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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康:中国道路及其价值意蕴

更新时间:2011-06-11 10:59:03
作者: 欧阳康  

  

  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很多重大进步都是在探索实践中的某些重大问题中获得的。现实地看,当代中国在发展进程中面临着很多极为复杂的重大实践问题急需理论解读和思想引领,而这也正是理论更好发挥其作用的特别机遇。正是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健康互动中,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功能,也才能获得时代性的发展。本文试图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讨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道路及其价值意蕴问题。

  

  一、深度把握我国价值体系的演进逻辑

  

  对于正在发展着的中国道路可以从各种角度来加以探讨,而核心价值体系构建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内容,也应当是研究中国道路的重要视角。为此我们首先应当对当前中国的价值状况有个清晰的了解。一方面,新中国成立60余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快速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正在作为一个大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另一方面,当前中国社会内部各种价值要素和价值观念之间激烈冲突,表现为社会矛盾凸显,社会冲突频发,价值状况堪忧,有可能妨碍我国社会的进一步健康和快速发展。为此我们必须深度追问,中国今天复杂的价值状况是怎么形成的?

  历史地看,中国在古代历史上是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的,那就是以儒学为核心、儒释道兼容的价值观念和实践体系。但是近代以来它们却不断地受到冲击,处于消解和式微的过程中。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明借助于其现代化的“船坚炮利”入侵中国,让中国人民对西方文明产生了严重的心理抵御机制,其表现是,一方面我们搞洋务运动,向西方学习,一方面又提出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要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希望把西方文明整体性请入中国的殿堂。但由于国内战争爆发,这种努力并未能持久,也未能真正转变为大众行动。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国难当头,救亡图存成为民族主题。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对于现代化的狂热与误解,还有文化大革命的价值颠覆,使全社会的价值关注点集中于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

  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种全新的价值体系建构,市场经济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它要求建立一套以个体为单位以市场为基础、以利益为导向的价值体系,这就不得不冲击到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根基,涉及到每一个社会民众,影响着社会的深层价值基础。这些年来,我们在保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允许并鼓励外资、合资、民营和个体资本等在中国发展,由此而造成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价值格局与利益纷争。我们保持了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积极掌控,又积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允许多种交往方式和流通方式并存,由此面临着多种经济运行模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以上简略回顾表明,当前中国复杂的价值状况是一个漫长历史演进过程的结果。当前中国价值体系的多样化发展既是世界复杂价值格局在中国的延伸和微缩,也有中国社会本来的价值复杂性的传承与继续,还包含着中国快速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不断产生并多重表现出来的独特性价值新问题。因此,我们现在谈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必须直接面对现实的价值复杂性状况,面对大众的多元价值理解和价值期盼,才有可能适应和引导大众的价值生活与价值选择。

  

  二、正视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复杂性状态

  

  据媒体报道,到2010年底,中国的GDP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一个时代性的进步,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成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它同时也告诉我们,未来中国的发展尤其是道路选择将更加需要我们的独立自主和变革创新。如果说我们过去主要是学习和借鉴西方人和东方人曾经走过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道路,并谋求了可能意义上的最大发展,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主要地将只能更加独立自主地开创自己的发展道路。今后我们能够从其他发达国家借鉴的东西不能说没有,但至少不会比过去更多,更难说是主导性的。

  今天的中国社会内部有着极为复杂的价值要素和价值结构,它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矛盾与问题,使中国社会面临着世界上所有国家迄今为止没有遇到过的最为复杂的困难和最为严峻的挑战。要成功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争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急需提升我们的理论智慧和实践能力。

  中国当前的价值状况为什么会这么复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中,我们一直试图把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各种类型的几乎所有积极要素都纳入到中国的发展道路中,由此产生了与各种思想理论和实践模式的极为复杂而又特殊的内在相关性。但是中国道路又不是对任何单一理论和实践模式的直接的和整体性的照搬,而是对它们的部分移植、借鉴和改造,并力图使之进入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新体系和新形态中。

  第一,在传承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方面,我国的发展既没有从根本上违背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而是遵循了其基本原则,但是也绝不是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原样再现,而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加以了调试和改造。我们借鉴了当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尤其是学习他们以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成功应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严酷的世界大战并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但又通过探索中国特色而离开了苏联、东欧的大一统社会主义模式,努力开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发展道路。我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率先通过改革开放走上了自己独特的快速发展道路。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总体上看我们在积极引领着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发展进程,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并没有放任市场,没有放弃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调节与控制。所以,在社会主义的理念和实践上,我们既有历史性的传承与扬弃,更有革命性的变革与创新。

  第二,从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来看,1978年以来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入了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中国的现代化不同于当年西欧以资本原始积累和对工人血腥压榨为条件的现代化模式,但又借鉴了西方现代化的最根本要素之一,即市场经济,并由此而使社会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我们在近年的发展中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学习借鉴了很多的东西,但并不是也没有可能把美国模式搬到中国。“亚洲四小龙”在其现代化的进程中把市场经济与中央集权和儒家伦理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同为亚洲国家,我们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中确实寻得了启示并有所借鉴,但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尤其是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我们与他们的发展道路也有着原则的不同。在经历了1978年前后的东亚金融风暴之后,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了他们的问题与缺失。20世纪的最后10年,拉丁美洲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现代化道路,搞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为基本价值导向的新自由主义,一度兴旺,然而进入21世纪即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宣告了“华盛顿共识”的破产。有人由此提出了具有特别意味的“北京共识”。我们尽管对此一直保持着低调,但却由此而增加了对于“拉美陷阱”的了解和警戒。

