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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天明 陈玉洁:试论涂尔干视角下的法人团体及启示意义

更新时间:2011-06-09 16:52:23
作者: 岳天明   陈玉洁  

  

  [摘 要] 作为重构人类生活的希望和社会团结的重要机制,法人团体及其建构是应该得到重点强调的。因此,发展法人团体是复杂社会分工条件下的当务之急,也是解决社会团结的根本性途径。结合涂尔干的理论视角,追溯法人团体的发展源流就可以看出,它同时具有组织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重要功能。这些功能和法人团体的基本特征对消除社会失范状态、重建社会秩序、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具有关键性意义,也对当代中国的个体发展和社会整合深具启迪。

  [关键词] 涂尔干;失范;法人团体;道德;整合

  

  一、引言:法人团体在涂尔干思想中的“浮现”及地位

  

  埃米尔·涂尔干(又译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1858—1917),“像一个先知那样满腔热情谈论社会学”,[1](P263)无愧地当属十九世纪法国乃至欧洲大师级的社会学家。正如德国学者埃利亚斯所言,社会学总是感兴趣于现时的社会问题,[2](P2)而十九世纪的社会学总是热衷于长期的社会进程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表征了社会学思维方式进化的起点。[2](P12-14)这种判断自然也适合于涂尔干,他不仅试图将社会学建立成一门科学,而且还对欧洲步入工业社会后由于剧烈的社会变迁所引发的激烈社会冲突以及伴随而来的价值和集体信仰危机进行了深刻的历史性思考,[1](P256)[①]这种思考都以社会团结为旨归。涂尔干坚持认为,现代社会的各种危机和问题并不是经济问题而是道德问题,这一点虽然使他和马克思相去甚远,但他却另辟蹊径地指出,社会问题主要是一个协调问题,是个人的共同情感的培育问题。为防止我们的社会变得平庸浅薄、矫饰造作,就必须重建集体意识和社会规范,这是使现代社会走出危机唯一出路。“如果我们缺少了共同的情感和观念,也就不再是一个人了。”[3](P359)他认为,集体意识就是一般社会成员所共有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3](P42)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社会分工会越来越发达,分工的发展又带来个体之间异质性的增大,使得原来那种共同的集体意识变得越来越弱。那么,维系现代社会的团结纽带到底是什么呢?涂尔干指出,“因为劳动分工在社会中是很发达的,它产生了团结。” [3](P27)但他同时也认为,分工也像所有社会事实一样,会表现出许多病态的形式,这种失范的分工会带来很多负面的结果。[3](P313)

  那么,怎样才能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重建集体意识和社会规范以消除社会的失范状态呢?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病态症状源于个人对集体的依存关系不够紧密,但他认为,通过家庭组织、宗教组织和作为政治组织的国家都无助于个人与集体间的融合,只有“同类劳动者、履行同样职责的合作者联合起来形成的职业团体或行会”,才是“更适合于形成社会思想和社会感情的场所。” [4](P415)在《社会分工论》第二版序言里,他明确地指出:“要想治愈失范状态,就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群体,然后建立一套我们现在所匮乏的规范体系。……只有在与职业活动关系紧密的群体对其作出有效规定的情况下,职业活动才会认识到自己的功能,了解到自己所具有的需要和每一次的变化状态。满足这些条件的独立群体是由那些从事同一种工业生产,单独聚集和组织起来的人们所构成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法人团体(corporation),即职业群体。” [3](第二版序言P17)显而易见,涂尔干是把法人团体作为重构人类生活的希望和社会团结的重要机制而得到重点强调的。事实上,甚至在《社会分工论》出版之前,他就已经得出了职业团体应该在当代社会中起比目前更大作用的结论。按照他的说法,他原计划在《社会分工论》出版之后再写一篇论述职业群体重要性的文章,但终因“诸事缠身”,没能兑现。[3](第二版序言P1)可见,在他看来,发展职业团体是复杂社会分工条件下的当务之急,也是解决社会团结这一问题的根本性途径。

  

  二、法人团体的发展源流及其功能

  

  涂尔干指出:现代经济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中的职业群体的丧失导致经济活动缺乏伦理规范的调节,这自然导致了失范状态,经济世界中极端的悲惨景象都与此有关。

