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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真:体系国家社会个体——中国外交的分析层次

更新时间:2011-05-24 21:13:09
作者: 白云真  

  

  内容提要:在国际关系学科发展、中国学者的学术使命及民族关怀不断增强、中国外交现实政策需求的推动下,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呈现出理论意识、主体性、规范性以及方法论意识等特点。笔者运用层次分析方法,把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分为体系、国家、社会与个体四个分析层次,以此来考察中国外交研究领域的进展及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理论多元主义、具体案例研究、实证主义与反思主义的并重,以及行为体与结构间互动,理应是当代中国外交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体系 国家 社会 中国外交 分析层次

  

  中国外交实践的政策思考与理论探讨已经成为中国学者践行的学术目的之一,特别是外交研究的中国化、系统化与理论化问题。1949年11月8日,在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即明确提出“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自此,中国学者进行着具有自身特点的外交研究工作。事实上,建国以后中国对外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研究,基本上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展开的,并逐渐向纵深发展与拓展。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外交研究侧重于从历史或大国关系的角度论述中国外交的历程,其理论化与系统化的程度不高。随着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深入发展,中国学者的理论意识以及运用分析框架进行学术研究的能力逐渐提高。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在21世纪初不约而同地将学术焦点转向中国外交,并在较短时间里推出了许多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最终也是为了将其运用到中国自身外交问题的学理研究之中,这鲜明地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术传统,以及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入世”精神。此外,国家实力的提高以及社会的深刻变迁,也为当下中国外交研究的推进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历史条件。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在理论探索与政策分析等方面不断深入,在质量和数量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中国学者并不仅仅停留在对中国外交的简单理解与诠释上,而是逐渐突破了对中国外交历史以及政策和重大事件发展过程的描述与解释,着手探讨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的创新问题。在中国外交研究日益繁荣与百花齐放的背景下,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外交研究现状、问题与前景进行了梳理和思考,成为推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进步的批判性基础与学术动力。牛军较早地从中国外交研究的历史与哲学思考、战略与政策、对外关系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外交的研究深度与知识厚度,认为中国学者应该重视对中国外交战略、对外政策与外交决策的分析和研究。肖佳灵从七个方面梳理和分析了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六个方面提出了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的学理思考。她指出:“国内学界关于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出现了从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研究资料、议题设置、话语体系、研究队伍、成果评判等方面,都统统向‘洋’看齐的现象。”她强调中国学者不能盲目、机械、教条地照搬、运用既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当代中国外交,而应建立起“本土的”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此外,郭树勇从建构主义角度指出,中国学者的研究忽视了国际规范、国际观念、国际政治文化的作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在观念层面上的互动以及中国传统外交文化与当代世界政治文化的对接等方面。钟龙彪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周边外交、多边外交、经济外交、公共外交、外交决策等问题领域的转型。然而,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评述涉及更多地是制度安排、学术期刊等因素或专门针对特定问题领域,而不是纯粹从学术研究本身对中国外交研究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也缺少必要的方法论的指导。本文中,笔者侧重以层次分析方法,透视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分析层次或者研究路径问题。

  层次分析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受到了国际关系理论者以及外交研究者的关注。戴维·辛格(David Singer)提出了国际体系与民族国家的两个分析层次;而拉西特等学者更细致地区分了世界体系、国际关系、国内社会、政府、决策者角色以及决策者个人等层次。在对外政策分析方面,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在1966年就指出了对外政策决策的五个层次或变量,即个体、角色、政府、社会与体系。Deborah J.Gerner以分析层次为框架描述了对外政策研究的学术变迁,涉及到框架与分类设计、对外政策的社会根源、官僚结构与过程、认知过程与心理特征、危机决策等维度。根据国际关系研究与对外政策分析的层次分析框架,笔者把目前中国外交研究大体上分为以体系为中心的分析层次、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层次、以社会为中心的分析层次以及以个体为中心的分析层次。以体系为中心的分析者强调中国所处或面对的国际形势及国际环境的结构性特征,他们从国际体系的多极化特征、历史变迁等角度来审视和谋划中国对外政策与战略。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者把国家作为中国对外行为的最重要的行为体,侧重分析国家利益、国家形象与国家身份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和塑造。以社会为中心的分析者则强调公众舆论、传播媒介、思想库以及商界等社会因素及社会整体变迁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个体为中心的分析视角侧重对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及其在外交决策与行为中的影响等问题。为此,笔者以学术论文为文本,重点评述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这四种分析层次,指出中国学者应重视理论的多元主义、具体的案例研究、实证主义与反思主义的并重以及行为体与结构的互动四个方面,以推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理论化与系统化、中国化与本土化。

  

  以体系为中心的分析层次

  

  一般而言,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侧重体系层次分析方法,如现实主义者强调无政府状态;自由制度主义者关注国际制度;建构主义者注重不同类型的文化状态;马克思主义者则侧重不同的跨国社会力量。国际体系是一个由众多部分组成的世界以及各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系统,系统层次可以是全球性的,也可以是区域性的。然而,国际体系概念本身存在着不同理解,主要分为行为主义、新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一般而言,国际秩序模式具有三种可能出现的、符合合作的连续性规律的类型,即国际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和国际共同体。”国际体系层次“使观察者可以将国际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也就是说,观察各国总体的全球性行为模式,以及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研究国际体系,在学理层面上是研究国际关系的整体结构,在决策层面上则是研究行为体参与国际互动的大环境与应对环境的战略选择。”

