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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柱: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

——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

更新时间:2011-05-11 23:08:23
作者: 梁柱  

  使那些历史的短视者觉得需要另找出路,转而追求西方的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这是一种并不奇怪的历史现象。但是,他们那种“言必称美国”,唯美为美,企图用西方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消解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用新自由主义来影响和误导我们的改革的言行,对我们的事业有很大的腐蚀力和破坏力。毛泽东在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时,就提出“向外国学习”的方针,同时他又明确反对学习外国中的教条主义做法,要打倒奴隶思想,要发扬民族自尊心,要坚决抵制和批判“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毛泽东的这些警示,其现实意义仍然是巨大的。毫无疑义,反对对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已成为我们今天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就必须是理论与实际两个方面的统一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要“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是始终重视理论的,只是反对那种空洞的理论,脱离实际的理论。他认为“空洞的理论是荒谬绝伦的理论。”(《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4页)这正如他在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1—112页)他这时就把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称之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6页)由此可见,把理论与实际、坚持与发展、学习与创造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毛泽东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的态度。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要求把学习理论同研究历史、研究现状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他指出:这个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他特别强调:“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在这里,把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同增强党的战斗力、实现党所担负的历史任务联系在一起,深刻说明了学习科学理论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当年提出的这一要求,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而紧迫的意义。

  毛泽东从我们党的状况出发,指出:“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他说:“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0页)毛泽东不仅自己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著作,而且积极推动全党学习理论,他先后为党内学习理论开列过5本、12本和30本马列著作的阅读书目。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倡导12本干部必读书时曾说:“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1页)可谓语意恳切感人,殷切期望跃然纸上。在毛泽东看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如果离开了这个基点,所谓的中国化就会走入歧途。毛泽东深知,如果不读马、列,不倡导读马、列,对党来说是十分危险的。1970年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出现林彪、陈伯达“称天才”的语录闹剧,欺骗了不少同志。毛泽东曾对此痛心地指出:“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他特别提出:“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当认真读书学习,弄通马列主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永远记取这样的历史教训,切实加强理论学习,对我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由此可见,他始终是把党的理论建设看作是党的建设的最重要的基础工程,是加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根本保证。很显然,如果没有正确理论的武装,就会像列宁警告的那样,党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不可避免地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列宁全集》第6卷第36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正是基于这种对理论重要性的认识和自觉,我们党成立以来就把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第一生命,并在曲折的发展中,形成了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优良学风。这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加以发扬光大的革命传统。

  毛泽东十分强调党内要有共同语言,有了共同语言才会有团结的基础,也才会有战斗力。他说,要学马克思主义,才有方法,才有共同语言。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对于我们今天面临着复杂多变的世情和国情来说尤为重要。事实证明,理论的坚定是政治坚定的基础,只有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把握历史的主动,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在各种社会思潮中明辨是非,坚定党的立场;才能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中,有力地抵制各种诱惑,防腐拒变,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胜利的今天,党内外却出现了相当严重的理想失落的现象。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国内来说,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相对落后,在对外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受一些错误的思潮的影响,使一些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历史观被严重扭曲,拒绝崇高,嘲弄理想,游戏人生,也就成为一种新的时髦。一些共产党员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热衷于追逐“官帽”,不择手段地窃取国家资财。腐败不但使一些人的党的观念丧失殆尽,甚至连国家和民族的基本观念也化为乌有。腐败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也毋庸讳言,这同对理论建设重视不够、理想教育缺失是相关联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说要变质,那末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

  历史赋予我们党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光荣使命。这使我们党面临着长期执政的考验,因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执政能力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里重要的是,要努力使我们的方针政策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的需要,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一旦出现失误又能够通过总结经验较快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就要求我们要更加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毛泽东十分赞赏“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的提法,他甚至强调“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他说:“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毛泽东著作专题摘辑》上,第34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这是我们党所要求的领导水平,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借助马克思主义这一望远镜和显微镜,有了科学理论的武装,就能够站得高,看得远,就能够把握现在,预见未来。所以,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同样强调:只有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有助于“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直达到我们的最后目的,实现共产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7页)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也一再强调这一点。

  

  要把调查研究作为理论同实际结合的中间环节和桥梁

  

  实事求是即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也就是要从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调查研究则是达到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这就是说要在实践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他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9页)他提出了“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一振聋发聩的警示。毛泽东不仅把调查研究看作是党必须遵循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把调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的哲学高度来认识。他强调要“使同志们知道离开实际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2页)他严肃指出:“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9页)

  正因为这样,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作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来加以提倡。1941年8月,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全党“必须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的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在党中央、毛泽东的倡导下,调查研究蔚然成风,这对于转变党的作风,制定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毛泽东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诚挚地说:“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1页)事实上,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所以能够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和制定正确的策略,是同他始终以一种“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恭敬勤奋地向群众学习、向社会作调查紧密相关的。应该说,紧密地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在调查研究中求得真知,是毛泽东领导方法的一大特色,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陈云都十分注意不断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在调查研究中求得新知。陈云一再强调说:“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有的同志却反过来,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要看到,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陈云文选》第3卷第3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为了稳妥、健康地推行改革开放,陈云提出,改革的步子要稳,从试点着手,摸着石头过河,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早在1951年陈云就主张在工作中要稳步前进,反对急躁冒进,急于求成。当时他就把这种思想方法形象地比喻为“摸着石头过河”。他说:“这叫摸着石头过河。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毛毛草草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尤其是处理全国经济问题,更须注意这点。”(《陈云文选》第2卷第15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新的历史时期陈云同样强调:“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这绝对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陈云文选》第3卷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应当说,这是对我国经济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在经济工作中出现失误,往往是由于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速度,贪大贪多而脱离了中国的国情造成的。正如陈云所认为的,做工作,不能只想快。慢一点,稳一点,少走弯路,走弯路的损失比慢一点的损失多。由此可见,“摸着石头过河”,蕴含着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虽然后来有人对“摸着石头过河”的工作方法有过质疑和非难,但陈云认为这种非难“没有讲出道理来”。他特别指出:“‘九溪十八涧’,总要摸着石头过,总要下河去试一试。‘摸着石头过河’,这话没有错。” 1984年6月陈云在看到中联部报送的美国经济学家艾德乐对我国财经工作的意见后批示说:“有经历的外国人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所有外国资本家都是如此。凡属危险项目,他们不搞,宁可吃利息。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道理。”(《陈云年谱》下卷第41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证明,这一充满唯物辩证法的领导原则和工作方法,对于保证我国的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作者: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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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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