  很早以来,法人团体就是组织经济活动、规范职业生活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不过,在单纯的农业阶段,生产组织成了家族和乡村的惟一组织,人们的生活跳不出家族的圈子,因此,家族本身就扮演了职业群体的角色,[②]而商业贸易的发展使城镇之间直接或间接地发生联系,那些背井离乡的人们必须超出原来家族组织的狭小范围而需创造一个新的行为结构,就要建立一种新的次级群体,于是,法人团体应运而生。可见,法人团体的产生是劳动分工的发展使得经济活动超出家庭和家族组织形式之外的结果。由于罗马时期还是一个农业和尚武的社会,贸易还无法对城邦的政治结构产生多少影响,作为被道德排斥在外的腐化现象,贸易在很长时间只是社会活动中附属和次要的事情。为了使自己利益获得尊重与认同,面对社会的谴责,罗马时期工匠们对抗社会的行动最终让他们痛苦地依附于国家管理机构体系。按他的分析,只是到这时,法人团体已开始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后来劳动阶层和商人们最终都组成了社团。这时的团体也成为社会政治管理机构的一部分,成为社会政治管理机构的一个基本框架。这,既是它得以存在和兴起的原因,也成为其衰落和破产的根由。

  法人团体由于过于依赖于国家因此随着帝国的崩溃而不复存在,再加上内乱和外扰因素,各类工商人士逃离城镇,散落于穷乡僻壤,但在12世纪左右,它又开始复活,到13世纪时,这些组织又重新开始繁荣起来,出现了当时的经济高涨,但经济高涨又迅速威胁到各行会的结构,在行会反对城市贵族的“行会革命”[5](P331)中,虽然商人取得了胜利,但行会内部“胖子”和“瘦子”的区分又以一种不同的形式重构自身。

  较之于中世纪法人团体,虽然罗马法人团体的宗教性多于职业性,它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也不相同,但总体来看,直到中世纪末期,法人团体一直都是职业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③]但是,大工业的迅猛发展会打破市场的地方性色彩,在他看来,大工业的发展具有随即性,何处最有可能拓展业务,它就会选择何处;同时,其活动的区域随时变动,其主顾也来自四面八方。很明显,早期的法人团体已经无法适应这种自治生活毫不相干的集体行为方式,“大工业一经产生,它就自然而然地游离于法人团体之外”。[3](P35)于是,传统的法人团体逐渐衰落下去。

  涂尔干认为,不能因此认为经济的发展切断了法人团体继续存在的理由,就可以认为法人团体就成为归于历史陈迹的古老制度了。这只是意味着传统法人团体对于大工业阶段正在出现的新生活的不认同和不适应。随着法人团体的衰落,国家(在中世纪末期则是皇权)曾经试图成为它的替代物来对范围日益增长的大工业进行管理。他认为,“一旦一种活动形式在本质上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皇室是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3](P36)所以,虽然国家对大工业发展的管理是必要的,但难免终会成为一种压制性的力量,即便国家能有效地扶持大工业的发展,我们也不能因此认为所有的行规已没有存在必要。因为国家对经济的有效管理活动必须和工业活动的中心机制紧密相联,可国家无力按照不同的工业种类去相应地制定不同的行规和法律,这样,对经济生活直接进行管理的任务只能依靠一种新的法人团体即各种职业群体才有可能胜任。因为,职业团体与现实更加接近,对现实有更直接的、更频繁的接触,它能使每一个人生机勃勃地生活,而且它们也能够重视事物的多样性,起到调剂生活和弥补生活的作用,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解决同一职业中不同部门的间经常出现的争端。“由此看来,所说法人团体并不是公众关注的惟一问题,但再也没有比此更重要的问题了”,[3](P43)必须在大工业的基础上重建法人团体。

  19世纪末,工人联合会与雇主联合会之类的组织已经开始出现。涂尔干认为它们虽然代表了现代社会中法人团体形成的起点,但还是一种不太成熟,不太固定的形式。首先,联合会只是一种私人组织,缺少法律权威以及任何管理权利。其次,工人联合会与雇主联合会之间没有固定的联系。[3](第二版序言P18)

