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阙光联:走向文明:辛亥革命的是非成败辨析

更新时间:2011-06-24 19:44:21
作者: 阙光联  

  

  一百年来,辛亥革命既获得了高度的赞誉、肯定,也不断受到各种批评、质疑甚至非难。这种种不同的评价与人们对辛亥革命的性质的不同理解有直接关系,尤其是由于政治理念的差异、时代氛围的变化,人们对近现代中国的革命运动本身也有不同的解读,并由此引发对辛亥革命的是非与成败的不同评价。只有正视这些批评和质疑,并从政治史的视角对关于辛亥革命的种种不同解读予以认真剖析,避免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的肤浅赞颂,才能帮助今人真正认识这次革命留给中国历史最有价值的政治遗产。

  

  辛亥革命的性质之辨:政体变革,或曰共和革命

  

  二十世纪的中国,经历数次被冠以革命之名的政治大变动,而辛亥革命就是这当中的第一场。长期以来,人们对辛亥革命的理解和评价,基本上也是将其放在这样的革命谱系之中来解读。在革命话语系统内部,辛亥革命自然被视为现代中国革命谱系中的里程碑。作为现代中国最主要的两大革命力量,国共两党都对辛亥革命给予很高的重视和评价。当然,两党也从各自对革命的不同理解出发,对辛亥革命的进步性与局限性做出各自不同的评价,例如中国共产党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将辛亥革命定性为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以与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相区别,既表明这两次革命的历史继承性,又更强调后者对前者的超越、后者相比于前者的进步性。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后革命”时期,随着革命的神圣灵光日益黯淡,思想界出现了一股反思革命乃至“告别革命”的思潮,辛亥革命也不可避免地跟20世纪中国的其他几场革命一起,被不加分析地贴上“激进主义”的标签。一些人甚至相信,如果没有辛亥革命,清末的新政、立宪运动,也可以温和、渐进地将中国引上现代国家之路,而辛亥革命却开启了中国近现代激进主义暴力政治之先河,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正常发展进程。

  

  但实际上,现代中国那几场以革命命名的政治变革,其性质并不一样,不加分析地将它们混为一谈必然会遮蔽、模糊许多历史的真实面相。辛亥革命是政体变革性质的革命,20年代国民党发动的“国民革命”则是单纯的政权更迭、改朝换代,不过是以南京政府取代北洋政府而已,社会、政治制度并无变化。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则不单单是政权的更迭,更是一场深刻、全面的社会大改造,一次社会革命,这种社会大变革是以建立一个理想的新社会为终极目标,并且强调社会群体的阶级属性,其对社会的根本改造是依据阶级的标准来进行的,因而也是阶级革命。显然,这三种革命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以其中的某一种革命为标准来解读另一种革命,就很容易导致对后者的误读、曲解,因而是不恰当的。辛亥革命是单纯的政体革命,正如有学者说的,这场革命是有限的,它没有触动整个社会的深层结构,没有把社会翻一个底朝天,它是相对有节制的,只要达到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体,其革命目标即告完成。这个目标是有限的,只停留在政治层面,只是一个政治革命。[①]在过去的主流论述中,总是以阶级革命、社会革命的标准和思维来分析评价辛亥革命,并依此给它定性。而辛亥革命本质上并不是一场阶级革命,其革命对象并非哪个阶级,其所追求的目标也并非哪个阶级专政,因此,简单地以某某阶级的属性来定性这次革命,是“以论代史”的思路,以某种先验的意识形态教义附会历史史实,必然导致对辛亥革命的真实历史及其意义的误读。而另一方面,将辛亥革命与其他几次革命等量齐观,都当作“激进主义”来理解和评价,也同样失之偏颇,因为“激进主义”一词只能体现这几次革命表象的相似,即都具有暴力色彩,但却无法表达这些革命的性质、意义等根本性的实质内涵。

  

  因此,今天评价辛亥革命,首先就应明确这次革命的性质是政体变革,应将其放在20世纪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历程或者说宪政民主化历程之中,从政治发展的视角来分析和评价其是非成败。鉴于学术界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与批评主要来自上述的两种立场,即以社会革命、阶级革命的标准衡量辛亥革命,和以“激进主义”的标签来指责辛亥革命,故而,本文对辛亥革命是非成败的辨析,主要也是针对这两种立场所提出的诸问题来进行。

  

  辛亥革命的是非之辨一:共和立宪与君主立宪,哪个更现实?

