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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希雨:南海问题中的三个层次矛盾

更新时间:2011-06-23 16:04:00
作者: 杨希雨  

  

  

  我们现在周边面临着诸多挑战,最严峻最复杂的应该是南海问题。美国在东亚太地区军事战略中所规划的三大潜在的冲突热点,分别是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以及我南海,而美国认定,这三个热点中,最有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就是南海。

  就台湾问题而言,由于近年来两岸之间广泛交流与积极互动,使得台海局势出现了带有根本意义的缓和趋势,大陆与台湾之间因“台独”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而朝鲜半岛问题恰恰由于南北双方以及朝美之间矛盾错综复杂,朝鲜与韩—美军事同盟之间均被牢牢绑定在“相互威慑”的对立格局下,事实上对立双方谁都没有足够资本,更没有真正准备发动全面攻击对方的战争。而南海问题则不一样,近年来越南等国利用中国的低调与克制,从军事斗争准备到法理斗争准备,从国际舆论及学术造势到通过外交渠道编织所谓“反华统一战线”,可以说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最近越南在南海问题上开始高调,努力吸引国际社会对于南海问题的注意力,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这是它多年来精心准备潜心积累到现在这种程度,必然要采取的行动。而且可以这样说,目前越南所采取的行动,还只是高调行动的开始。

  我们在那里的国家利益每天都在流失,先不说越南、菲律宾等国利用实际占领的地位,明目张胆采取篡改地名等行径,单单我们在该地区的油气资源损失,就相当惊人,马来西亚、越南等声索国现在每年都从南海攫取5000多万吨原油,差不多一个大庆油田没了。

  面临着南海日益严峻的形势,我们做了什么?我想无论从策略还是战略上,我们都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首先是从策略的角度看,南海问题上我们面临着三个层次的矛盾。

  第一个层次的矛盾,是同声索国之间的矛盾。中国历来拥有对整个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主权,而越南从1974年以后开始声称这两片群岛是它的,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等国说那里的某一部分是它的。这些国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从未对中国在南海诸岛的主权提出过异议。后来由于这里陆续发现大量油、气资源,再加上两次石油危机,因此诱发这些国家开始同中国争夺南海主权。这种争夺,是我们面临的最直接威胁我主权和国家利益的矛盾;

  第二个层次的矛盾,是我们同美国的矛盾,也就是说南海争端当中的美国因素。这个层次的矛盾的实质,是反对外部势力插手、使南海争端更加复杂化的问题。

  第三个层次的矛盾,是所谓“利益关切国”,例如印尼这种对南海部分水域声称主权,以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这类对于南海区域国际运输通道宣称“利益相关”的国家。这个层次的矛盾,实际上是一个增信释疑的问题。因为我们同有关声索国之间的争端,从未影响过该区域国际运输通道的畅通和安全问题。

  显然,在上述三个层次的矛盾中,我们应该把政策重点以及主要精力,始终放在第一个层次的矛盾上,这才是南海问题的核心;而对于第二、第三个层次的矛盾,应该低调处理,分化矛盾,增信释疑,尽量把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提出的问题,同那些声索国的要求区分开来,不能用相同的办法去处理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矛盾。

  从策略上讲,我们没有对这些国家排队,特别是把美国这个原本属于第二层次矛盾的国家,摆在了我们维护南海权益斗争的首要目标。而这么做,恰恰是那些不敢同中国正面谈判的声索国最希望看到的局面。最大的问题出在去年,南海问题突然成了我们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大问题。一些政策宣示方面的不科学、不严谨、不策略,造成了被动局面。例如,去年我们在南海发生了非军用船只相对峙的事件,这明明是中国同越南、同印尼的偶发性矛盾,结果突然成了中美之间的矛盾,这其中固然有美国极欲插手的霸权主义问题,但也不能不说有我们在政策和策略上的问题。

  对于南海争端中的美国因素,我们必须从坚持政策与策略高度统一的角度,进行客观的分析。无论美国同中国在其他问题上有怎样尖锐的利益对立,但是在南海问题上,相对于越南等所谓声索国,美国没有同中国搞直接对立,没有直接抢这些岛屿,也没有直接去那里抢油。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是什么?上世纪80年代之前,它没有立场。直到里根政府时期,即上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南海声索国逐步增多,争端日益明显,美国政府推出了它的所谓“南中国海政策”,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条:第一,美国对于南中国海的岛屿归属争端不持特定立场,但是美国的“航行自由”,也包括飞行器飞越该海域上空的“自由”,必须得到保障;第二,南中国海争端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后来到了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为了在日益凸显的南海争端问题上进一步彰显美国立场,1994年,克林顿政府把里根那两条捡起来,发表了一个包含有六点内容的立场文件,但是只是技术上的细化。

  基于上述立场,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多年来一直保持低姿态和不直接介入的态度。但是这个政策姿态到了去年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去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越南等国的怂恿下,利用东盟地区论坛年会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突然发难,当场遭到杨洁篪外长的严辞驳斥。但是具体分析,其讲话所表述的美国立场,依然没有超出里根政府和克林顿政府所正式表达的立场。只是去年的讲话中有两个新的政策宣示值得警惕:

