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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四问

更新时间:2011-07-08 09:33:02
作者: 何中华 (进入专栏)  

  这就不能不触及辩证法问题。另外,早在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那里,就已经提示了辩证法构成历史观的唯物主义化的前提[20]。按照通常的理解,费尔巴哈之所以在历史领域背叛了自己的唯物主义立场,乃是由于他缺乏辩证法的缘故。尽管这一观点并不真实,因为它有其更具有始源性的原因,但还是支配了人们的一般理解。这也潜在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某一特定阶段的进程。唯物辩证法的论辩同先期发生的唯物史观论战之间的关联,就不能不说是这种影响的表现。

  这种传播或接受路径,有可能消极地影响到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机整体性的把握。之所以会发生这个问题,其原因大致有二:从内在方面说,这是由解释学循环所造成的悖论决定的,即整体与部分的相互诠释所形成的怪圈,使我们无法逃避一种特有的尴尬:整体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部分的明了基础之上,但反过来部分的理解又有赖于整体的把握,可是理论整体是无法一下子同时被把握住的,思维的时间性决定了它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被了解和掌握。从外在方面说,这又是由理论的选择归根到底取决于实践的需要决定的。众所周知,马克思说过一段人们耳熟能详的话:“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1]。期待视野对文本及其解读所先行地具有的选择作用和建构作用,也决定了一个体系的传入是按照由部分到整体的步骤实现的。

  毫无疑问,解释学首先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以合法性,但解释学又是有自身边界的,任何解释都有其合法性限度。这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化”都是可以接受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合法性与否的甄别标准何在?过去,我们往往囿于现实的考量和历史的诉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各式各样的解释,这本身无可厚非,因为任何一种解释都不可能绝对地摆脱现实的和历史的语境。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其中有“合法的”偏见,也有“非法的”偏见,这就需要仔细地甄别。合法的偏见可以立足于当下的历史情境,但任何诠释都必须限定在马克思文本所提供的可能性空间许可的范围之内,不能逾越这个边界,否则就是过度解释。但遗憾的是,我们过去对马克思所作的许多解释都是僭越的,亦即超出了马克思文本所提供的意义的可能性空间的限度。这样一来,这些解释就不能不沦为非法的偏见了。

  譬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写的著作中的一个关键词“Aufhebung”的翻译,究竟是把它译作“消灭”还是“扬弃”,这不仅体现着理论的严谨,而且折射着现实的期待。有人主张将“消灭私有制”改译为“扬弃私有制”,文本根据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的是德文词“Aufhebung”[22]。改译的理由大致是:我们现阶段还必须承认私有制在特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有某种积极作用,而且私有制在历史上的确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再者据说“马克思的理论不是关于消灭资本主义的理论,而是关于扬弃或最彻底地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23]。的确,从历史的实际运动看,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过渡,无疑是一种辩证否定亦即扬弃的过程;但就这种过渡意味着由旧质形态的社会向新质形态的社会转变而言,它的确又体现着一种历史的断裂,这正是其革命性之所在。这也正是《宣言》为什么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即一切同私有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修辞)“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重要原因所在。就此而言,把“Aufhebung”译作“消灭”,应该说是符合作者本意的。在《宣言》中,作者则是明确把“消灭私有制”作为共产党人全部理论的要枢提出来的。穆尔在《宣言》英译本中把“Aufhebung”译作“abolition”,而后者无疑含有“废除、废弃、撤销”的意义。

  再如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著名口号的翻译。《共产党宣言》德文版最后一句是“Proletarier aller Lnder,vereinigt euch!”赛米尔·穆尔翻译的英文版(经恩格斯校订于1888年出版)将其译作“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unite!”中文版本在早期虽有各式各样的译法,但后来通译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近年来有学者对中文定译提出异议,认为应该把它改译为“所有国家劳动者,联合起来!”其主要理由在于:第一,随着世界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发生,“无产者”越来越少,小有产者和中产阶级越来越多,他们不是“无产者”但却是“劳动者”。第二,“全世界”忽略了国别或民族国家的含义,所以改译为“所有国家”不仅符合原词含义,也更符合当代各国实际。总之,改译是与时俱进的需要[24]。其实这两条理由都值得商榷。诚然《宣言》说“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但这里有一个明确的限定,即“现代”的。把“无产者”改译作“劳动者”,这里的时代性就被遮蔽掉了,作为雇佣劳动者的特定内涵因此而丧失殆尽。另外,《宣言》强调的是无产者的世界性,而非地域性和国家性,这不仅因为无产者所担当的共产主义历史使命只有在“世界历史”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因此才提出共产主义“同时实现”的思想,而且是因为无产者的阶级利益的非狭隘性超越了国家范围的局限——所以《宣言》说“工人无祖国”。因此,“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翻译是恰当的。相反,改译的建议,其代价是完全脱离了《宣言》作者的历史语境和该口号的特定历史内涵。我们不能无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在德文版中无论是第1、2章标题还是正文以及最后那句口号,“无产者”都是一个词:“Proletarier”。英文版则有了差别,正文和前两章标题中用的是“proletarians”,而最后那句话用的却是“working men”。尽管这个英文版是由恩格斯亲自审定的,但我们仍应该以原始版本即德文版为准。这不仅因为同一德文词在无语义差别的情况下在不同地方的使用,被译作不同的英文词,缺乏足够的理由,而且因为在《宣言》的首要作者辞世后,人们已无权改变原始版本的表达方式,即使是作为合作者的另一位作者。我们不能忽视恩格斯在《宣言》1888年英文版就第一章标题“资产者和无产者”加的一个脚注,其中指出:“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25]。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中文翻译过程中,脱离马克思文本的整个语境,而屈从于现实的考量,这样的“与时俱进”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大不尊重。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无疑也是一种“中国化”。但这种“中国化”所隐含的实用主义态度及其所带来的迎合现实需要的取向,是完全不能让人接受的。因为它是以牺牲理论原则为代价而做出的妥协和让步。我们注意到,新近出版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对于“消灭私有制”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并未改译[26]。这是值得称道的。可以说,有时候采取意译的办法比采取直译的办法能够更准确地传达出原作者的意图和试图表达的意思。翻译问题表面上看似语言转换问题,实则涉及理论诠释问题,更深层则涉及实践的需要和取向问题。

