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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伟:强关系的凸显与我国社会分层

更新时间:2011-05-20 09:22:04
作者: 姚伟  

  市场能力概念本身也包含着强关系运作的成分;权力的衍生与寻租过程本身,更是一种强关系运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影响我国社会分层的多元动力,正是通过强关系而结合成一种综合性的动力,日益主导着当前我国的社会分层,并使社会分层趋向于一种强关系嵌入机制。

  (二)强关系的凸显滞延了橄榄型阶层结构模式的形成。改革开放前我国总体上存在两个阶级(工人、农民)一个阶层(知识分子),但从收入分布看,这些阶级和阶层仍然构成了一种“倒丁字型”、“金字塔型”结构。改革开放后,随着阶级内部的分化和新兴中间阶层的兴起,我国开始出现了可喜的变化,“洋葱头型”阶层结构模式开始呈现。但是从1990年代后期以来,这种变化趋势出现延宕,原以为应该小下去的下层阶层没有小下去,应该大起来的中间阶层没有大起来[15]。还有学者认为,尽管中央强调实施各种政策来扶持中产阶层的发展,但我国也至少需要30多年才能走向橄榄型的阶层结构[16]。更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阶层结构正处在走向两极化结构还是“复杂网络结构”的十字路口[17];甚至随着市场经济“马太效应”的显现,我国将重新出现两极分化趋势[18]。

  笔者认为,出现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在于强关系的凸显。

  (1)强关系的凸显影响了当前我国政策的实施效果,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难以较快形成。

  (2)强关系的凸显使各种精英由分化走向联盟,并形成规模较小的统一的精英阶层,实现整体性的精英阶层再生。在1980年代后,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出现了新的经济精英、技术精英等,但这并不能表明我国就出现了倪志伟所说的“精英循环”,我国资源配置的主导权力就转移到市场精英手中,经济精英的地位和权力就超越了政府再分配权力精英,甚至恰恰相反,出现的是再分配权力的延续,以及再分配权力精英借助强关系实现自我的再生产并导致权力精英的再生。因此,简单的精英再生或循环概念,都难以概括这种精英先分化后通过强关系实现整合的情况。1990年代后期以来,强关系的凸显使分化了的精英日益出现联盟趋势,进而形成统一的精英阶层。他们通过排斥非精英群体进入精英网络,在内部实现代际的人员自由交换,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互相渗透,最终实现精英阶层整体上的代际转化与再生产[19]

  (3)强关系的凸显加剧了社会断裂。一般说来,弱关系跨越的社会阶层空间往往比强关系要大,能够为能动个体提供有用信息,使之跨越阶层界限获取社会资源,并因此缓解再分配与市场交换所导致的阶层间不平等。而强关系则主要存在于同一阶层成员内部,尽管能够给成员带来一定的资源,对于实现弱势群体自我救助和缓解生活困难,以及减轻政府公共支出压力都具有重要作用,但其积极作用往往也仅限于此,并不能为成员带来优势资源和促进社会资源积累并根本改变其经济状况。因此,就弱势群体和下层阶层而言,强关系的凸显并不能改善其阶层地位,不能促进其向上流动。而既得利益群体、相对受益群体又会通过强关系来封闭资源。这样,整个社会可能陷入一种片断化或“断裂状态”,使下层阶层难以向上流动。

  (4)强关系的凸显导致已经产生的中产阶层日益分化,少部分实现了向上流动,或维持既有地位,而大部分面对资源封闭,不得不向下流动。例如,很多已购车购房、有小孩的“中产阶层”的生活质量与实际个人可支配收入远远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的标准,却可能“一生为奴”(房奴、车奴、孩奴等)[20]。

  

  三、强关系凸显的制度结构原因

  

  强关系之所以在当前我国日益凸显,有着深层次的相互关联的原因。

  (1)中国是一种关系社会,“关系文化”已经内化为人们的惯习,支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凡事选择通过强关系来解决,似乎符合我国文化传统的行为模式。

