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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瑛:社会学的帝国主义情结

更新时间:2004-09-16 11:31:46
作者: 肖瑛  

  

  

  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作为社会学重塑帝国主义情结的武器在两个方面得到了全面发展和强化:一是SSK(科学知识社会学)把知识社会学的批判对象延伸到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整个科学领域及其“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所表达的反身性原则;一是布迪厄对反身性社会学(reflexive sociology)的极力倡导和践行。

  

  与曼海姆只把作为元科学的社会学针对自身和社会科学的其他诸类型不同,起源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的SSK是当今科学领域中第一个敢也是迄今最敢吃螃蟹的学派,他们把所有的科学类型和活动(特别是自然科学,当然还包括社会学自身)全部无豁免地置于社会学面前,至少在对象选择上实现了社会学的彻底“元科学化”。SSK的领军人布鲁尔从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中汲取灵感,激进地断言包括科学在内的所有知识都是特定社会情境和语境的产物,声称“知识和人类的本性本身一样,既具有其神圣的方面,也具有其世俗的方面”(布鲁尔,2001:73),“社会成分……始终是知识的构成部分”(布鲁尔,2001:262)。这种振聋发聩的宣称彻底撕碎了科学给自己披上的自主性、客观性和真理性的理性主义性质的“皇帝的新衣”,暴露了其相对主义的实质。SSK对科学的这种前提性批判不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他们甚至进入科学家的实验室,对科学家的实验室生活做民族志的考察,对科学家之间的对话进行话语分析,以用这些经验研究来佐证他们的相对主义宣称。在这些“元科学”的操作者中,最为激进也最为犬儒的要算是法国人拉图尔(Latour,1988)。他一方面得出结论说,科学解释同其他的解释活动均无二致,都是一个如建立国际关系那样的编织社会网络的活动,终极目的是增强解释效力,而不论因果、真假以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从而完完全全地否弃了笛卡儿所设想的科学理性主义的实在根基的存在,把所有的科学活动都置于彻底相对主义化的沙滩上。加上SSK的反身性原则,拉图尔也就把社会学自身及其上述消解理性主义的“元科学”活动的基础也彻底地消解掉了。既然如此,任何追寻实在基础的反思努力都注定是一种徒劳,就让我们在相对主义的现实中不抱任何幻想地苟延残喘吧。这样,SSK在让人类的科学活动从理性主义的云端回到相对主义的现实的同时,也让自己从激进主义的巅峰跌进了犬儒主义的“大瓮”(罗素,1963:294)。

  

  在20世纪后期的社会学中,布迪厄毋庸置疑是“反身性社会学”的最为卖力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他不仅要像SSK一样做揭露皇帝的新衣的那个孩童(夏光,2003:3),还要做给皇帝编织真的新衣的裁缝。他的场域(field)理论把人的生存空间描述为一个个的由资本、利益为中心的客观关系的网络系统即场域,每一个人都处在特定场域之中,为着权力而争夺;不同类型的资本形塑出各种具不同特点、逻辑甚至功能的场域。属于学术人的学术场域也是一个权力争夺空间,学者们彼此争夺着对学术世界和一般社会世界的真理的掌握权。理想的学术场域应该是学术人置身其中却保持自立,完全自由讨论,在处理异议时摒弃一切非科学手段的领域(布迪厄与华康德,1998:233)。但是,布迪厄对他那个时代——也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学术场域的情形非常的不满意,批评它受着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学术场域浸淫在各种社会性因素和常识观念之中,学术人的性情倾向系统中浸染着各种社会性偏见,这些偏见使得学术人对真理的探索和争夺违背了学术场域本应维持的逻辑;一是受着实证主义科学观所形塑出的唯智主义偏见的影响,这种偏见错把逻辑的事物当成事物的逻辑。这两种类型的偏见都成为了学术人惯习的构成性部分,他在建构研究对象时往往把它们投射到对象身上,造成他所言说的实际上决非研究对象本身,而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而学术场域所给予世人和学术人本身的客观、中立、真理等幻象又成功地遮蔽了人们察觉和质疑这些偏见的视线,使学术人对自身的偏见处于无意识状态。针对学术场域中这种充满偏见的争夺,“以社会学家的身份涉入此一争斗,就容易受到这样一种诱惑,即声称自己能起到公允的仲裁人的作用或法官的作用,明辨和裁断是非曲直。”(布迪厄与华康德,1998:103)但是,布迪厄同时还注意到,“社会科学所提出的每个问题都可以而且应该适用于社会学家本人”(布迪厄与华康德,1998:265)。也就是说,社会学家也身处社会科学学术场域中,是这类争斗的一方,本身也充满着其他学术人所沾染的偏见,是不可能充当公正的法官的,因此,社会学家首先应该祭起反身性社会学的旗帜,对自身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进行彻底的质疑,以祛除社会学自身的各种偏见。