  那么,我们究竟怎样去甄别合法的偏见与非法的偏见呢?怎么才能祛除种种误读的成分呢?根本的还是要通过“重读马克思”来实现。这种“重读”固然是解释学的,但它一方面融入了解读者的“此在”性,从而使马克思文本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得到“诱发”和意义的生成,另一方面它可以借助于不同诠释之间形成的张力结构,实现对于马克思思想本真性的“逼近”。相对于非法偏见的干扰、过度的解释、理论的失真,原教旨情结有其某种正当性。“回到马克思”口号,已经暗示了我们偏离马克思有多么的遥远。创造性地解释马克思,无疑需要必要的宽容,但绝不能宽容到可以容忍实践上的负面后果的程度。

  总之,这里有两个限度:一是理论上的,即任何合法的偏见所带来的解释都必须以不突破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所提供的意义的可能性空间的边界为限度,因为一旦超出这个限度,其解释就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了;二是实践上的,即任何合法的偏见所带来的解释都必须以拒绝实践上的负面后果为限度。

  

  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意味着什么?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曾出现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差,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挫折和损失,其教训极为沉痛。我们有必要追问:这两种倾向及其对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毛泽东曾指出:“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27]。以往我们在解释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时,一般只是从矛盾论和认识论角度揭示其在学理上的失足之处。第一,矛盾论解释——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割裂。它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内在联系的原理,说明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各自存在的割裂,经验主义只抓住矛盾特殊性而遗忘了矛盾普遍性,相反,教条主义则只抓住矛盾普遍性而遗忘了矛盾特殊性。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指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关系的原理——引者注),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28],是有其特别的用意的,那就是从辩证法角度揭露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学理根源。因为经验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他们或者把个别经验加以绝对化,而拒绝对于普遍原理的认识,或者把一般原理加以抽象化,使之成为脱离实际空洞教条”[29]。第二,认识论解释——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割裂。从认识论角度看,“教条主义否认了认识过程第一阶段的感性认识的必要性,以为理性认识并不必依赖于感性认识;经验主义否认了认识过程第二阶段的理性认识的必要性,因为感性认识不必上升为理性认识。教条主义从一个方面割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而经验主义则从另一方面割裂它们”[30]。上述两种解释之间又存在着某种对应和关联。

  无论矛盾论解释还是认识论解释,都自有其道理,但仍存在着从另外角度加以解释的可能性,即实践论解释——本质与实存的割裂和对立。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写道:“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31]。列宁的这个说法所包含的思想其实来自黑格尔,但这个说法无疑是深刻的、有道理的,因为它把实践所固有的内在张力彰显出来了。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指出:实践的理念“比以前考察过的认识的理念更高,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资格,而且具有绝对现实的资格”[32]。在黑格尔看来,“认识的理念”中的“主观概念”还只是作为“普遍的东西”同客观世界相对立,而在“实践的理念”中,它却作为“现实的东西”同客观世界相对立。这里诚然存在着思辨哲学的局限,但却道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实践本身所固有的双重性格。只要我们把实践本身了解为整个哲学的终极的原初性范畴,了解为人的现实活动的反思性规定,就能够剪除黑格尔双重品格说的“思辨原罪”。从某种意义上说,本质与实存的分裂需要由实践得以说明;反过来,又必须在此基础上进而把实践了解为本质在实存中的生成,因为实践就此而言不过是本质与实存之间矛盾的表现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实践的普遍性品格和直接现实性的品格,不过是实践所内在地包含的本质和实存这两个维度的体现。这样的分析为我们解释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学理上的缺陷,开辟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如果说经验主义局限于实践的直接现实性品格,那么可以说教条主义则仅仅固守于实践的普遍性品格。经验主义意义上的“经验”,是那种离开了实践之整体本质的狭隘经验,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经验主义的致思取向的致命弱点在于由过去推知未来,从而不符合人的存在方式所特有的性质。人的实践是创造性的,人的存在是敞开性的,人的未来并不是由人的过去(经验)充分地给定的,由此决定了以往经验的局限性。归纳逻辑只是自在世界的逻辑,而非自为世界的逻辑,它在人的自为存在中是失效的。与此相反,教条主义则离开了人的作为实践的直接现实性品格之表征的此在性,遗忘了本土化的分享恰恰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期待视野。因为正是本土化的一切,塑造了作为解释者的中国人的特定文化存在,这正是解释之所以可能的绝对前提。

  本质和实存的分裂的可能性,其实已经先行地被包含在实践的固有本性之中了。作为终极的原初性范畴,实践固然统一的,但它在自我展开中必然要打破原始统一而走向一种分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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