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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岗:上海:再生与毁灭之地

——上海的殖民经验与空间生产

更新时间:2011-07-04 08:59:55
作者: 罗岗  

  

  再生与毁灭之地* 1——上海的殖民经验与空间生产

  

  The Place of Birth and Death: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and the Space Production in Shanghai

  

  

  [中文摘要] 本文针对都市研究中的“上海热”现象,指出上海开埠以来的“殖民经验”被有意无意地改写、忽略和遗忘。并且结合上海早期历史,较深入地分析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如何在空间扩张的意义上,再生产出一个符合资本发展的环境。

  

  Concerning the ‘Shanghai Fever' in urban studies,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in Shanghai has been forgotten and with the help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Shanghai, provides an analysis how capitalism and colonialism carried out the space production in Shanghai.

  

  [关键词] 上海 租界 殖民主义 暴力 殖民经验 空间生产

  

   Colonialism Violence Colonial Experience Space Production

  

  [作者简介] 罗岗: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文系教授

  

  Luogang: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空间里弥散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

  

   ——亨利·列斐伏尔

  

  

  一

  

  

  姚公鹤在《上海闲话》(1917)中曾经感叹道:“上海兵事凡经三次:第一次道光时英人之役,为上海开埠之造因;第二次咸丰初刘丽川之役,为华界人民聚居上海租界之造因;第三次咸丰末太平军之役,为江浙及长江一带人民聚居上海租界之造因。经一次兵事,则租界繁荣一次。……租界一隅,平时为大商埠,乱时为极乐园。昔《洛阳名园记序》称天下盛衰视洛阳,洛阳之盛衰视名园之兴废,吾于上海则亦曰:天下之治乱视上海,上海之治乱视租界,盖世变系焉”。 2他的感叹虽然不脱“治乱、盛衰、兴废”的老套,却也相当显豁地把上海“繁荣”的历史带入到绵延不绝的“暴力”语境之中。更重要的是,构成这一语境的不仅是一场又一场突如其来的“兵事”,而且在这个语境中,与频繁“兵事”相呼应的,那种让姚公鹤感叹不已的,似乎有悖常理的上海发展“规律”,其实和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暴力系统密切相关。

  

  很显然,所谓“日益全球化的暴力系统”指的就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作为两者的结合形态以暴力形式改写了世界历史的形态,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历史不再是两个毫无关联的时间过程,而是彼此交织成一个共同的空间场域。正如爱德华·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指出的:“……帝国主义的历史经验首先是一种不同历史互为依存,不同领域相互交叠的现象,其次是一种要求作出思想和政治选择的现象。例如,如果把法国和阿尔及利亚或越南的历史,加勒比海、非洲或印度和英国历史分开来研究而不是摆在一起看,那么支配和被支配的经验就会被人为地、错误地拆开”。 3同样,离开了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殖民扩张,就无法理解上海开埠以后的历史,特别是隐含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的“支配和被支配的经验”。而安东尼·金则更进一步指出,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历史与现状的讨论中,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经验常常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实际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在1500—1950之间都被欧洲列强所殖民,这些殖民城市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才获得独立。因此他建议,如果要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些城市的状况,就必须把这些城市的“殖民城市”阶段和“全球或世界城市”阶段联系起来考察与研究。 4但是,在目前颇为流行的历史叙述中,上海的“殖民经验”还是被有意无意地改写、涂抹、忽略甚至遗忘。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近些年来“张爱玲热”与“上海热”互为表里,相互生产,可是却少有人论及张爱玲作品中呈现出来的殖民经验。即使有论者提到张爱玲与殖民城市的关系,也没有仔细区分张爱玲是如何利用上海和香港作为不同的殖民地类型,在作品中建构起互相“张看”的视点,更无法顾及从“租界”到“沦陷区”,上海殖民管治方式的变化又会怎样激发起张爱玲以“文学”穿透“历史”的想象力。从一个更大的方面来看,渐成显学的“张爱玲研究”对“殖民经验”的“盲视”,只不过是当今历史叙述中“殖民主义健忘症”的一个小小的表征罢了!

  

  当然,在这里重新强调上海历史和“殖民主义”的内在关联,并非把“殖民主义”视为一个空洞化、同质性的术语,试图以此来锁闭历史的叙述。一方面,上海在开埠之前已经成为了“海外百货俱集”的“东南都会”了,它之所以在“五口通商”之后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原来业已形成的经济、贸易和交通网络的支持。把上海发展的历史神话般描述为从“江浜小渔村” 如何一跃而成为“国际大都市”,不仅在微观的层次上重弹“冲击—回应” 的老调,强化了中国 “没有历史”,迫切需要充满活力的西方“拯救”的想象,而且还隐含着另一层险恶的意识形态效果:借“发展主义”的神话将“殖民主义”匿名化、合法化了。另一方面,作为历史过程的殖民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整齐统一的规划,它并没有某种固定不变的模式,往往根据不同殖民地的特殊情形生产出新的管治方法、手段和技术,甚至派生出似乎与传统殖民地颇有出入的新统治模式,充分地显示出了殖民治理权力的灵活性和多样性。譬如,研究19世纪殖民主义的历史一般都把眼光集中在非洲、印度和加勒比海地区,对南北美洲却往往视而不见,因为在美洲拉开19世纪序幕的不是殖民主义而是独立运动,即早在16世纪帝国主义的第一次浪潮中建立起来的“帝国”的解体。然而继续深究这一蔓延美洲的独立运动,不难发现潜藏其后的是一种 “非领土性”的“殖民主义”新形式,它的动力来自于英、法帝国主义的殖民新战略。西班牙属美洲国家的最终得以独立,依靠的是英国和法国军队在关键时刻的支持。这些国家的“独立”恰好意味著为英、法帝国主义的资本、商品和技术在美洲找到了市场、原料和金融伙伴。于是,从殖民扩张的全球战略来看,帝国主义既在非洲进行疯狂的殖民掠夺,同时又在美洲竭力促成独立运动,两种殖民方式都完满地服务于帝国主义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张的根本利益。