  第一,在美国的南中国海政策方面第一摒弃了“保持低调”的政策姿态,以亚太地区事务“大佬”自居,高调宣称美国乐于推动和主持南海问题的多边谈判。第二,第一次“填补”了以往美国政府在南中国海国际水域问题上的“空白”,明确宣称“(有关各方)对南中国海的合法要求只能应当依据陆地特征的合法要求”。这句话比较绕,说白了就是中国不能依据对群岛的领土要求,提出对整个南中国海“九段线”内全部海域的主权要求。

  对于中国来说,必须严正对待明确反对希拉里·克林顿去年讲话释放出来的两点“新意”。但同时头脑要始终清楚和明确主要目标、主要矛盾在哪里。美国在南海争端中的对我们最关切的美国是否“选边”问题,美国迄今一直保持“不选边”立场,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尽一切努力使美国保持不变。

  最可怕的事情在于我们现在在把第一类国家和第二类国家往一起赶,这个时候他们结成一体,基本在南海形成一个软联盟。这种态势涉及到中国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我们的战略机遇期。

  上世纪90年代初,一批美国战略家讲,21世纪头20年是美国的战略间歇期,战略间歇期20年内,世界上没有能够直接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大国;但是20年以后,世界上必然冒出一个或者数个直接从政治军事战略挑战美国的大国。因此,在“战略间歇期”内,美国必须要大力加快发展,特别是进一步拉开同其他大国的军事领先优势,以应对20年后的战略挑战。与此同时,中国也提出了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和政策思路。21世纪头十年的实践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关于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及其相关政策与策略,是完全正确并取得了重大成就的。

  但是现在对于中国而言,战略机遇期的第二个十年,有一点点岌岌可危,这其中有外部因素,也有我们自己的因素。说实话,当今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一个大国真心希望和欢迎中国迅速崛起。在这种国际环境下,更需要讲策略。很可惜,我们现在刚刚踏上崛起之路,就有些自我膨胀。我们需要总体从维护战略机遇期的高度,对我们的战略、政策、策略进行反思。

  我们在战略方向上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比如说军事建设,我们现在发展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拥有的战略打击力量。但是在做大国方面,我们不仅要具有做大国的雄心壮志,更要锤炼和养成做大国的心态以及做大国的谋略。在大国问题上,我们现在发展打卫星、打航母、打巡航导弹。这些东西好不好?当然好,我们必须要发展。但是这里的“机会成本”是什么?现在周边面临这么多问题,当越南在大力发展攻击南沙、守护南沙的军事手段的时候,我们发展的重点是打卫星、打航母,打巡航导弹。如果美帝国主义干预南沙群岛争端,他派航母来参战,我们可以打航母。问题是如果攻击南沙没有卫星、没有航母、没有巡航导弹,你就这点钱,去发展打卫星,就不能充分发展保卫南沙的权益。

  所以我们从战略指导思想到策略,都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就是说,以美国为主要对手,主要目标,集中一切资源做好同美国对抗的准备,这样做是否符合战略机遇期的客观规律和客观现实?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在南海问题上,政策措施方面也有值得反思之处。前不久,南海问题升温,因为我们渔船到南海去,人家探油我们去维权。反过来想,如果是我们的油船探油,他们去干预,谁主动?显然是我们。现在参与越南、马来西亚等盗采南海油气资源的,不乏那些在中国市场大赚其钱的跨国公司。我们应该创造一种机制,迫使那些外国公司在参与有关声索国的这些非法活动之前,必须首先仔细盘算“机会成本”和严重后果。它们要么选择合法在中国大市场大赚其钱,而抵制来自一些声索国的利诱;要么迎合声索国的非法利益而丧失中国大市场。

  本来在南海争端当中,我们应该是军事外交措施以及经济措施两手都要硬,很可惜,我们现在是经济一手软,军事外交措施一手硬,但硬的还不是地方,把美国当作主要对手。软的那一手没有硬起来,我们在南海错失了将近20年的良机,不作为。这个期间,越南、马来西亚从几十万吨、几百万吨发展到每年开采量数以千万吨计,一个大庆油田干出来了。在南海问题上,我们现在面临最现实的问题,是勘探资源竞争。也就是说,你不能做君子,因为那些声索国不以君子之道行事。

  举个例子,我们这么大一个大国求着越南、马来西亚和我们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是越、马从不想和我们共同开发。原因很简单,既得利益是每年上千万吨油,谁跟你共同开发?因此现在就得两手对两手,外交策略要讲,同时更重要的在于你要有行动。我们具有明显的资金优势、技术优势,如果调动起来在南沙群岛海域打出几块油气田,形势就会立即反转,不用我们央求那些所谓的声索国,他们会上杆子找你来谈“共同开发”。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从战略、策略,乃至到实际政策都要认真反思,着眼长远,加强两手,进行统筹规划,既要加强策略和谋略,也要加强经济领域的行动。

  

  演讲者系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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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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