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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巍:哈贝马斯历史唯物主义重建论的存在论视域

更新时间:2011-05-27 21:33:12
作者: 夏巍  

  其根源依然在于哈贝马斯对马克思劳动概念作了知性解读,这也同样导致他得出这样的论断: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元架构才是分析当下真实社会生活的基本结构。

  尽管哈贝马斯承认马克思开辟了一条通向社会现实的道路,但是他仍然从社会历史变迁的角度引申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揭示与批判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的质疑,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哈贝马斯并不满意历史唯物主义以劳动系统工具理性的单一视角来解读社会异化状况。在他看来,实际上,马克思同韦伯一样,都将目的合理性看作是社会行为的基础。因此,马克思会得出社会的异化是人们在劳动中创造出的对象化的异己力量所招致的结论。而哈贝马斯却指出,马克思无法将具体劳动向抽象劳动的转变构想为只是由系统化而导致的社会关系物化的一个特殊的例证,因为他仅仅以有目的的行为者被剥夺了发展其本质力量的可能性为依据,但是,在后传统的生活方式之中,由于文化、社会和个性的分离所带来的痛苦也会导致那些在现代社会成长起来并获得了他们的同一性的人们完成个体化过程而不是异化。在更为广泛的理性化的生活世界之中,只有在交往社会的背景之下,我们才可对物化做出评断。[10]马克思只是突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在理解现代社会异化状况中的重要性,将所有问题都还原到经济的层面,然而,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合理化是以劳动脱离它的具体的生活世界为前提的,其实质是劳动(系统)与生活世界的脱钩,而马克思却保持了一个结合着系统与生活世界的整体的乌托邦观念,忽视了两者的结构性的分层,这样,他就不能把握住被区分开了的各个亚系统的肯定性价值,如市场经济和现代国家的肯定性价值,因而就无法正确诊断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疾患。

  因此,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分化应当成为理解社会异化问题的首要前提。两者的分离与脱钩不仅是社会演化的结果,更是当今社会的最重要的特征。随着传统生活方式的解体,生活世界的结构因素出现了高度分化,表现为科学、道德、艺术等机制领域的分化以及理性论辩的可能性的不断增加,这即是生活世界理性化的进程。伴随这一进程出现的是,从生活世界之中逐步释放出目的合理性行为,系统的复杂性在逐步增强,它的融合机制也具有了相对自主性,不再受生活世界的规范约束,于是,系统与生活世界出现了分离与脱钩。但是,这也只是意味着现代社会出现了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融合机制,一种是依赖于生活世界相互理解资源的社会融合,一种是通过金钱与权力建立的系统融合,而社会异化的真正原因在于两种融合机制的混淆所造成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所以,哈贝马斯认为,唯有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元架构才真正揭示出当今社会异化问题的根源,马克思的观点由于忽视了系统命令和生活世界命令之间的关系,他的社会异化是劳动的异化的观点仅仅适用于分析次级系统产生的问题决定了整个社会发展方向的社会阶段。

  尽管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能否在当下依然具有揭示现实问题并加以诊断的能力提出了他的质疑,然而这种质疑正起始于哈贝马斯试图打开一个使实践活动中的感性意识生长的最真实的领域,去发现社会异化的真正机制,并诉诸于在这个真实的世界中探寻拯救现实的感性力量,这的确是走在存在论的路向上,尽管他与马克思在这同一条道路上的收获有所不同。

  

  三、领悟社会存在的感性意识与建构社会关系的实践:劳动与交往

  

  唯有将感性理解为真正现实的对象性活动,劳动作为创生人的感性存在、建构社会关系的实践的存在论性质才能得到真正的揭示。正是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中,劳动才突破了工具理性活动这一知性规定而获得了其存在论本质的澄明。

