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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柱:毛泽东的科学预见与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

更新时间:2011-05-06 12:13:49
作者: 梁柱  

  

  [摘 要] 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的判断;对国际上出现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判断;关于苏联党和国家政权中特权阶层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的一个重要原因的判断;关于要警惕和防止西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警示;等等,具有深邃的历史洞察力。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证明了毛泽东上述预见的科学性。毛泽东的科学预见和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20世纪90年代初,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3年的苏联国旗颓然跌落,随后升起的竟然是沙俄时代的三色旗。历史上演了一幕“红旗落地”的真实版。20年来,对这样一个世界上第二强国,却不费西方一兵一卒而轰然倒塌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应当肯定,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的,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推行一条自我否定、自我丑化的机会主义路线。经过历史的沉淀和反思,包括俄罗斯一些有识之士在内,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苏联解体同赫鲁晓夫的历史渊源,有了一定深度的认识和思考;对这场历史演变对俄罗斯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诺夫说:“1991年强加给俄罗斯的资本主义改革使整个国家陷入最严重的动荡之中,由此俄罗斯这艘巨轮所遭受的危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主要国家都要深重。近20年来,俄罗斯沦为照搬18世纪野蛮资本主义的试验场,被排挤出世界发展进程之外。这就是俄罗斯近来各种灾难的主要导因”。[1]历史的演进和不幸的结局,证明了当年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及其后的表演所作的评述,是具有深邃的历史洞察力的。重温毛泽东的这些预见,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地总结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而且对于如何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方向,也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预见之一:对社会主义历史的全盘否定,将会导致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对于苏共二十大。

  

  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这绝不只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而是涉及如何看待斯大林领导的近30年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问题。赫鲁晓夫这种错误做法的恶劣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根据莫洛托夫的外孙尼科诺夫的回忆,莫洛托夫生前曾对他说过:“二十大前真心实意地同情我们的约占全人类的百分之七十。而在二十大后再也没有这么多人支持苏联、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了。”①这种情况,正如毛泽东当时所指出的:“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2](P6)帝国主义正是利用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历史,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因而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斯大林,确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

  毛泽东在1956年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就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做法,明确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胜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因此,“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3](P91)这样具体的、全面的分析,分清了事物的主流和支流,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有说服力的。这时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赫鲁晓夫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他对此表示了深刻的忧虑。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如果社会主义的历史被否定,就会直接危害到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深邃的历史预见性。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实际上是自觉的改制。他认定,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着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的垄断,是“极权的”、“专横的”、“官僚专制的”社会主义,改革就是要“告别过去”,“形象地说,应该炸毁一切”,这就是要“根本改造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这就是说,他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取而代之的是他所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即按照西方模式重新创立所谓新的社会制度。

  这位被称作“二十大的产儿”的戈尔巴乔夫,也因此直接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衣钵,并将它推向了极端,把否定社会主义历史作为实现改制的前提。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伙带头鼓吹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革命领袖,无一不被诬蔑攻击,全盘否定。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公开性的蛊惑下,反革命舆论开足马力,他们以否定斯大林为起点,进而把矛头直指列宁和十月革命,竟然提出:“最重要的是要揭露斯大林主义所包含的列宁主义实质,许多人想牺牲斯大林来拯救列宁,这是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如果我们的领袖和缔造者(列宁)为某种东西打下基础的话,那就是国家暴力和恐怖主义的原则。”污蔑十月革命使俄国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正道”,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个阴谋”,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封建式的专制独裁制度”,否定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制造了所谓十月革命不如二月革命,二月革命不如斯托雷平改革,使革命不如改良、苏联不如沙俄、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谬说,甚嚣尘上。

  戈尔巴乔夫的得力助手、负责苏共意识形态的雅科夫列夫,在苏联解体后公开招认,他们否定革命,否定革命历史,就使得“合理的出路只有一个:放弃革命,走改良之路,痛苦的,缓慢的,在过去曾不止一次地遭到否定和扼杀的改良之路”,这里所谓的“改良之路”,就是复辟资本主义。