  

  建立宪政民主的国家,是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历史主题,这个进程确实是从清末搞君主立宪开始的。近年来批评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认为这个革命打断了清末立宪的进程,犯了“激进主义”的错误。其实,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清廷对宪政的消极、拖延甚至敷衍的态度本身才是促成革命的重要原因。在清廷尚有能力掌控局势的时候,迟迟不愿启动宪政改革。庚子之乱后,清廷已是威信扫地,在列强的逼迫之下不得不推行新政。此时清廷的权威已流失,难以掌控局势,尤其在慈禧等政治强人死后,接班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总体上都是平庸无能之辈,既无力控驭时局,对于实施宪政的态度也是犹犹豫豫,1908年8月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还规定皇帝有权颁行法律、黜陟百司、设官制禄、宣战议和、解散议院、统帅海陆军、总揽司法权等,仍然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合一,由皇帝一人垄断。1911年更是弄出来一个皇族内阁,使那些对朝廷抱有幻想的立宪派也颇为失望。直到武昌城头一声炮响,清廷才慌忙抛出一个“十九信条”,承认民主宪政。然而为时已晚,清廷政治信用已经破产。从武昌起义后不久的形势看,清政府与其说是被革命党人武力推翻的,毋宁说是由于其自身统治秩序的解体而崩溃的。以革命党人当时的军事实力、组织领导水平、政治影响力等各方面条件看,如果完全靠武力斗争,革命党人根本不是清政府的对手。可是武昌起义一发生,不久全国各省就纷纷宣布脱离清廷而“独立”,清廷面临的是雪崩一样的解体局面,最后不得不接受袁世凯的逼宫,期间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全面战争。与20世纪后来的两次以国共两党为主角的革命相比,辛亥革命基本上是温和的,暴力色彩最淡。显然,革命党人所起的作用其实不过是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而已,是引发清朝统治崩解的导火索。而清朝之垮台,实乃人心所向、水到渠成的历史发展必然结局,绝非纯粹是革命党人凭一己之力将其推翻。

  

  宪政改革意味着对统治权力的约束,对于专制统治者来说,这是自我限权,自我革命。能够主动这么做,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智慧。而清廷搞“预备立宪”一方面是迫于形势的无奈之举,另一方面主要也只是企图以此来永保皇位和大清江山。这样的主观动机决定了清廷不可能真正推进以放弃专制权力为核心内容的宪政改革。其实,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君主与立宪之间很难结合统一起来,这是中国不同于英国、日本之类君主立宪国家之处。因为中国历朝都是靠暴力、权谋夺取天下而建立起来的,皇权本身也只有依靠暴力才能得以维持,这样的皇权是纯粹世俗的权力,并没有任何真正意义的神圣性可言。所以在中国,没有实权的君主即所谓虚君是不可能得到人们的共同膜拜的,也就是说,如果切实不打折扣地推行立宪政治,那么最终的后果就是君主势必成为多余的摆设,终究难免被人们抛弃的宿命。而如果一定要确保皇权永固,那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宪政。而英国、日本之类国家的君主,并不是靠暴力打江山坐江山的,其地位之形成,往往源于民族历史文化、宗教传统,所以即使君主不掌握实权,也依然能够获得社会的认同、民众的膜拜。这样,虚君与立宪就可以并存不悖。那种指望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幻想在清廷的主导下也可以渐进地走向宪政的想法,其实恰恰是误判了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特质的想当然。清廷之所以对宪政改革采取消极敷衍的态度,固然是因为满清贵族统治集团的恋权自私心理作祟,不愿放弃特权,但其实也是上述中国政治文化传统所决定的。毕竟清朝本身就是通过暴力夺取天下、依靠屠戮和压迫各族人民尤其汉人而建立起来的,这个历史的原罪,再加上晚清在列强面前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举措,都决定了满清统治集团完全有理由担心一旦立宪政治真正发展下去,迟早有一天,清王朝本身一定会被架空、直至被抛弃。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满清统治集团比那些主张君主立宪的人们更清醒。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中国人追求宪政,那么类似辛亥革命这种废帝制、行共和的政治革命,是迟早一定要发生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②]

  

  辛亥革命的是非之辨二:“驱除鞑虏”错了吗?

