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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亮:实践本体论的悖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

更新时间:2011-07-17 22:03:51
作者: 孙亮  

  自然界的这种手段性,意味着人们倘若离开了自然界这一必要的凭借,就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里,自然界仅仅是“用”的规定,而非“体”的规定。显而易见,在此意义上,自然界与本体范畴毫不相干”。④事实真是这样吗?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看到底在马克思那里是如何理解的世界的客观性问题。依据文本学研究来看,马克思并没有专门讨论本体论的著作。但是,这不能说明马克思哲学不需要本体论,而且也不能认为马克思没有思考过这一问题,这是马克思当年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每一种认识论——即使它本身意识不到或不愿意——也必然是一种本体论(这种理论一方面探究实体是什么,一方面探究对实体所作的思维是什么,然后把两者作一比较)。由于这种关系,有时思维被视为根源于实体——这是实在论的观点,有时实体的结构被认为导源于思维的作用——这是唯心论的观点。不管怎样,这种关系是不能置之不理的。”③那么,为什么“实践本体论”认为,存在即是被实践?或者存在即是被认识的康德那样的主体建构式的命题?这实质上植根于这样一种人类的认识悖论,即提出一个在人意识之外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存在的命题本身是有人提出的,这确实暗含了认识论与本体论的不可分割性。

  马克思在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一节中揭示过对于上述的悖论的解答。但是,长久以来,这一文本的本体论内涵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这是为什么呢?马克思接着指认到,“如果我,例如,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这里马克思严格区分了认识的两条道路,而“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①

  这就是说,按照第一条道路,要想对人口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则必须要首先以人口规定性存在这一基本的事实为前提。但是,人口本身阶级性构成并不是自明的,它需要研究者自己去对这一存在之性状加以揭示,也正是这一点,不同的认识者对存在性质的阐释是不一样的。故而,阶级作为人口这一抽象概念的具体性规定,或者是人口构成的存在论前提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是由于认识者的“认识”才能确认的。这一点,看起来与“实践本体论”的认识逻辑是一致的。但是,认识者在认识之后,立即会觉得这个被认识的“阶级”原先就已经存在在那里了。这正是马克思所认为的科学方法论的第二条道路所要指认的,要想能够“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则例如要想用一个抽象的概念诸如阶级来建构人口,那么这一概念必然要求在存在论上是“有阶级”的,所以,阶级的真实存在是认识阶级的“存在论前提”。

  其实,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说过,“之所以能有直观,前提是对象的给予,而对象的给予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它以某种方式刺激了我们的心智。”②这里康德再明白不过的讲述了认识论循环中的“本体论困境”,即直观的前提是对象,对象的前提的直观。在黑格尔看来,以思想的整体来彻底遮蔽存在的整体,这一康德式的问题就可以完全解答了。但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方案,其实错误的理解了康德,毕竟康德在“自在之物”的层面上保留了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本体界与现象界的划分,这一点,马克思与康德倒是具有相似的地方。现在要问,这样一种“认识论”上面的本体论困境,该如何理解呢?

  实质上,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的“双重性”加以理解。首先世界客观存在是对认识具有“优先性”,是客观对象的“认识前提”。换一个角度讲,世界的客观存在,也是认识的“结果”,实践的“结果”,物质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意识的存在这一命题本身就是人的“认识”。实践本体论者没有能够从科学与价值“双重性”面对这一问题并给予很好的理解。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表现为认识论中的“直观需要对象的给予”的存在论前提是一种必须承认的世界观前提,如果一切以主体的标准,世界的客观性、以及马克思一生所阐明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必然性逻辑何以成立?换句话说,按照实践本体论的逻辑,是否在“人类实践”的主体向度上,可以置历史发展中的客体向度于不顾?另一方面,“某种方式刺激了我们的心智”是说明了既是一种认识论又是一种价值问题,将主体引入哲学讨论,价值问题必然产生,否则人只能变为“物”。

  否认存在之“在”的优先性,并在哲学思维上以所谓“主客二分”批判来加以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超越确实是目前国内有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与西方哲学“对接”的结果,认为承认世界的物质实在性以及反映论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旧哲学,所以在批判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的由头下将“思维存在的同一性”奉为圭臬,认为,主客一体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思维方式,并寻找到诸如“实践”这类的语词来超越“主客二分”的哲学。其实,主体与客体作为实践认知内的“关系项”,两者依存,在实践中统一。马克思哲学绝不是什么主客不分、物我一体的混沌哲学,其与旧哲学的区分是因为旧哲学脱离社会实践,脱离现实生活,根本不是什么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上颠覆。实践是一种主体的活动方式,它真正解决了“思维如何切中外部世界”的“哲学丑闻”。但是,实践本身离开了人的客观实在性,实践中产生的人化世界也不会因此依存于实践本身,而是依旧依存于社会发展的客观“似自然性”。任何试图超越哲学基本问题的哲学想象都将成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偏离”。