  这种情景,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的回忆录中作了这样的描述:从1987年秋天开始,在苏联的报刊上出现了一股愈演愈烈的歪曲和否定苏联历史的浪潮,“暴露文章犹如狂涛恶浪,席卷了舆论工具。极右报刊所描绘的不是多维的历史,不是成就与错误相互矛盾地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而只是阴暗的污点。根据那些文章判断,过去没有一点好东西,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在这块土地上毫无意义地受折磨,陷入苦海,时代的延续性被切断了……这种不公正的、恶意中伤的、不真实的歪曲报道惊扰和刺激了社会气氛。于是矛头开始对准了共产党、苏共,对准了党的历史(我再说一遍,这是艰难的,然而是光荣的历史),最终指向了人民,指向人民对历史的怀念。”[4](P137)

  历史被糟蹋到如此地步,现实的社会制度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依据。这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层自上而下掀起的一场否定苏共和苏联的革命历史的恶浪,导致人心涣散,信念破碎,最终使雄居世界的第二强国、为人类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社会主义苏联毁于一旦。“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这一历史定律,不幸又一次在我们的北方邻国得到应验。

  

  预见之二:当1956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时候,毛泽东就敏锐地看到了它必然导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的背离。

  

  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实际上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在毛泽东主持起草并经他修改后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重要文章中,提出了修正主义的概念。其主要根据有两个:一是一些人对斯大林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因而帮助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二是“有人借口反对照抄苏联经验,而否认苏联的基本经验的国际意义,借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意义。”

  文章特别指出:“在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们中间,有些人索性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界限。”因而文章明确提出:“我们在坚持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5]

  随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又提出了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他说:“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他还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6](P788)

  在这之后,毛泽东把警惕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出修正主义,作为防止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一个战略思想,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提出来,是很有预见性的。

  毛泽东曾多次讲过,敌人是打不倒我们的,可是共产党可以把共产党打倒。这就是指堡垒是有可能从内部被攻破的。所以,西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搞颠覆的阴谋能否得逞,最终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因素,而其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是党的领导层特别是中央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在1965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所强调的: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诚然,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中,由于对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定位,造成了历史的不幸;但是,这时他对国际上出现修正主义思潮的判断,是准确的、符合实际的,而苏东剧变的历史悲剧对此作了最好的注脚。

  近40年来,历届美国政要人物都强调:“实现和平演变的前提是军事威胁”(尼克松);“威慑是我们防务的核心”(老布什);克林顿则积极推行“接触加遏制”的和平演变战略。但他们同时又认为“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将起决定性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要搞攻心战”,要将70%的力气用于攻心战。他们所谓的攻心战,主要是开展思想理论攻势,进行思想文化渗透。而这种思想文化渗透的目标,主要是集中在妄图摧毁共产主义思想理论体系上,瓦解人们对它的信仰。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所做所为,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现代修正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轨迹。而这种轨迹正是适应了西方敌对势力以“攻心为上”的战略需要。赫鲁晓夫借口时代的变化,在反对教条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修正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认为无产阶级国家已变为“全民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已发展成为“全体人民的党”;同时极力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提出“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和“人与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的口号。随着反斯大林浪潮的推开,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迅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散布开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受苏共二十大影响的一代人开始步入苏联领导层,发挥了“二十大的产儿”的作用。戈尔巴乔夫在回答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竟然公开地说,我的回答只有一个:“我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如果要思考未来,思考我们朝什么样的社会目标努力,我不止一次地论述过:我们面临的,绝不是在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我们的未来是一个趋同的社会,具有趋同性的价值基础。就是这样一个异己分子,当上了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他的一些文章中对此供认不讳,他写道:“赫鲁晓夫的经验没有白白丢掉。他以后的一代改革家并不是偶然地称自己为‘二十大的产儿’的”。“当命运最后把我与政治结合在一起时,当我们成为国家领导人,到那些赫鲁晓夫进行过活动的办公室办公时,他的经验对我开始具有特殊意义”。正因为这样,戈尔巴乔夫不仅在否定社会主义历史方面,而且也在否定马克思主义方面,同赫鲁晓夫一脉相承,完全接轨了。戈尔巴乔夫为改制而鼓吹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直接继承了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的那一套东西,而且更加自觉地用这一套理论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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