律上的保障,如《义务教育法》(1986)、《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2007)等。

  除此之外,在过去30年间,中国还加入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还在1997年正式签署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2月28日,中国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作出批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决定 19。

  这些宪法和专门的法律以及国际公约一道,对加强和完善了我国社会权利(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医疗保障权、就业权、生活保障权等)的法律保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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