  就中国外交而言,近代西方国家所缔造与主导的主权国家体系始终是中国无法回避的一个坐标与参照,因而对国际体系变迁的认知与理解构成了界定中国外交和对外战略的前提。中国曾长期经历相对封闭和自给自足的“天下体系”,自鸦片战争以来却被迫或主动地受到民族国家体系的影响。中国已不再是以自身为中心的天朝大国,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民族国家体系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参与、融入到国际体系之中,面临着来自全球化、区域化的挑战。牛军指出:“如果将冷战时期的中国外交与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外交进行比较,可以看到各种因素纷繁复杂、林林总总,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中国如何处理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因而,以体系为中心的分析者认为,国际体系、国际形势、时代特点、世界格局、全球化与区域化等体系层次的因素是考量中国外交的重要变量,应该以此来思索应对全球化的外交战略及其对外政策。“由于新中国的外交基本上是在雅尔塔体系中开展的,因而国际格局的变化就成了最有意义的一个讨论视角。”正确分析中国在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及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成了中国对外政策和外交战略的一个基本前提。

  大多数中国学者都侧重从国际环境、国际形势的体系层次来审视中国外交的政策、战略以及角色,较明显地暗含着“世界中的中国”的假定与判断。叶自成认为,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的变化导致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的基础和条件也发生了改变,并进而从六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外交战略所面临的挑战。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在国际力量对比中仍将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也相当有限,尤其会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种种制约。中国在与世界经济关系日益密切的同时增加了对国际资本、技术、资源、市场等各方面的依赖程度,因而也将更容易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和冲击,导致战略机遇的减少和战略挑战的增多。冯绍雷从地缘政治角度观察和判断国际体系中各行为体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认为新世纪以来地缘政治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即伴随着北约和欧盟东扩而来的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势力与影响的扩张,大国关系的变动,欧盟、俄罗斯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和国家相互之间深化合作的新趋向,中国周边正在逐渐出现一个环型的多边合作圈的雏形。地缘政治的变迁必然约束着中国外交的战略选择,中国要更多地学习、研究和参与各种多边合作机制。

  中国学者不仅注重国际体系中力量对比与权力结构分配的变化,也强调经济全球化、国际合作、地区性国际体系等因素对中国外交的塑造。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地区主义以及多边主义等概念被用来界定与衡量中国的外交战略。如刘建飞指出,全球化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方面加强了美国及西方的国际地位,给中国外交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中国必须顶住“西化”和“遏制”的压力,同时与西方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唐世平等认为:中国的地区战略中包含着“地区主义加多边主义”的重要理念;庞中英特别强调了多边主义对缔造中国的亚洲战略的重要性;肖欢容则认为,地区主义战略理应成为中国实现本土责任和地区责任、发挥全球责任的重要选择。

  此外,中国学者主要分析国际体系中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大国,欧盟、联合国以及东盟等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亚非发展中国家等行为体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以大国关系为背景对中国外交进行分析是中国外交研究的传统方法,在当前仍占有重要的份量。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显著,中国学者也没有忽视发展中国家力量崛起所引发的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变迁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对此,罗建波认为,亚非世界开启复兴进程及相互间的团结合作,极大地改变了15世纪以来以西方发达世界为中心、亚非欠发达世界为外围的传统国际体系结构。中国应该继续把亚非国家作为对外战略的基础和依托,继续加强与亚非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全面合作。此外,受当下国际组织重要性日益提升的社会现实以及自由制度主义的影响,中国学者更加关注各种国际组织的制度形式对中国的影响。如苏长和认为,面对国际政治的转型以及跨国公共问题的挑战,中国在外交观念与实践领域正在发生悄然的革命,逐步在多边制度安排基础上处理全球与地区公共问题。

  总体而言,由于国际体系具有多元属性,中国需要基于对国际体系的多元认识,处理好自己的战略选择与排序。中国的对外战略选择应以观念建构为先导和铺垫,以制度合作为过程和手段,以实力建设为保障和底线。金应忠则强调:“中国作为新兴大国,无论在全球体系中还是在国际体系中都同样面临风险和挑战,都同样有自己的机遇和利益,因此,中国如何在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同时,统筹全球体系与国际体系两个大局,恰当地把握自己的战略定位,建立自己的策略和战略,如何利用在全球体系中的主动地位转化成在国际体系中谋发展中的优势,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在国际体系变迁与转型对于中国外交研究的意义问题上,苏长和指出,需要转换世界政治中中国外交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强调要把中国外交放在世界政治转换过程中去理解,主张关注中国外交的全球化。笔者认为,国际体系以及全球化具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贸易、生产以及金融等不同维度的内容,这些不同的内容对中国产生何种影响及中国的应对之道,应是中国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中国学者也有待于探讨国际道义、全球正义、国际规范等规范性问题带给中国外交的机遇与挑战,深化跨国社会力量、全球公民社会以及全球治理形式等全球政治中的新现象对中国影响的研究。

  

  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层次

  

  尽管不少学者认为全球化导致了国家的退却,但国家仍是世界政治中重要的行为体。中国学者虽然意识到国家权威在某些方面的弱化,但是仍然强调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在对外行为中的主导地位,坚持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路径。阎学通所著的《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一书真正开启了中国学者对国家利益概念及其与中国外交间关系的学术性研究。自此,中国学者借助国家利益概念,对中国对外战略进行了细致、严谨的分析与论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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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政治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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