  我们既要积极加入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又希望将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的体制中展开,于是一方面积极改革开放,加速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又积极地掌控发展进程,使之更好地造福于社会和人民。由于现代化和全球化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所创立和主导的,包含着理性化、工业化、市场化、都市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等多元价值要素[1],是个非常复杂的价值体系,而共产党要领导中国加入这个进程,并在其中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所以既必须积极地改变和发展自己,顺应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挑战与需要,又必须根据中国的情况在可能的条件下努力改变或引导全球化,这就必然面临非常复杂和尖锐的挑战。

  第三,就对传统的继承与超越而言,我们致力于把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与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相结合,这既有利于使中华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社会,获得时代性意义,也有利于为中国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中华历史文化基础,使其变得更加丰富和多样。在这方面如果把中国和希腊做个比较,从中可以获得启示。中国和希腊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但由于走上了非常不同的发展道路,今天处于非常不同的境地。笔者自1996年首次去希腊访问,时隔14年后于2010年再去雅典参加国际性哲学学术会议,不仅在城市建设和社会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看到明显进步,感受更为深刻的居然是国家财政几乎破产带来的严重社会萧条,看到的是巨大的民众游行示威浪潮,以及民众自信心的低迷与困惑。尽管古代希腊曾经产生了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柏拉图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等,但并没有能够保证它始终走在人类文明的前列。由此看来,有着最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不一定能够长期引领人类文明的进步。

  当代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心态,通过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积极地向世界各种文明类型学习,将各种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积极价值因素引入中国,融汇到中国的社会发展之中,又不断地引入和创造出许多新的价值元素,使之成为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从中获得了诸多发展机遇和社会红利。但客观来说,这些要素采自不同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各有其发生作用的背景和支撑条件,有其具体的功能和效用,彼此之间不发生接触,也不会有矛盾与碰撞。现在都进入到了中国,进入到同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当中,但各自仍然有不同的体系性和体制性需要,各有发生作用的场景和方向,彼此之间不一定当然地便能相互匹配和协调,可能会有差异甚至冲突,甚至必然会发生矛盾与冲突。

  中国要以一个体系同时应对来自非常不同的要素的体系性需求,一时当然难以做到,这就使得当今的中国社会以共时态方式汇集了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问题,例如,几百年来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所面临的劳工问题和经济危机问题;20世纪初期美国社会在“进步时代”所面临的经济金融秩序和财税体系不健全而带来的社会混乱问题;20世纪50年代东欧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大一统模式带来的思想和运行机制僵化问题;30年前“亚洲四小龙”兴起又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遭遇严重危机所带来的复杂问题;近10年来拉丁美洲国家作为后发国家追随西方现代化而面临的严重经济危机问题;近3年来美国所发生的严重金融危机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广泛和深刻影响,等等。这种种矛盾与问题都以一定的变形的方式存在于中国。

  而从中国自身的状况来看,30年来经济快速增长,GDP总量已排名世界第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已经把中国看作一个经济大国,呼唤着中国的世界责任,但中国的人均GDP却仍然排在世界第100位左右,仍然是一个穷国。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的地区、行业、阶层差异与矛盾,与各种外部矛盾相互激荡,有可能引起新的更大的社会矛盾与问题。

  由上我们看到,在当代中国复杂的社会问题群中,既有传统社会主义的矛盾,也有传统资本主义的矛盾;既有现代资本主义的矛盾,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产生的矛盾;既有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的矛盾,也有我们自身不断产生出来的新矛盾;既有经济发展不足的矛盾,也有经济发展成果如何合理分配的矛盾;既有经济发展的结构、质量与速度的矛盾,也有政治、社会、文化体系如何适应经济发展需求的矛盾,等等。这多方面的价值矛盾内在交错,互相牵制,其复杂性程度是其他国家并不多见的。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发展既是社会进步的要求,也是社会管理体系的挑战,如果诸多价值元素不能够很好地融合为有机的社会价值系统,就有可能出现价值的体系性空缺,尤其是主流价值的迷失和核心价值的削弱,影响大众的价值认同和价值选择,甚至会造成社会的离散与分化。因此,如果说我们过去主要是通过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而发展了自己,那么现在中国已经到了只能自主建设和自立发展的时期,而这需要核心价值体系的支撑和引导。

  

  三、把握全球化时代世界运行体系的价值特点

  

  中国的价值复杂性与世界的价值复杂性可以说是交相辉映,汇聚于中国当代社会。世界的价值复杂性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中表现得最为直接和直观。

  与历史上的经济危机相比,本次金融危机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发端于美国这个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一个在世界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都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由此而产生了对世界的极为广泛的影响。这里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由于各方的努力,本次经济危机居然没有引起世界性的巨大经济破坏和政治动荡。这表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自我调控能力正在增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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