  三、“哲学之外”的“本体论”解读与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

  按照近代西方哲学“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无效”的认识论转向中,直接将本体论的存在性依存于认识论。而认识论走向的缺陷在于对哲学最高问题的遗忘抑或扭曲的作答,实质上任何对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作答,必须以对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问题作答为理论前提。试图掩盖这样一种追问,带来的结果一定如海德格尔“去蔽说”所展现的那样是一种物对思的依赖,从而走向怀疑主义与不可知论。现代哲学范式转型中抹杀掉的哲学基本问题中的最高问题之物质与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追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还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但是在表层的讨论已经是颇多的了。比如在各色各样的××唯物主义称谓中,过度地把视角放在××,而忘记的是其后缀“唯物”主义才是这种表述的“第一限定”。我们认为,应辩证理解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即坚持物质对意识的具有第一性的本体论回答的基础上,这是一个必须明确的边界,树立这样的边界意识之后,再认真讨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这也许是一条避免陷入西方现代哲学窘境的安全路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至今辩证唯物主义仍然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佳称谓与定位。但是,对于“实践本体论”的悖谬的阐发还应该考虑到其深层的哲学理解所带来的理论问题,这可能是目前对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理解的关键点。“实践本体论”所要求的也正是为了突出马克思哲学革命对于“传统教科书哲学范式”的超越,但是可惜地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解不可能在纯粹的本体论讨论中加以合理理解,就是说,“哲学之理在哲学之外”这才是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基本路径。

  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这样讽刺性的批判到:“正如德国的玄想家们所宣告的,德国在最近几年里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变革”,“据说这一切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可惜地是,“德国的批判,直至它最近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这个批判虽然没有研究过自己的一般哲学前提,但是它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不仅是它的回答,而且连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都包含着神秘主义。”“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①这直接告诫后来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者不能够脱离现实世界——哲学自身的存在土壤——来理解具有“实践品质”的马克思哲学本身。否则诸如资本逻辑批判之类的言说只不过存在于纸张之上,任何的“实践本体论”发动的哲学革命本身也逃脱不了“纸上谈兵”的命运。根本达不到马克思哲学的如下品性高度,“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 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哲学是非常懂得生活的”,②马克思哲学的使命是思考如何寻求将现实社会的“物化”状态抛弃的根据。如此识见,我们赞同这样一种马克思哲学性质的指认,“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哲学作为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是在分析和解决时代最重大的现实课题的思维和实践活动中实现自己。这是哲学本身最重要的存在形式和实现形式。”③

  由此之故,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的种种范式之中,存在着严重的“学院化”倾向,并在现代西方哲学“主客不分”的超越哲学基本问题的趋向中,强行被国内学者用来比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比附出来的重新理解马克思难免会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路向。马克思哲学是在对当下资本逻辑的现实运作深入展开批判的基础之上,以实践批判性把握它的时代,并在历史规律的必然性中寻求到瓦解社会存在的现实历史主体,只有这样,才成为真正的“历史科学”。目前,对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者来说,如何激活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下中国社会转型这一现实背景中有效“出场”,是每一个真诚的学者“共识”。但是,往往愿望未必都能够是在合理的路径上通达。那么,到底如果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唯一能够在尊重各种范式基础之上,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自觉的方法论反思之外,①就应该有一个共有的学术平台,这就是“面向中国问题”,成为表达这个时代的“高卢雄鸡”。这里仅集中于两点理解:

  首先,“资本逻辑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中国问题”保持自身理论具有实践品质与历史高度的根本路径。“市场经济”的资本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方式运作,又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面对资本,这是中国目前社会中一个最为根本的现实课题。贫富差距的加大,人们价值观念在资本逻辑之中被“扭曲”,整个社会所期待的公平、公正的分享改革所带来的社会财富共享等等,都直接地与社会主义发展资本有关。资本的确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在于“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精神力量的限制。”②但是,同时,又如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在《帝国》一书中所认为的:“资本为了满足实现剩余价值对其外界、非资本主义的环境的依赖与非资本主义的环境的内化相冲突,后者满足了使实现了的剩余价值资本化的需要。从历史的角度说这两种进程经常相继发生。一片地域和人口首先作为交换与实现资本的一处外界相接触,随后就被带入资本主义生产自身的领域范围。”“可以有逻辑地推测出,会有一天在积累、实现和资本化这一循环中这两种情况会直接碰撞,埋葬彼此。”③应该说离开了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根本不可能理解现代社会,从这方面讲,西方现代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后现代主义所揭示的林林总总社会异化现象,其根源亦在于资本,离开了对资本的批判,总有隔靴搔痒的感觉,所以在解决社会问题上显得苍白无力。马克思哲学自身的理论高度正是基于此种理解得以彰显。马克思的立场在于摒弃将资本在当今中国存在的合理性误判为“非历史性”存在,而是对资本的限制性保持高度认识,“资本及其自行增值,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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