  生产和感性的双方面的同一性构成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的内涵。生产充盈着感性意识,感性意识即是领悟并造就社会性的交往意识,它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的展开,直接建构起人与人的关系。感性活动的基本动力,恰是要求实现内含于它自身中的感性意识的对象化,因而,感性决定生产。但是感性必须经过生产劳动才能展开自身,所以,感性又直接是生产的结果,这即是马克思存在论意义上的生产与感性相互规定的原理。脱离生产谈论感性,只是费尔巴哈意义上的抽象的感性;脱离感性谈论生产,就成为理性的抽象,因而导致将物质生产逻辑化。

  哈贝马斯的观点就属于后者。他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是人类制造和运用工具从事改造自然的活动,它的意义仅仅在于生产出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但是它并未描述出人类特有的生活方式的再生产,只有家庭这种社会组织原则的出现,语言成为社会的规范系统,才有现代社会意义上的生活再生产形式。不仅如此,在马克思那里,劳动与实践被等同了起来,这种等同的根据在于劳动是建构社会关系并能改变社会异化状况的实践力量。然而,劳动这一工具理性的活动根本无法实现解放的旨趣。首先,既然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破坏了主体间性,就必须从劳动本身找到解放的途径,然而,劳动是异化劳动,根本不包含可以解放的可能性;其次,劳动的工具理性并不具备整合现实的一体化力量,因而无法找到人类解放的方向;再次,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以至于社会解放的兴趣根本无法在经济表达中表现出来。因而,马克思所谓的通过劳动以获致生产力的解放从而达到人类解放的愿望终将落空。

  由于对劳动的这一解读,哈贝马斯提出,交往才是人类存在的根本特征,才是真正充盈着“道德—实践意识”的扬弃异化的实践力量。个体唯有在交往理性的指引之下通过语言沟通达成共识,方可矫正扭曲的社会关系。

  哈贝马斯认为,在马克思所处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系统形成了自身的独立性,依循其内在法则而运转,并能够取代生活世界的文化体系为自己提供规范基础,换言之,社会整合的功能由经济系统来承担。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的批判就依据这种规范基础。然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状况是,不仅经济系统不再具有独立性,政治系统的干预也不能代行生活世界实现社会整合的功能,因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正表明了金钱与权力分别作为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媒介代行整合功能的失败。然而,在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互动关系之中,生活世界仍然具有对系统反扑的潜力,所以,将尚未异化的感性意识拯救出来,便存在扬弃社会的异化状况的可能性,这一感性意识,在哈贝马斯看来,不是马克思的劳动之感性意识,而是生活世界中的交往理性。它作为牵制工具理性的力量,在生活世界和系统之间的公共领域担负起形成主体间的共同意志、划定具有交往结构的生活世界与国家和经济系统之间的界线的任务,起到了生活世界和系统之间的防护体系和传感设备的作用,从而防止系统无限制地冲击生活世界,破坏社会的同一性和个人生活的完整性,从而消弭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

  哈贝马斯之所以提出,不是劳动,而是交往,才是人的社会存在的根本表征,意味着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根基不应是没有“交往意识”的工具性的劳动。就此而言,他的确认清了问题的关键环节——交往维度的重要性。这一维度对劳动的制约与规定正是他与马克思的共识。之所以如此,在于他们都致力于将现实世界中还有可能存在的“感性意识”挖掘出来作为突破现实异化状况的力量。而且,他将“家庭”这种组织形式的出现与生活再生产形式相关联,事实上,也正意味着他体会到了感性意识的出场,因为对人与人之间的感性联系的领悟的家庭伦理意识也是马克思所指的“感性意识”,这都在说明哈贝马斯的确试图在存在论的路向上探索出一条拯救现实危机的坦途,尽管他并未认识到交往维度恰恰正是劳动的本质维度,而那些似乎与劳动无关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的全部力量都来自于劳动,归根结底,只有在感性活动之劳动中才能发现扬弃感性意识异化的条件。

  

  四、实证主义批判与存在论性质的新知识:理论与实践

  

  实证主义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学派,它强调社会知识的客观性建立于价值中立的社会研究的基础上,并且坚持两个基本假定:一是自然科学是社会研究的典范,因为它具有纯粹客观并能得到经验验证的特点。二是外在世界独立于人的存在,理论的真假取决于该理论是否与外在世界相吻合。自19世纪30—40年代实证主义产生以来,它的这种研究模式就逐步渗透到社会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当中。