  从法人团体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它同时具有组织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重要功能。[6]因此,应该扩大法人团体的基础,并使它和整个国民生活联系起来。

  法人团体作为政治生活的基础。从法人团体的流变中可以发现,尽管法人团体一开始是存在于社会体系之外的,但随着公社回到国家的怀抱和地方市场被纳入国家市场,它注定要成为基本的社会政治单位,社会也会成为由国家法人团体组成的庞大体系。事实上,选举团不按地方区域划分而按职业的划分吁请就是职业组织和法人团体作为政治生活基础的准确缩影。

  法人团体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经济生活的前所未有的膨胀使历史跨进了工业社会的门槛,不断的竞争和冲突又让弱者屈从于强者的意志。然而,这种屈从不过是一种事实的条件而已,并没有任何道德上的承认,[7](P10)在权力威迫下的人们总想待到复仇的时日。人们的欲望只能通过他们所遵从的道德来遏止。[3](第二版序言P15)随着社会的不断分化,职业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个体只有在职业群体里,才能感到一种道德的力量,它防止了个人利己主义的膨胀,培植了人们的互助精神,也能防止工业和商业中的强权法则,彼此之间的相互吸引、相互寻觅、相互交往和相互结合才能在道德生活的感召下慢慢营造而成。个人本职工作的完成也要符合法人团体的共同规范,[3](P91)据此,他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不存在任何一种行业制度,那么剩下的只能是一个真空。法人团体是构成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3](第二版序言P41)通过法人团体的组建,个人才能够融合在集体之中。

  法人团体作为经济活动的基础。如前所述,对于关系到整个国家工业企业的发展的中心机制问题,国家虽然不能不感受到和干预它,但国家本身不能为工业立法机关制定出普遍的原则来。但法人团体由于可以“根据各个地区或各个地方的需要”从而对各个职业提出特殊的规范[3](第二版序言P37)而有可能胜任对经济生活直接进行管理的任务。因此,按照职业群体来组织国家和把职业群体纳入国家就成为重建职业群体与重构职业群体和国家的关系所必须同时坚持的两种方式。[6]借助于法人团体,每个人都在履行着一种天职,它们共同组成了职业伦理。[7](P6)从这个角度出发,涂尔干认为,用“社会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中集体主义学派的名称,要比“政治经济学”一词更合适些。[8](P115)

  

  三、法人团体的基本特征

  

  (一)法人团体产生于家庭,但不同于家庭

  

  法人团体最初是以家庭(家族)的形式出现的,但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别:家庭成员所分享的是共同生活,而法人团体成员所为分享的只是职业生活。[3](第二版序言P29)家庭作为一个完整的团体,其影响可以直接伸展到经济、宗教、政治和科学等各个领域。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包括家庭以外的事情,都在家庭内部产生了回响,并引起了相应的反应。在这个意义上说,法人团体的影响范围就显得十分有限的了。然而,我们绝不能忽视,随着各项工作的不断分化,职业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也显得越来越重要。由于每个人都只限于起一种专门的作用,所以他的活动也相应的被限制在一个特殊领域内。而且,虽然说家庭的影响遍及所有事务,但那只是些平平常常的事情,其中并没有什么很细致的作用,尤其在家庭失去了它以前的统一的和不可分的性质以后,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绝大部分的效力。所以,“我们必须划定我们的范围,选择一项确定的工作,全心全力地投入进去。” [3](P359)

  

  (二)法人团体作为道德整合的工具和载体

  

  针对人们总是把社会区分为个人和家庭与大规模的制度两个方面的片面认识,涂尔干指出,这样的认识只能让我们忽视本来就有的中间环节,而法人团体就因位于社会的“中间层次”[9](P236)而不可缺少。其中的原因并不在于法人团体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在于它对道德所产生的切实影响。[3](第二版序言P22)就像分工并不是纯粹的经济现象一样,不应该将法人团体仅仅视为是纯粹的功利主义的群体,其作用不全部在于更好地调整经济利益或为经济发展提供的各种服务,而在于其所能发挥的道德影响,能为经济生活提供有力的道德标准。这种道德力量能够抑制个人的利己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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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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