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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中华:现代性与“人之死”

更新时间:2011-07-04 09:10:53
作者: 何中华 (进入专栏)  

  因为它通过庞大而深刻的分工体系把终极后果的责任,层层分解、逐级转换,进而形成了一种普遍的代偿关系。这就极大地模糊了个人行为与最终结果之间的对应关系,从而为人们逃避道德责任提供了借口。而且现代社会的强制性的分工(按马克思的说法即所谓“旧式分工”),也极大地弱化了人的义务感的基础。因为在“被迫”的情况下,是无所谓责任的,从而不具有道德的性质。这乃是现代社会的人的道德感之所以普遍弱化的一种体制层面上的原因。“大屠杀”的历史悲剧表明,当理性的价值中立性造成的道德迟钝变成一种制度化格局的时候,人们的道德焦虑就会得到极大的缓解。关键在于,现代性的制度安排阻塞了道德反省的通道,使人们在作恶时可以避免受到良知的折磨。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人的道德人格的养成依赖于传统的熏陶。然而在现代社会,传统却面临着虚无化的危机。不仅这种虚无化借文化进化论的假设成为“不可避免”的现代化诉求,而且现代化的实际展开也以“告别”过去为其基本姿态。对传统彻底丧失信任,使现代人游离了对于永恒之物的信仰根基。因为就大多数人来说,对绝对价值的敬畏和守望并不是依靠理智和论证得以维系的,而是他们的亲在养成的,是他们无法摆脱的巨大传统“遗传”给他们的,因而无异于一种宿命。但是,在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传统被彻底妖魔化,更麻烦的是这种妖魔化得到了制度安排层面上的鼓励和强化。对此,必须指出现代民主制度对于传统的解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民主在其本质上不过是肯定人与人之间主体际性意义上的对等关系的制度表达。因此,民主内在地蕴涵着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利这一平等诉求。列宁说:“民主意味着平等。……但是,民主仅仅意味着形式上的平等。”[9](P201)它的致命缺陷在于,一是在民主参与中,人们面临着两相混淆的危险,即“‘自己有权利做决定’却很容易滑落成‘自己有能力做决定’”[10](P95)。而一旦“能力”被当做“权利”加以运用时,伯林所谓的“积极自由”就被当做“消极自由”来实施了,其危险不言自明。因为当能力大于权利时,就会出现僭越,这是对自由的滥用;相反,当权利大于能力时,平庸在权利的保护下得到不应有的肯定。二是民主的结果不是求“正确”,而是求“多数人同意”,由此决定了它所获致的不是“公意”,而只是“众意”。因此,“民主重量(quantity)而不重质(quality),凡事求最大公分母”[10](P96)。这就使得民主的出发点虽然是尊重每个人的主体性,但其归宿却是“多数人的暴政”(托克维尔语)。这正好是民主的悖论和反讽意味所在。

  

  根据林毓生的观察,在“一个民主绝对化的社会,一般人自然处处要求平等,甚么事都要由自己来决定,并且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各种决定;否则就不民主、不平等。因此,各式各样从传统演变而来的权威都相对地遭受削减:父母、师长、学校、经典、教会,甚至语言规律都不再被信服,也不再被依靠”[10](P323)。传统资源的现代衰落,使永恒之物及其所负载的绝对价值失去了赖以支撑的深厚而悠久的文化土壤。应该说,这是现代人之所以发生道德危机的最深刻的文化原因。

  

  从学理层面说,现代性语境中的“人之死”,主要表征为还原论诠释框架对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消解和人的自我追问方式的误入歧途。这两者说到底都植根于人在文化意识上的理性偏好。我们知道,在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中,理性重新得到了空前的信赖。就像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所说的:“这个时刻将到来,那时候太阳在大地之上将只照耀着自由的人们,他们除了自己的理性而外就不承认任何其他的主人。”[11](P182)被黑格尔称做“现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儿提出的那句有名的箴言“我思故我在”,其真正的启蒙意义在于,它宣告了一个具有思考能力的自我亦即理性主体的诞生。海德格尔认为,在笛卡儿哲学那里,“‘自我’,人类主体性,就被说明为思想的中心。现代的自我立场及其主观主义即源出于此”[5](P876)。于是,“知识论从此以后成了哲学的基础,从而使哲学成为与中世纪哲学大相径庭的现代哲学”[5](P876)。当然,现代性所肯定的理性无疑是一种广义的文化精神,它既包括唯理论意义上的对于先验规定的推崇,也包括经验论意义上的对于实证精神的肯定。

