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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铭葆:张之洞论报纸的作用

更新时间:2011-07-16 12:24:26
作者: 叶铭葆  

  

  在晚清的变法维新运动中,张之洞是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任职多年的两广总督和湖广总督,长期身处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对于中国的现状及变法的必要,自有独到的见解。然而,今天的人们提起张之洞,大都把他与“中体西用”论联系起来,且负面的评价居多。其实,张之洞对于变法维新运动也有多方面的贡献,比如,他就报纸作用发表的一系列见解,就值得认真研究和借鉴。

  张之洞的名著《劝学篇》发表于1898年5月,时当戊戌变法正式发动前夕。在《劝学篇 .外篇》“阅报第六”中,专谈报纸问题,突出强调报纸的作用。

  一、报纸的主要作用是“博闻”和“知病”

  张之洞指出:“然而吾谓报之益于人国者,博闻次也,知病上也。”所谓博闻,当指传播各方面的信息,使受众“不出户、知天下,罕更事、知世变”。所谓知病,当指了解国家的利害安危,使受众特别是当权者“未从政、达民情,寡交游、得切磋”。

  博闻与知病两者比较,知病更为重要。“昔齐桓公不自知其有疾而死,秦以不闻其过而亡。”作为当政者,看不到存在的问题,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是十分有害而危险的,齐桓公和秦二世的例子,值得后人引以为鉴戒。

  二、欲“知病”需有民办报纸

  张之洞认为:“有官报,有民报。官报宣国是,民报达民情。”转换成今天的话语,宣国是就是主旋律,达民情就是多样化,包括舆论监督。

  对于当时的官报,张之洞是不满意的。他说:“上海报馆自同治中有之,特所载多市井猥屑之事,于洋报采摭甚略,亦无要语。上海道月有译出西国近事,呈于总署及南北洋大臣,然皆两月以前之事,触时忌者辄削之不书,故有与无等。”此等不及时,不全面,报喜不报忧的所谓官报,看了等于没看,甚至比没看还坏,因为容易被其误导。

  由于官报的不可靠,需要有民办报纸予以补充。“乙未以后,志士文人创开报馆,广译洋报,参以博议,始于沪上,流衍于各省,内政、外事、学术皆有焉,虽论说纯驳不一,要可以扩见闻、长志气,涤怀安之鸩毒,破扪龠之瞽论,于是一孔之士、山泽之农,始知有神州;筐箧之吏,烟雾之儒,始知有时局,不可谓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学问之一助也。”唯有民间报纸的全方位报道,方能开启民智,通达民情,使官吏士人打破框框,廓清迷雾,认清时局。

  三、欲“知病”需“国有诤邻”

  苏轼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一座山的认识是如此,对一个国家的认识也是如此。张之洞强调:“大抵一国之利害安危,本国之人蔽于习俗,必不能尽知之,即知之亦不敢尽言之,惟出之邻国,又出之至强之国,故昌言而无忌。我国君臣上下果能览之而动心,怵之而改作,非中国之福哉?近人阅洋报者,见其诋訾中国不留余地,比之醉人,比之朽物,议分裂,议争先,类无不拂然怒者,吾谓此何足怒耶?勤攻吾阙者,诸葛之所求;讳疾灭身者,周子之所痛。古云士有诤友,今虽云国有诤邻,不亦可乎?”

  当时的中国,所谓洋报,主要是外国人在中国所办的报纸,有中文,也有外文。作为旁观者,外国人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往往更为准确,更为深刻。同时,由于超脱了利害关系,外国人可以做到直言无隐,实话实说,不必担心受到打击报复。正因为如此,来自外国人的批评就显得更有价值。在张之洞看来,来自外国人的逆耳之言,“勤攻吾阙”,实乃“中国之福”,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如若讳疾忌医,则有灭身灭国之祸。作为当政者,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应当调整心态,变闻过则怒为闻过则喜,切不可把批评者都当作敌对势力,一概骂倒,拒不听闻。

  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温张之洞有关报纸作用的论述,仍然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为了加强对执政党的监督,建设现代法治国家,需要充分发挥报纸的作用。报纸应当坚持新闻真实性的原则,全面反映民情民意。这就需要扩大民办报纸,加强舆论监督,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外国人的批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唯有“知病”,方能求医向好。如果固步自封,自我感觉良好,听不进不同意见,那就难免要被历史潮流所淘汰。

  

  (2011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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