  

  品味以上论述,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布迪厄的反身性社会学概念:第一,它是对社会学自身的反思,是“社会学的社会学”,以把社会学从各种社会性偏见和认识论偏见中解脱出来。如果“人的最大敌人是自己”的说法果然不错的话,运作“社会学的社会学”,特别是其具体而微的形式“社会学家的社会学”应该需要多么伟大的勇气和多么巧妙的技术啊!第二,以自身为批判对象的“反身性社会学”背后潜伏着一个立场:“正人先正己”,正己是正人之条件。说白了,布迪厄至少在“实践意识”(practical consciousness,Giddens,1993)层面上认可社会学是社会科学场域中的真理争斗的判官的观点。他所反对的,只是因为社会学本身也属于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同其他的诸社会科学都受着认识论偏见和社会性偏见的侵蚀,是不可能作为公正的判官出场的,只有通过反身性社会学正了己,清除了自身的各种偏见之后才能适合于这个角色。由此可见,如果说反身性社会学是针对社会学自身的,那么社会学则是针对社会科学的。更为直白地说,社会学是社会科学的反思工具,是“社会科学的社会学”。是故,就形成了一个反思的链条:社会学以社会科学为反思对象,反身性社会学则以社会学为反思对象。布迪厄将场域理论用于社会学和社会科学自身正是这种反思活动的表征和成就。布迪厄在另一处论述中也表达过这种观点:“在我看来,社会学理应成为‘元’科学……它必须利用自身的手段,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身立场的了解,并坚决否定那种只(only)肯将其他思想作为研究对象的‘元’观念”(Bourdieu&Wacquant, 1992:191;布迪厄与华康德,1998:251)。我们可以看到,仅仅一个“只”字,布迪厄把社会学不仅看作社会学自身的元科学亦当作社会科学的元科学的心态就跃然纸上了!我们也就更能领会他在各种论述中“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概念经常交叉使用,不加太多区别的真正用意了。第三,如前文所说,作为社会科学“元科学”的社会学不仅具有揭露和批判的功能,亦具有重建社会科学的能力。

  

  结论

  

  古尔德纳在他著名的《西方社会学面临的危机》(Gouldner,1970)中说过,社会学是一门叛逆型的学科,总是同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事实上,社会学的这种叛逆性不仅呈现在社会领域,还时时表征为学科帝国主义情结并在它置身其中的科学领域中掀起阵阵波澜。这种帝国主义情结的演变过程表明,社会学始终是社会科学甚至整个科学领域中创新学术、挑战学术意识形态的重要动力:在孔德和涂尔干那里,社会学的帝国主义诉求将理性主义引入社会研究,建构起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到韦伯和曼海姆甚至布迪厄处,伴随着帝国主义情绪之表达的,是将诠释学方法论结合进理性主义的努力;SSK作为“元科学”对科学做出的相对主义诊断虽有激进之嫌但决非包括科学家在内的所有学术领域中人所能无视的,它所带来的认识论转向亦非人们所能排拒。所以,让我们欢呼充任思想的“马刺”角色的社会学帝国主义情结罢!