  

  从西方现代性的历史过程看,“人的发现”和大写的“人”的确立,不过是人借助于理性视野实现的自我审视的结果。休谟说:“关于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唯一牢固的基础,而我们对这个科学本身所能给予的唯一牢固的基础,又必须建立在经验和观察之上。”[12](P8)他认为,在人性论问题上,“我们不能超越经验”,因而“凡自命为发现人性终极的原始性质的任何假设,一下子就应该被认为狂妄和虚幻,予以摒弃”[12](P9)。休谟的这一经验论立场,导致了其人性论的性恶论预设,这两者之间的确有着某种内在联系。休谟指出:“我们承认人们有某种程度的自私;因为我们知道,自私是和人性不可分离的,并且是我们的组织和结构中所固有的。”[13](P625)为什么经验论视野所能够发现的只能是人的自私,而且把自私归结为人性的规定呢?因为倘若把人仅仅当做一个经验事实来把捉,就只能捕捉到人的生物学性质。把这种性质作为人性论的答案,就不可避免地得出人性是自私的结论。人性问题归根到底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规范问题。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归纳方法是无效的。这是因为生物学只能解释人作为肉体存在的属性,而无法解释人对于肉体的超越,还原论方法把人之为人的规定归结为生物学性质,就把人降低到了动物层次,从而抹杀了人的崇高和尊严。休谟显然未能超出现代性所赋予他的想象力,当他把自私同人的本性内在地贯通起来时,人就在学理层面上被贬低为动物了。这就为人在事实上向动物的沉沦提供了一种辩护。休谟所代表的经验论立场从两个维度上腐蚀着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根基:一方面它把人还原为以肉体存在为基础的自私性质;另一方面经验论所由以发生的原初基地即感性杂多所蕴涵的多元性,解构着人们对于永恒之物的敬畏。道德人格的颠覆、道德优先性地位的陨落,使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终极根据被彻底地拔除了。

  

  只有在超越自然律的羁绊中才能凸显人的尊严和人生意义,这正是德性优先于知识的根本理由。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这部作品中借主人公之口说得好:“无法通过的意思就是石头墙!什么样的石头墙?当然是自然律,是自然科学的演绎,是数学。譬如说,当他们向你证明了你是猴子的后代,那么发脾气是没有用的,你只能把它当做事实接受。”[14](P57)人倘若在科学理性及其对自然律的揭示面前止步,就仍然不过是一种自然存在而已。在陀氏看来,人除了宿命的一面,还有超越的一面:“我的老天!但是当我为了某种理由不喜欢这些事情以及二二得四的时候,我管它什么自然律或数学律。当然,如果我确实力量不够,我是不能用我的头把它撞倒的,但我并不因为它是一堵石头墙而我自己又没有力量把它撞倒就与它妥协。”[14](P58)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你怎么会如此确信理性与数学,认为由它们作保不违背人类正当利益的行为就真正必定有益于人类,并且是人类的一种定律呢?……它可能是逻辑定律,但不是人性定律。”[14](P73)在陀氏看来,由理性和数学所保证的“定律”,不过是“逻辑定律”,而非“人性定律”。当这种“逻辑定律”变成支配人的存在的独断信条,从而宰制一切时,“人性定律”也就不可避免地丧失自己最后的地盘。关于科学对人生意义的遮蔽,胡塞尔也曾指出:“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就了只见事实的人。……在人生的根本问题上,实证科学对我们什么也没有说。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不幸的时代中,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作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15](P5-6)现代性造就了基于理性独断性而确立起来的科学主义信念。“唯科学主义运动的参加者是这样一群人,他们相信科学是求得真理和有效地控制自然界以及个人及其所在社会中问题的一种正确途径,即使这些人可能并不懂科学。”[16](P151)科学视野的独断化,是理性精神宰制格局的一个必然的后果,并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的文化事实。人们对于理性的无批判的盲目崇拜和迷信,构成其心理学基础。它的最深刻的表现,乃是人的自我把握方式本身的“科学”化。在西方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例如20世纪20年代初发生在中国的那场“科玄论战”中的“科学派”所秉持的立场。

