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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不独立,无大学

——刘道玉、杨福家、朱清时谈大学教育制度改革

更新时间:2011-05-11 23:19:25
作者: 马国川  

   

  

  清华百年,反思杏坛,重彰大学独立性之议再热,破题教育制度改革迫在眉睫。

  积多年改革与发展共识,科教兴国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长期战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亦成诸多大学跨世纪目标。但全面审视中国大学教育,在硬件升级、院校合并与数量扩招等表面繁荣与喧嚣之外,充盈着更多对停滞经年的大学教育制度之变的批评与忧思。

  本刊约请当年曾锐意改革,而今仍活跃在教育学术界的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前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前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和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探讨中国大学教育体制改革如何回归正途。与以往不同的是,四位教育家的思考已溢出狭义的大学教育体制改革范畴,直指中国未来发展之基和动力之源——不独立,则无大学;无大学,则无大国。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历程,容易被外界忽略的一个重要制度、思想和人才发端即为教育制度、尤其是大学教育制度的率先改革。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扩大派遣留学生,这些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长期安排,对于中国学统的迅速恢复和现代化进程的瞬时重启功不可没。由此才有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各大院校成为学术重镇和改革干城。

  但其后时移势易,大学简政放权遭遇逆转,以发展代替改革,以产学研一体化取代多元办学探索愈演愈烈,大学行政化、功利化渐成痼疾,产业化、庸常化汇涌成潮。欲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者多富贵气而无清贵气,而标榜教育大众化者则以规模扩招数字论英雄。

  如此蛇鼠两端,既无世界级私立名校之精英意识和普世贡献,亦乏国民化公立大学之济世情怀和现实价值,基于学术泡沫的象牙高塔不稳,应为公众服务的国民教育亦乱。再不痛下决心推进大学教育制度改革,积重沉疴很可能令改革成果难以为继,大国强国之路将自弃于半途。

  有大学,方有大国。正如金耀基先生所言,大学与现代化中国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今天大学的情形差不多可以看到三十年以后中国整个社会的情形。引申其意,不外乎:大学无生气,未来无希望,精神不独立,思想不解放,人才不积累, 薪火无传承。

  为此,众议已久的中国改革议程重启,或考虑从与亿万人切身相关的大学教育制度改革开始突破。如若我们建设自由民主文明之中国初衷不改,就宜及早着手以独立大学之精神熏陶万千莘莘学子,为现代化大业奠定坚实之基。

  三十多年前恢复高考开启了改革进程,三十多年后松绑大学将再推改革前行。以国家和社会续行现代化,以作为自治学术共同体的大学培养现代性,如此齐头并行,方为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之途。

  

  ——编者

  

  

  大学问题始终是中国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4月下旬,清华大学隆重举行的百年校庆,再度触发公众对当下大学教育制度的讨论和反思。

  在“科教兴国”的长期战略引导下,中国决策层和教育界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由此,全国各大高校迎来长达十数年的规模化大发展:硬件建设迅速改善,一些校园堪称奢华。但是,大楼林立,罕见大师,学术剽窃、欺诈却越来越多,腐败丑闻迭出,公信力丧失。曾被视为高雅清净之所的大学象牙塔,竟一再沦为公众嘲讽的对象。

  对此有识之士忧心忡忡,高层人士亦不讳言中国日益凸显的大学问题。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多个场合批评大学的行政化和功利化,一再追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清华百年校庆期间,前任总理朱基亦对大学存在的问题提出尖锐批评。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会出现诸多问题?症结是什么?怎样才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财经》记者专访了刘道玉、杨福家、朱清时三位大学校长,他们见证并亲历了中国高等教育30年的改革发展历程,对大学存在的问题有切身体会和深入思考。接受采访时,他们直面现实,坦陈己见。

  刘道玉在上世纪80年代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对高校改革进行了重要探索;杨福家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复旦大学校长,2001年出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成为担任英国名校之长的第一位中国教育家;朱清时则在世纪之交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达十年,2009年又在全球遴选中胜出,受聘担任南方科技大学的首任校长,致力探索中国大学自主办学新路。

  三位教育家直言,中国大学普遍存在行政化问题,缺乏办学自主性,因此需要真正的教育家。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排除行政权力的干预,恢复大学的独立性,将大学还原为学术共同体,回归“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正途。

  

  大学“病”在何处?