  (2)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时期,传统与现代社会结构的二重性和时空压缩性为强关系提供了运行空间。

  (3)我国改革已历经30余年,改革之初主要通过权力、能力当然也通过强关系获得地位与财富的精英一代日渐老去,并把地位与财富继承给第二代,第二代为了维持这种地位、财富以及对起点与机会的垄断,不得不借用强关系(并造成结果的不平等)。

  (4)最为重要的是,当前我国正处于一种制度结构的调整过程中,这种特殊的制度结构背景使得上述三方面的因素得以发挥作用,并最终导致强关系的凸显。

  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现代国家都处于由政府、市场、社会三种“元制度”构成的制度结构之中,而任何“元制度”本身又是一种包括独特的核心价值观念、制度形式、组织基础(实施力量)、实施机制等要素的制度体系。人们对作为一种元制度的政府与市场相对熟悉,对作为一种元制度的“社会”相对陌生。作为一种元制度的社会,其核心的价值观念是依靠社会自身的力量,以互惠而非再分配或市场交换的方式,提供社会资源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其具体制度形式主要是以社会关系网络为基础的信任、合作与互惠规范,而不是正式的政府法律制度和企业管理规则。其组织基础是以社会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共同体,而不是其他各种正式组织。其实施主要是社会共同体通过同辈群体排斥机制或网络治理机制来实现,而不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市场价格机制或企业的经济奖惩。社会关系、关系网络,以关系网络为基础的社会共同体、网络信任与合作规范,以及通过网络而流动的社会资源,是作为一种元制度的社会之基本要素[21]。

  不过,作为一种元制度的政府、市场与社会均有各自的功能边界,都存在“失灵”及成本问题。正如上文所言,关系存在强弱之分;相应地,社会共同体存在相对开放与相对封闭之分,网络规范存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分。弱关系和普遍性网络规范更有可能使人们跨越既有阶层界限而获得相关信息,进而获得生产生活资源,在降低经济活动成本的同时改善或提高经济、社会地位,并促进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开放性,从而缓和与抑制因政府再分配与市场交换所导致的不平等。而强关系和特殊性网络规范也可能使弱势群体相互支持以应对困境。但与政府、市场存在“失败”一样,社会也可能存在“失败”。例如,在强关系网络及其互惠规范影响下的经济行动具有非直接的计算性,因此可能导致生产力低下;强关系可能导致资源封闭、社会不平等的维持甚至加剧。因此,只有政府(再分配)、市场(交换)与社会(共同体关系互惠)形成一种多元并存、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制度结构,社会的资源配置才会相对有效,经济才会持续发展,而社会才会相对平等。

  不可否认,我国正朝着这样一种有机的制度结构前进。从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大约30年的时间里,政府计划理性和再分配制度过度扩张,取代市场与社会而支配经济、社会生活。尽管这一时期人们经济上相对平等,但生活水平相对低下。自1978年起我国开始进入制度结构调整新时期。在1978年至2005年的大约30年里,重点是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变政府计划理性过度扩张和对市场的侵入,以发挥市场高效的资源配置功能,促进经济的增长。这种调整使人们生活水平总体上得到了提高,但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大致从2005年开始,我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周期,中央提出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确保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缩小贫富差距,扩大中产阶层规模,减少社会冲突,进而实现和谐社会[22]。在这一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必然会出现进一步的调整。

  但是,这种制度结构调整本身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所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

  (1)制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制度的根本创新,而是对既有制度要素进行重新组合,因此这种制度结构的调整更要涉及如何处理好各种新旧制度之间的关系。

  (2)由于这三种元制度本身都是一个制度系统,各自又包含最为核心的基本制度价值,以及作为元制度的具体表现的各种法律和政策,实施这些法律与政策的职能组织或部门,因此制度结构的调整还包括处理好每一种元制度内部之间各层次的关系,特别是如何及时调整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功能,使其及时有效地实施调整后的制度、政策。