  

  现代性意义上的“人之死”,其最为深刻的学理根源在于人的自我追问方式陷入歧途。“人的发现”是通过“人是什么”的追问实现的,但这种追问方式本身从一开始就隐含着致命的错误。当我们问“人是什么”时,其实已经先行地把被追问者作为一个死的物来设定了。如此一来,在寻求答案之前,“人”的命运其实就已经被注定了。

  

  问题在于,何以发生“人是什么”取代“人是谁”的思想悲剧?其根源究竟何在?笔者认为,它归根到底来源于海德格尔揭橥出来的那个古老的哲学错误,即“在的遗忘”。事实上,我们的追问方式在本源处就已经误入歧途了,那就是把“在”本身当做一个“在者”加以追问。哲学之所以陷入了“在的遗忘”,就在于其追问方式本身出现了偏差。当人们追问“什么是存在”时,不管作怎样的回答,一切可能的答案都无法超出“在者”的范围。人们实际上是用一种追问“在者”的方式去追问“存在”了,却自以为是在追问“存在”本身。在一定意义上,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之所以同科学理性之间具有一种原罪般的发生学关系,恰恰是因为追问方式本身未曾得到自觉的清算。对于“在者”的诠释被误认为是对于“存在”本身的把握,它表现为以还原论为基本特征的简约方法对人的运思方式的主宰。因此,它只能执著于“有”从而遮蔽了“无”。海德格尔认为“科学不思想”,所以在当今这个科学至上的时代,“人类在逃避思想”[5](P1232)。于是,人们不再拥有“沉思之思”(das besinnliche Nachdenken),而是堕入“计算性思维”(das rechnende Denken)而难以自拔。所以,“无思状态是一位不速之客,它在当今世界到处进进出出”[5](P1232)。这是科学主义时代的必然症候。海德格尔写道:“科学并不思。科学不思是因为它的活动方式及其手段规定了它不能思,亦即不能以思想家的方式去思。”[5](P1209)这是由于作为我们把握在者的唯一有效而恰当的方式,科学只同“在者”打交道,它所把握的是“在者”而非“在”本身。“科学现在必须重新郑重而清醒地宣称它只过问存在者”,“科学不愿与闻无”[17](P138),因而“科学不思想”。当科学的理性视野变成一种独断尺度时,人们必然执著于在者而遗忘了“在”本身。技术对人的统治,使“人”陷入物化的命运,说到底其根由也是由于“在的遗忘”这一原初性的错误。

  

  “在”的“在者化”所导致的“在的遗忘”的一个现代后果,就是“人之死”。由“在的遗忘”(海德格尔语)到“人之死”(福柯语),二者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学理关联。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语境中的“人之死”,不过是古老的哲学错误的一种延迟性历史表达而已。更具讽刺性的是,人在现代性所塑造的实际历史中所遭遇的反身性否定的命运,还采取了一种自我肯定的虚假幻象。这也正是现代性的欺骗性和伪善之所在。当“人”的追问沿着“人是什么”而非“人是谁”摊开时,答案中的“人”只能是第三人称的而非第一人称的。当“人”作为一个客体被科学理性加以审视时,作为主格的“人”也就消逝了,剩下的不过是作为宾格的“人”而已。于是,“人之死”也就在所难免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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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求是学刊》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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