  20世纪60年代末实证主义开始受到广泛而严厉的批评,到80年代它已经失去了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法兰克福学派一致把知性科学形式的实证主义作为其哲学上主要的批判对象,霍克海默是这一批判的理论先驱,他明确地规定了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努力的首要目标是扬弃迄今为止的一切“传统理论”的实证主义,在人类认识的理论方式上发起一场彻底的革命,以批判理论取代传统理论。哈贝马斯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实证论的立场源于笛卡尔以来以内在性的意识为主体的知识模式,它运用工具理性为分析的架构,用理论的观点描述结构化的现实。它不仅否认了哲学反思的价值,不再研究认识的可能条件和意义,并且试图以唯科学论的知识学来代替认识批判的反思,其后果是排除了科学对自身的反思,建立起纯粹的绝对主义的方法论,妨碍了人们用一种对社会分析来说是恰当的方式去研究人的行为。

  哈贝马斯认为,若要将历史唯物主义构建为真正具有揭示、分析与批判社会现实的能力的新知识形态,就首先要对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理论展开批判。不仅如此,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的教条的阐释,就需要首先清除实证主义的遗迹,因为这种阐释打上了实证主义的烙印。在这种阐释中,辩证法被化约为自然辩证法,将自然辩证法的原则应用到人类社会历史当中就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这一学说只是一种以简单的教条概括整个历史及个别事件、具体的人与事件被无情地剔除出去的虚假的历史哲学。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就只剩下一对对空洞的抽象:意识与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哈贝马斯批判这种阐释是一种“用客观主义加以肢解的辩证法”,他明确指出:“辩证法本质上是历史的,并且离开社会运动的自然辩证法是不可思议的”。[11]因此,“批判教条主义……是针对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哲学上的’僵化规则,因为它把历史规律当作自然规律来对待”[12]。

  经过教条主义的这番诠释,哈贝马斯这样说道:“精神科学的方法论,随着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论上的无可指责性,成了衡量允许发表的、不对哲学的指导问题和经验理论的评价进行反思的言论的尺子。”[13]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就成为从属于传统形而上学建制之下,不允许通过实践检验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实证科学。

  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已经先行扬弃了近代哲学及近代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的抽象的理论态度与理论方法。在马克思看来,真理的出发点不是内在性意识的理性,而是感性意识,其“处所”不是在理性的判断、命题与推理之中,而是在感性活动之中。理性知识的对象与目的皆是从生活世界中人们的感性活动的历史运动之中产生出来,生活世界根本无法被还原到理性的知识构造之中,因为,这个世界才是一切以理性法则所构建的科学的真正基础。马克思指出:“而说什么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压根儿就是一种谎言。”“科学只有从感性的意识和感性的需要这两种感性出发……它才是真正的科学。”[14]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视域下的真正的科学应是一种实践意识的观念形态,它所描述的是人们所身处的社会生活的实践,唯有在存在论视域中,才使得对于范畴规定之前的感性活动的描述成为可能,马克思称这种“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为“真正的实证科学”[15]。这正是马克思所追求的新知识——历史科学,它为现今一切理论科学奠基。

  哈贝马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从两个方面体现出与马克思的“历史科学”的相似性,表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方向。

  首先,哈贝马斯对实证主义进行批判的目标在于彻底清除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的庸俗的、教条的遗迹,试图将历史唯物主义建构成为描述社会现实生活并具有批判的、实践的哲学维度的新知识形态,他批判实证主义主观所建构的结构化的事实并未先行追问它在实践中的起源,批判脱离历史的生活世界的抽象自律的意识主体,这些都表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走在存在论的路向上。他坚持认为,实证主义的所谓客观事实都源于“操作”,即只有在社会活动之中才可观察到人们的各个活动之间相联系的事实。表面上纯粹客观的事实所构成的世界的知识,实际上都是先验地植根于前科学的世界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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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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