  

  

  二

  

  

  基于一种对“殖民主义”较为复杂的理解,上海的“殖民经验”不能像过去那样用诸如“帝国主义侵略”之类的套话轻易打发掉。相反,应该充分注意到“殖民主义”是如何在上海“在地化”的,也即“租界”——上海所谓“租界”其实指的是“居留地”。它的英文表述为“SETTLEMENT”,从其动词SETTLE(安顿、居留之意)而来,因此,这个词更准确的中文表述应该是“居留地”,意为该地区内允许外侨私人租地居留,租地的手续是由各地侨商直接向中国当地的原业主商租。它与“租界”(CONCESSION)的区别在于,后者是中国政府将一个地区内所有的土地整个租给外国政府,再由外国政府将该地段分租给该国侨商。例如汉口、天津的租界。 5虽然习惯上还是把两者统一称为“租界”,但租地方式的差异并非不重要,上海殖民地在空间扩张上之所以比汉口、天津来得便捷、容易和迅猛,与此密切相关。——作为一种相当特殊的“殖民地”形式,是如何“镶嵌”进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脉络中,继而采用何种策略规划、改造和重建了原有的社会脉络?同时,原有社会又是采用怎样的方式来回应、排拒和抵抗这种殖民改造的?具体而言,“租界”对土地的直接诉求,凸现了殖民主义侵略性的特质——对空间的掠夺、占有和改造。因此,“租界”和原有社会之间的冲突和重组都较为集中地体现在空间面向的争夺上。

  

  但以往人们常常是在诸如“现代”与“传统”碰撞之类的“时间”框架内解释这种“空间”冲突,进而赋予“现代”以某种不言自明的合法性。将时间凌驾于空间之上的论述,不仅正当化了透过缺乏空间感的直线进化论来观察世界的做法,而且运用“以时间消灭空间”(annihilation of space by time)的策略进一步抹去了原有社会的主体性,强调“殖民主义”即使作为一种“恶”的力量,也具有将“传统”带入“现代”的莫大功劳。例如,在描述上海进入“现代”的状况时,很多研究者都愿意引用马克思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一段经典论述:“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至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6并且以这一经典论述为出发点,在不同的历史叙述框架中——如“革命史观”或“现代化史观”——把“上海”理解为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或“前现代”向“现代”过渡的“关节点”。在具体的历史论述中,两种史观或许时有冲突,但就最终的结论而言,它们都认定由于“上海”的出现,中国似乎摆脱了“没有历史”的状态而进入到“世界历史”之中。

  

  尽管马克思在道义上反对英国对中国的侵略,但他把中国比喻为“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而把帝国的入侵想象成“新鲜空气”,还是不经意间流露出在东西方关系问题上,他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欧洲“现代化”论者。而正是出于对“现代化”(“革命”也是“现代化”的另一种形态)的迷信,使得“时间”取代了“空间”成为现代历史叙述中毋庸置疑的前提。不过,近年来这一前提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约翰尼斯·费边在《时间与非我》一书中,就从“人类学如何构建其对象”的角度对这种时间观和历史观提出了挑战。他指出,人类学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对时间的进化论式的构想上,这种对时间的构想把“非我”(也即“非西方”)事先放在历史长河的“原始”那一端,以确立现代“我类”(也即“西方”)这一端文明之优越。这就是所谓“时间的空间化”,把那些距离“西方”(“我类”)较为遥远的“非西方”(非我)社会,认定为在文化、心智和社会组织上都处于较为原始的阶段,它们需要欧洲文明的帮助,才有可能进步到更为“现代”的阶段。正如费边所言,“在西方思想中,‘原始’本质上是一个时间概念,是一个范畴,而不是一个思考的对象”。体现在现代民族志中,即“西方”人类学家习惯性地把“非西方”对象排斥在现时的历史时刻之外。在“田野工作”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共时性”的空间脱节,使得“非西方”的现实只有在被看作是“西方”的过去,才获得理解的可能和存在的意义。 7

  

  用“时间的空间化”来否认“非西方”与“西方”之间空间的“共时性”联系,不仅正面阻止了西方人类学对其自身学术政治和知识历史的质疑,而且相当巧妙在社会理论的层面把“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历史性联系,由“空间的掠夺”转化为“时间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合法化了“西方”对“非西方”的殖民侵略。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讨论“现代殖民理论”时就指出,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家作为“资本的献媚者”在宗主国有意把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说成是同一的”,而在殖民地,他则大声宣布这两种生产方式是对立的,为了资本的利益,“他证明,不剥夺劳动者,不相应地把他们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作、分工以及机器的大规模使用等等,都是不可能的”。 8一旦殖民地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解释为原始的、落后的和不能独立发展的,而与现代化的、不断发展的和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立,它就必须通过为工业化提供资金、劳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从功能上建立起与资本主义的内在关联,而殖民地的“发展”就被定义为一个消灭和改造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要过程。譬如印度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它历史意义在很长时间里就是被这样的 “发展”所定位的,正如斯皮瓦克指出的:“印度卷入到殖民主义中来,这通常被界定为从半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奴役的一个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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