  

  真正的问题是体制问题。在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下,大学里追求卓越的风气变成了追求官位,崇尚学术变成了崇尚权力,权力变成了学校运转的中心。教育的现状跟农村改革之前的农业一样,没有效率,亦乏创造性

  

  《财经》:针对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各界人士批评很多,但是对于问题产生的根源,看法分歧却很大。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到底是怎么产生的,“病根”何在?

  

  杨福家:现在国内大学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软硬件建设失衡。较普遍的情况是大楼、教学设备等硬件设施条件大有改善,甚至可称豪华,远超国外一流大学,而大学的软件建设被忽视,大师、优秀管理人员等人力资源相对欠缺,缺乏应有的特色和文化内涵。

  国内很多大学城里有不少名校新建的校区,但感觉不太好,因为看不到这些名校原有的优秀文化传统,看到的只是豪华的建筑。

  观念与体制上的缺陷是造成这一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观念上,忽略了高等教育的特点,不了解建设一流大学的要素;在体制上,没有充分发挥教授在办学上的主导作用。今天大学的核心问题就是体制问题,这是当前教育改革的一个关键。

  

  朱清时:根本问题在于教育体制行政化,把学术机构当成行政机构来管理。书记、校长都是上面任命的官员,下级服从上级,谁的官大就听谁的。

  作为学术机构,大学的灵魂是什么?就是学术至上,追求卓越。只有追求学术至上,大学才能称其为大学。如果权力至上,大学和衙门有什么区别?!在行政化的大学里,追求学术卓越的人地位卑微,于是大家不去竞争谁学术做得好,而是看谁的位高权重。位高权重之后,包括教授职称、学术资源、学术经费、生活条件等等,什么都来了,何乐而不为?

  大学教授们没有话语权,只能去迎合权力,或者主动去做官。特别是最近这十多年,大学行政化越来越严重,学术精神萎缩得很快。

  十多年前,给教授一个行政职务,他还会犹豫,怕耽误学术。现在,一个副处长、处长的职位都会有好多教授去竞争。大家追求什么?崇尚什么?这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能力往什么方向发展。

  所以,课程改革、素质教育其实都是浅表层次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体制问题。在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下,大学里追求卓越的风气变成了追求官位,崇尚学术变成了崇尚权力,权力变成学校运转的中心了。教育的现状跟农村改革之前的农业一样,没有效率,没有创造性。

  

  刘道玉: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高等教育以发展代替改革。教育发展与教育改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发展就是在原来的基础和规模上向前推进;改革的本质是针对原有存在的问题,以新的思想、新的体制、新的制度、新的方法代替旧的思想、旧的体制、旧的制度、旧的方法。不通过改革传统教育观念和旧体制来促进教育发展,而是通过发展来带动改革,其结果必然使改革滞后。现在对教育的管理理念改了没有,管理方法改了没有,制度改了没有,体制改了没有?都没有改革。

  那些“教育改革成功论”者,就是把发展与改革混为一谈。他们说改革成功有两条标准:一是 “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85%都实现了,另一个是现在大学教育大众化了。这两条又涵盖了什么样的改革内容呢?

  不能说这几年教育没有发展,现在大学教育已经实行大众化了,2006年达到22%,像美国、欧洲等国家,大学教育大众化一般都要30年到50年,我们只用了8年。不了解情况的人认为这是改革的结果。恰恰相反,这是以发展代替改革,而不是促进改革,是以牺牲质量换来的数量发展,掩盖了教育的很多问题。

  

  需要真正的教育家

  

  现在不仅没有“简政放权”,教育行政部门权力反而更大更集中了。实际上教育和经济一样,管得越少搞得越好,统得越死越没活力。

  

  《财经》: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因为没有进行实质性教育改革,至今教育体制仍然僵化,大学没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但在大学内部,尽管有诸多可以解决的问题,也少有大学进行改革,大家似乎更乐于忙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是为什么?

