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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铁健:陈独秀: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走向马克思主义者

更新时间:2011-05-19 12:09:46
作者: 陈铁健 (进入专栏)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由于他惊世骇俗的思想,怪异的性格,曲折的经历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独特的贡献,他又被称为怪杰。

  陈独秀,名乾生,字仲甫,1879年10月7日生于长江中游重镇安徽省怀宁县城(今安庆市)一个小户人家。祖父和父亲以教书为业,维持一家清贫的生活。3岁时,父亲病逝。陈独秀天资聪颖,自小就有叛逆的品性。他曾设计捉弄以迷信行骗的阴阳先生,更鄙薄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鼓励平民升官发财的科举制度。18岁时,为应付早年守寡的母亲的哀求和严命,勉强去应试,通过县、府二试进入院试时,宗师(即考官)出的题目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搭题。陈独秀在自传中说:“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这件事使我更加一层鄙薄科举。”

  陈独秀就这样蒙了一个秀才。但第二年到南京考举人,命运之神不再照顾他。他落榜了。但是,他看了考场上考生的种种怪状后,“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官,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呀!”于是陈独秀就成为康梁派的拥护者,与皖省维新派人士密切交往,“谈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灿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并与“一辈后生小子”,对康有为受到的攻击,“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中为康先生辩护”,遂被乡里瞀儒指“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

  但是,百日维新很快失败,八国联军入侵,陷中国于瓜分之危,陈独秀受到极大刺激。“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各国,查看一番。”

  于是,从1901年10月开始,陈独秀多次东渡扶桑,研究日本强盛之原因,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思想为之一振,犹如走出山洞,眼见广阔田野,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积极参加留学生中的革命活动,从而由改良转向革命,由“康党”转向“乱党”。

  1902年冬,陈独秀参加留日学生中最早的革命团体“青年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翌年3月31日,为捍卫留学生正当利益,借清政府所派学监姚煜作风卑劣事,陈独秀约同张继、邹容等闯入姚宅,由张抱腰,邹捧头,陈挥剪,发抒割发代首之恨。陈等因此被强行遣送回国。

  当时正值沙俄背约,拒绝撤军,企图霸占我国东北地区。东京、上海留日学生掀起“拒俄运动”。陈独秀回安徽,组织集会、演讲,成立“安徽爱国会”,以为响应和声援,遭政府镇压。他逃到上海,与章士钊等合办《国民日日报》,鼓吹“排满革命”。该报遭禁后,1904年初,陈独秀背了一个包袱,拿了一把雨伞,来到芜湖,办起了《安徽俗话报》,以通俗文字,阐述中国面临列强瓜分的危险局势,宣传“国”“家”命运相连,启迪国民关心国家大事,奋起救亡。次年初,他又游访“淮上豪杰”,发起组织“岳王会”,秘密培训革命干部,有力地支援同盟会成立初期江淮地区的革命活动。

  1911年辛亥革命时,陈独秀参加了浙江和安徽的斗争。安徽光复后,出任都督府秘书长,推行激进的改革措施,遭到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而受挫。接着,他参加安徽地区的反袁斗争,失败后潜心探索几年来革命斗争屡起屡折的教训,于1914年11月,第一次以“独秀”笔名在他协助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杂志上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提出“狂悖见解”,宣称近世国家是指“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而如今之中国,“民无建国之力”,袁世凯政府又“滥用国家威权”,进行种种卖国害民的罪恶活动,惊呼“其欲保存恶国家者,实欲保存恶政府”;“恶国家甚于无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

  该文一出,舆论大哗,纷纷攻击陈独秀“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放为是论”。陈独秀不予理睬,只是宣称:“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他认为中国的出路首先不在于政治制度的改革,而在于文化的转换,实现国民性的改造。于是,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竭力鼓吹法兰西文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和宗族制度发起猛烈攻击,掀起中国近代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运动所及,教育了毛泽东、周恩来等整整一代革命者。

  1919至1920年,陈独秀受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和“五四运动”的刺激,以及十月革命的影响,毅然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接受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转向劳工运动,从而奠定了他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创始人的地位。

  

  监狱中产生的建党念头

  

  五四运动中,陈独秀眼看北京政府大肆逮捕爱国学生,提出了“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口号,并不顾自己北大教授文科学长的身份,在6月9日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又让胡适译成英文,连夜印刷成中英文传单,亲自到闹市区新世界屋顶花园去散发。该传单除要求保卫山东权利,取消中日密约和免除曹、章、陆等卖国贼官职外,特别提出“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等。矛头直指政府的暴力机构。此意在推动运动深入发展,但无疑是欲发动一场人民革命。

  不料,陈在散发传单时,被埋伏在旁的密探逮捕入狱。社会各界立即掀起营救陈独秀的运动。孙中山在上海见到徐世昌、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就说:你们逮捕了陈独秀,“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

  在各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9月6日,北京政府被迫释放了陈独秀。据胡适说,这次被捕对陈独秀转向共产主义、组建共产党发生了很大影响。他说:“独秀在拘禁期中,没有书报可读,只有一本基督教的《旧约》、《新约》,……他本是一位很富于感情的人,这回读了基督教的圣经,很受感动”;“大概独秀在那八十多天的拘禁期中,曾经过一度精神上的转变。他独自想过一些问题,使他想到他向来不曾想过的一条路上去,使他感到一种宗教的需要。他出狱之后,就宣传这个新得来的见解,主张要有一个新宗教。……抱着这种新宗教热忱的陈独秀,后来逐渐的走进那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新宗教。”

  其实,早在1917年,陈独秀在研究欧洲近代文明之源泉时,就认为,“社会主义,乃耶稣教文明”。这次出狱后,他发表了一篇《基督教与中国人》的文章,称颂基督的人格和情感,把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归纳为“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平等的博爱精神”。又说:“耶稣不曾为救国而来,是为救全人类的永远生命而来;……基督教是穷人的福音,耶稣是穷人的朋友。”因此他大声疾呼:“我们今后对于基督教……要有甚深的觉悟,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冷酷、黑暗、恶浊坑中救起。”

  也许是有了这样的觉悟,再加上他出狱后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发现二者在许多方面相合,例如解放全人类的国际主义精神、以“穷人”为主体,给穷人带来幸福的牺牲精神、平等博爱精神等;只有“爱敌人”的宽恕精神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不合。而这一点,根据他十几年来革命斗争屡遭迫害的感受,他自然更倾向马克思列宁主义。于是,他就向列宁主义跃进。过去,他把马克思主义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拉萨尔的修正主义混为一谈;而且当有人要《新青年》把社会主义作为“最新之思潮”在中国推行时,陈独秀明确拒绝,他说:“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在中国实行应“缓于欧洲”。当时他竭力鼓吹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根本出路是“建设西洋式之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式社会”。

  现在,陈独秀则认为:“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的武器,在现在拿他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在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打倒封建主义的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但若是要想民主政治才合乎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特错。”接着他宣布:“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了。”(这里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指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引者注)如此,在认识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阶级实质、进步性、虚伪性并且把它抛弃的同时,陈独秀就接受了列宁主义,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说:“马格斯曾说过: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得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

  就这样,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秋,陈独秀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与此同时,陈独秀开始筹组政党。而这个政党必是国际主义的,献出自己的一切以解放全人类;它必为“穷人”带来福音;“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则不屑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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