  

  辛亥革命的一个主要口号是“驱除鞑虏”,所谓鞑虏,就是满清贵族统治集团。近年来,这个口号受到一些人的非议,认为这是“近乎愚昧的口号”,是“汉人偏狭的民族意识”的反映。[③]事实上这种批评完全是时空错置,把清代的满洲统治集团与今天的满族人混为一谈,犯了“关公战秦琼”式的错误。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是,满清入关以来,始终坚持实行民族压迫,满洲贵族作为征服者居于统治地位,满人享有各种特权,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族人民都是被征服者。所以,清代的满汉关系是一种典型的民族压迫关系,“驱除鞑虏”口号所表达的无非就是反抗这种民族压迫而已。事实上,革命阵营所谓驱除鞑虏从来不是针对一般的满族民众,而是针对满清统治集团。辛亥革命丝毫没有针对普通满人的任何民族歧视、迫害之举,革命之后满人与国内其他民族包括汉族民众一样享有平等的社会政治地位,相比于当年满清入主中原时对汉人大开杀戒、强迫留辫子之类民族压迫现象,真不知所谓“大汉族主义”之类子虚乌有的罪名究竟从何说起、有何实据。

  

  晚清满人的民族身份比较微妙,这是我们今天在理解辛亥革命的民族主义含义时必须注意的。一方面,沿袭有清以来的传统,满人是统治阶层,享有特权,是包括汉人在内的国内其他各族的征服者、统治者,余英时先生将清代的统治方式称为“族天下”,以别于中国以往的“家天下”,其意即为满洲族群整体享有统治特权。[④]清朝历来极为重视这种民族统治关系的构建和强化,通过各种制度、仪规、政策来维持这种民族畛域,并将其所谓龙兴之地圈禁起来。而另一方面,随着外国列强的入侵,满人与国内其他各族人民一样面临着相同的命运,这种外敌压迫的现实形势客观上要求满汉各族人民共同维护民族国家的利益和尊严,为此,满汉各族必须拥有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必须形成共同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可是满汉之间的民族压迫关系却对这种中华民族身份认同产生消极影响,满洲统治集团对于自身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一直就存在着复杂矛盾的心态,甚至为了维护其“族天下”的狭隘私利而损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国家主权,抗拒或拖延政治变革。直到民国成立后很长时间,满清贵族中一些人依然暗中勾结日寇,甘心充当日本侵华的走卒,妄图分裂国土。辛亥革命之称满洲为“鞑虏”并非源于偏狭观念,而是缘于满洲集团对自身民族身份认同的矛盾心态以及满洲的民族压迫政策。只有消除这种国内的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才能真正实现满汉各族人民的大融合,促进共同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形成,进而才能共同抵御外侮。因此,辛亥革命的民族主义含义,首先第一层就是“驱除鞑虏”,消灭满洲权贵 “族天下”式的专制统治及其民族压迫制度,实现国内各族的平等,然后才谈的上争取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尊严、独立与平等地位。

  

  辛亥革命的是非之辨三:民国乱象能归咎于辛亥革命吗?

  

  民国成立以来,中国政治局势一直动荡不宁,各派政客争权夺利,军阀混战,地方割据,兼以两次复辟丑闻,政治始终没有走上宪政正轨。这也就成为近年来在反思革命的过程中一些人非议辛亥革命的理由,似乎上述乱象都是“激进主义”的辛亥革命造成的。其实,对于民初的乱象,应该做具体的分析,不可笼统地视为“一团糟”,也不能想当然地将这种种乱局一概都归咎于辛亥革命,认为是革命推翻了旧的权威,又未能确立起新的权威,从而导致政治纷乱。

  

  首先,对民初政治“乱象”应该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在政局纷乱的表象下面,必须看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思想文化的繁荣,社会自由度的扩大,交往的发展。因此,所谓“乱象”只是事情的一个侧面而绝不是全部,在其另一侧面,民初的中国社会其实是充满生机活力的,这种状况直到20年代依然给来华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留下深刻的印象,罗素对中国的印象和评价好于对当时的日本。简单地将民初中国说成一团糟的“乱象”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出于庸俗的权威主义稳定观的偏见。权威主义相信,必须维持一个大一统的绝对权威,实现国家政治社会的稳定,然后才能有经济社会的发展、政治的改革与进步,直至宪政民主制度的建立与成长成熟。离开了这样的权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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