  (3)任何制度从来都是与特定群体的利益相联系的,从某种制度中获得既定利益的群体,往往会以牺牲效率、公平为代价而维持旧有的制度,因此制度结构的调整必然涉及利益的调整。正是由于这样的复杂性,我国的制度结构调整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出现了系列问题。例如,新、旧制度同时并存(如价格“双轨制”),导致了制度竞争;某些旧的法规、政策被废除,新的法规、政策没有及时建立,导致了制度缺失或制度“空子”;某些政府职能部门没有真正实现职能调整和功能转换,执行新的法律、政策的能力弱化甚至出现异化,导致了制度失效。

  而正是这些制度结构问题,又导致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制度的冲突、缺失促使某些人可能主动利用强关系“抓住机会”获得“第一桶金”或获取特殊利益。政府法规、政策以及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为掌握公共权力的精英之寻租行为提供了机会,使他们有可能通过强关系实现权钱交易。这些又会导致职能部门执行能力的弱化和功能异化,而后者又会导致弱势群体、一般民众,甚至新中间阶层难以依靠正式的政府再分配渠道和市场机制来获取社会资源,不得不转而依靠强关系。如此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强关系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并日益扭曲政府的法律制度、相关政策、市场机制,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因此,当前我国社会分层机制与阶层结构所存在的问题,尽管有多重原因,但主要原因还在于制度结构调整的不到位。

  

  四、深化制度结构调整。改善社会分层

  

  在我国又一个为期30年的、强调经济持续发展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的发展周期中,如何形成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相对平等的社会分层机制与阶层结构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我们有必要直接调整政府的各种公共支出,加强政府的再分配和转移支付,加大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支出,以适当调节各阶层的收入分配。但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以及再分配权力可能寻租等等,政府不可过多干预经济生活,否则可能导致生产力的停滞、再分配体制的再生以及腐败的滋生,并进而巩固再分配精英的权力,不利于改善我国的社会分层。因此,更重要的还是应进一步深化制度结构的调整。

  首先,必须加强以弱关系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建设。尽管强关系在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新时期的社会建设,重点应是培育更具现代性的弱关系以及普遍性的社会资本,以改变人们偏好强关系的传统行动模式,促进社会资源流动的开放性。我们应加强现代性的社会共同体建设,引导民众确立符合时代特征的道德规范,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提供重要的社会基础,并促进市场秩序的建立、政府制度政策制定的公正性。这样我们才可以真正依靠社会自身的力量,部分地缓解市场导致的不平等,同时避免再分配体制的再生。

  其次,必须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减少制度矛盾、冲突或缺失,使人们有法可依,减少社会成员角色冲突和行为模式的冲突,并压缩强关系的作用空间,为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普遍性信任即制度信任提供制度基础,促使人们更多地依赖于弱关系。

  再次,必须进一步转化执行部门的职能,加强其实施法律、制度和政策的能力。我国法律制度方面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因此在法律制度越来越完善的同时,还必须确保它们能够真正得到实施。而“有法不依”日益严重的原因,除了我国民众缺少无论制度好坏都视之为神圣之物这样一种制度伦理与制度文化之外,更重要的是一些职能部门没有真正按照制度行事,甚至一些职能部门的目标和功能出现异化,从制度的执行者变成了制度的违背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否加强相关部门执行政府法律、制度、政策的能力,防止出现功能的异化,已事关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成败。

  总之,我们应坚持从制度结构的视角,进一步促进制度结构的调整。我们在发挥作为一种元制度的社会的正功能的同时,应同时完善政府制度、政策及市场机制,加强政府职能部门的实施能力以及现代社会关系网络信任规范等的建设,以保证政府、市场与社会三种元制度真正多元并存,形成相互支持、相互制约、相互弥补的制度结构。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在我国形成合理的社会分层机制和适当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必备制度条件。

  

  参考文献:

  [1]张文宏,阮丹青.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J].社会学研究,1999,(3).

  [2]贺寨平,李汉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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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xiao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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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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