  

  参考文献:

  

  鲍曼,2002,《通过社会学去思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贝斯特与凯尔纳,1999,《后现代社会理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柏格,1982,《社会学导引》,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波普尔,1998,《历史主义的贫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布迪厄与华康德,1998,《实践与反思》,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笛卡儿,2000,《谈谈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华勒斯坦等,1997,《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

  

  孔德,1996,《论实证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

  

  罗素,1963,《西方哲学史》(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涂尔干/迪尔凯姆,1995,《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北京:商务印书馆。

  

  韦伯,1987,《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

  

  ——,1999,《社会科学方法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夏光,2003,《后结构主义思潮与后现代社会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肖瑛,2004,《反身性与“曼海姆悖论”》,《社会学研究》第3期。

  

  Bourdieu,P.&Wacquant Loïc J.D.,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iddens,A., 1987,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3,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Cambridge:Polity Press.

  

  Gouldner,A.W., 1970,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Latour,B., 1988, “The Politics of Explanation: an Alternative. ” In Knowledge and Reflexivity: New Frontiers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ed.) by Steve Woolgar, London: Sage.

  

  Mannheim,K., 1999, Ideology and Utopia, 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Therborn,G., 2000, “At the Birth of Second Century Sociology: Times of Reflexivity, Space of Identity, and Nodes of Knowledge.” I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51(1).

  

  Weber,M., 1968,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olff, K. H., 1970,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 In The Sociology of Sociology,(ed.)by Reynolds,L,T. & Reynolds,J,M.,New York: David McKay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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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个概念出自布迪厄,不过他用该术语的目的是指涉整合了所有的二元分立的社会学(布迪厄与华康德,1998:29)。但是,从布迪厄以社会学家的身份猛烈抨击诸社会科学之间的学科壁垒,要求打破学科间的这些分化,建立总体性社会科学的事实看,又让人明显地体会到布迪厄使用这个概念时所抱持的古典时期社会学家的那种用意。

  

  [2] 社会学的帝国主义情结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表征:话语输出。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帕森斯所创立的结构功能理论对其他学科所产生的话语霸权或者“符号暴力”(布迪厄与华康德,1998)上,只要我们翻一翻20世纪40、50年代以来的重要社会科学著作就可以领略到帕森斯话语的威力。即使在社会学本身都在努力规避这种话语的今天,帕森斯的阴影依然在其他许多学科周围如氤氲一样迟迟不肯飘散。虽然吉登斯承认了社会科学制度化的背景,认为社会学只是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并否认他所想象的社会学对其他学科具有任何的帝国主义诉求,但他在心底里仍然没有放弃对社会学话语霸权地位的谋求,从他到处把他的社会学概念发明——双重诠释学、结构二重性、有意图行动的未预期后果,等等——当作社会科学的共同特点的演讲(Giddens,1987)中就可以窥见他的这种诉求。由于这种帝国主义情结并非社会学专有,故本文不作详述。

  

  [3] 在一些学者看来,“视角主义”与“相对主义”等同,代表着一种后现代转向。(贝斯特与凯尔纳,1999:5)在笔者看来,这种界定既对又不对。“对”是指在曼海姆那里,“视角主义”的确与“相对主义”具有某种亲和性;“不对”指的是,如果这样那么包括涂尔干、韦伯等在内的许多古典社会理论家的思想都内含着后现代成分,因为他们的范式选择都不由自主地是“视角主义”的,比如:涂尔干强调社会学研究就是要把社会事实当作外在于个体的、客观存在的“物”来看待,而不能重复心理学的内省路径,这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必要的“心态”(涂尔干,1995:7);韦伯也认为他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也只能是一家之言,不能因此而遮蔽其他视角(韦伯,1987: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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