  

  杨福家:西方的著名大学都是在世界范围来招聘校长的,而不是由本国教育部来任命。而国内的大学实行校长任命制,把行政化带到高校里来,这是造成今天大学不良氛围的一个重要原因。把一些大学的校长定为副部级,表面上是尊重,实际上是贬低。

  在国外,大学校长绝对不会用行政级别来衡量,教育部长对他们都很尊敬。美国教育部长到哈佛大学,哈佛校长可以不与他见面。英国的教育大臣是内阁成员,他到诺丁汉大学里来,我们会见他,这是礼节性的,表示对他的尊重。但他说的话,对学校没有影响,更不意味着他所说的话就是“指示”,因为学校没有义务按着他说的去做。当然,英国的教育部长也从来不指示,他知道自己的定位。

  诺丁汉大学有一幢15层的高楼,建得太高,布局很不合理。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学校来看到后,曾建议把它拆掉。校方虽然也认为当初建造是个错误,但是如果拆掉又要花一大笔钱,所以至今仍然在使用。撒切尔夫人的话学校可以听,但结合实际情况后,不一定按照去做,她也不会追究“你怎么没听我的话”。因为学校应当是独立于政府的一个学术自治体,政府是政府,学校是学校。

  

  朱清时:大学校长一定要懂教育,只有懂教育才能理解教授们的意志。所以,派一个同级别的行政干部来当校长,这种做法很不可取,因为人再能干,如果不懂教育(可是往往自以为很懂得),会把事情搞糟。

  中国教育需要一批真正的教育家。教育家不是口头上封的,真正能够懂得教育规律,并且按照教育规律办事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家。教育的最高规律就是不要以个人意志去干预教育,而要按照教育的客观规律去做。

  比如,大学最根本的就是要有一个安静环境,让大家集中精力读书、想问题、做学问、搞教学,这样才能够把教学搞好。可是过去十年中国教育界最大的问题就是各高校纷纷建校舍、辟新校区、扩招,轰轰烈烈。这只对行政官员有好处,因为这是明显的“政绩”。结果把教育的根本破坏了。如果教师、学生不能安安静静坐下来看书、想问题、做研究、写教案,教育能搞好吗?一个真正的教育家一定真正了解教育的客观规律,不好大喜功,更不可能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刘道玉:中国不是没有人才,只是没有人才自荐、推荐、遴选的机制。如果没有正确的遴选机制,仍然按照考核和选拔干部的办法,即使有优秀的人才,也不可能被选拔到校长的岗位上。

  现在的大学校长都是“空降兵”,只对上面负责,不对下面负责,不会真心地去研究教育,去研究怎么办好教育,只会说官话,只对任命他的部门负责,不需要听取群众的意见,群众有意见也无可奈何。所以,大学越来越行政化,干部越来越官僚化。因为干部官僚化,不是把校长视为职业而是视为官位,就产生不了真正的教育家。

  1985年出台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提出,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要系统地进行改革,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控制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办学的自主权。

  现在不仅没有“简政放权”,教育行政部门权力反而更大更集中了。例如,现在教育部管辖的直属大学越来越多。“文革”以前是23所,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的是34所,现在是76所。而且教育行政部门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比如招生指标的分配、统一考试的命题、考试统一录取分数线、优秀教师的评定、学校的评估、科研经费的分配等。实际上教育和经济一样,管得越少搞得越好,统得越死越没活力。

  

  改革从何处入手?

  

  现在有多少大学有章程?谁是按照章程办学的?如果各大学有了自己的章程并且切实遵行,教育部就不必什么都管。教育部要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监督大学是否依法办学

  

  《财经》:教育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改革似乎也千头万绪。针对中国的高等教育的迫切问题,最重要的改革应该从何处入手?

  

  杨福家:解决体制问题,关键是三点:爱师爱生、依法办学、无为而治。“爱师爱生”不是空洞的说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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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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