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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柱:毛泽东的科学预见与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

更新时间:2011-05-06 12:13:49
作者: 梁柱  

  用私有制代替公有制,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对于这种演变,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以辛辣讽刺的手法,认为苏联共产党统治集团,“一直以一种历史脱衣舞的形式,一层一层地否定(或者是脱掉)他们过去的理论外衣。”

  美国驻苏联最后一任大使马特洛克在他的《苏联解体亲历记》中也记述了类似的看法,他说:为了改善美苏关系,需要苏联出现转变,“其中最重要者莫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这一理论真正由官方抛弃之前,表明我们之间关系好转的任何变化都可能是虚幻的,最多也是暂时的”。他从戈尔巴乔夫、雅可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人的言论中看到了抛弃阶级斗争理论的迹象,他欣喜若狂,立即向华盛顿报告:“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西方政治家确是给我们上课。正是戈尔巴乔夫的这一套主张和做法,使苏共在二十八大召开时就已经陷入了四分五裂、危机四伏的境地。如果说,戈尔巴乔夫在鼓吹民主化、公开性时,还不时打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他的遮羞布,那么到了二十八大就不再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而要求人们摆脱对它的“教条主义的解释”,提出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的主张,并宣布抛弃“意识形态垄断主义”,把所谓“全人类价值”和“共产主义理想”并列作为苏共纲领性目标的基础。戈尔巴乔夫等不但在舆论上、政治上把苏共推上了绝路,而且还违背苏联人民的意志,把解散苏联的错误做法强加给苏联人民。有材料表明,1991年3月间,苏联曾就是否赞成保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进行全民公决,结果是参加投票者的76%的人坚持保留苏联;另在这之前,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些民意测验机构为了研究苏联改革的走向,对苏联进行过多次民意测验,结果高达80%的人都赞成坚持社会主义,这二者的数据几乎是相同的。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悍然不顾人民的意愿,为复辟资本主义而强行解散苏联。上述可见,正是戈尔巴乔夫这样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指导路线,最终葬送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

  

  预见之三:毛泽东十分警惕国家政权由社会公仆向“社会主人”蜕变的危险,把苏联党和国家政权中特权阶层的形成,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7](P134)他之所以把管理问题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作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提了出来,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在所有制和人与人的关系之间存在着变与不变的问题。这就是说,所有制性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一定时期内,还是不会有多大变化的;而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问题,却不能不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沿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要求,不断完善和发展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二是也存在着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要求的逆向发展的可能。而这二者都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产生影响。所以,在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管理问题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就突出出来了,其核心思想是防止管理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确保已经建立起来的新的生产关系能够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有可能受到损害甚至变质。这里虽然是就企业的性质提出问题,而实际上是在思考如何防止社会主义国家被演变的大问题。他一再告诫全党;“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和陪同的同志一起探讨什么是井冈山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时,他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他以苏联为例,说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很显然,毛泽东是把党和国家政权中特权阶层的形成,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预见,被苏联最终解体的历史悲剧所证实。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强调苏维埃政权是“巴黎公社的直接继续”。但由于种种原因,在苏维埃政权机关以至布尔什维克党内,官僚主义还是逐渐地滋生并蔓延开来。这种情况,引起了列宁的高度重视,指出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并警告全党:官僚主义已经成为对党产生不满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他曾尖锐地指出:“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8](P552)

  为此,列宁以极大的精力同官僚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但自赫鲁晓夫起,在政治上搞非斯大林化的同时,在组织上也开始背离列宁的建党原则,在党和社会上逐渐形成一个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经过勃列日涅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使这个既得利益的官僚特权阶层控制了党政各级领导机关,把为人民服务的职能变成谋取私利和压迫人民的职能。他们不但享受种种堂而皇之的特权待遇,而且还在改革的名义下大量侵吞国有资产,放肆腐败。

  以戈尔巴乔夫为例,据曾经担任他的助理瓦?博尔金回忆:戈尔巴乔夫经常收到相当重量的金质、银质和白金奖章,用贵重金属制作的收藏硬币,个人银行账户上有几百万美金;按照自己的喜好,在多处疗养胜地建造新的总书记官邸,在莫斯科列宁山专门建造豪宅,这些建筑费用高达数亿卢布。而此前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来不为自己新建住宅。博尔金说,戈尔巴乔夫为自己、为家人建造豪华住宅和别墅,对精美的家具、最高级的设备和用具、进口的原料装修表现出非凡的兴趣和天才,对自己修房子孜孜以求,一直到下台。这就是一个总书记的兴趣和追求!

  当然,这不过只是冰山一角。但这种贪婪和腐朽,势必反过来影响政治,毒害党和国家。在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利用社会主义的旗号,以各种崇高的名义,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以夺取权力为中心,层层形成既得利益的保护圈;他们需要僵化的体制来谋取私利,不思进取,拒绝改革,或者利用改革的名义,维护和强化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在条件具备的时候,他们就会厚颜无耻地、毫不犹豫地抛弃他们自己一贯高喊的理想、信念和原则,公开举起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叛旗帜。这种权力腐败,使苏共名誉扫地,失去了执政的群众基础。据苏联解体前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认为苏共是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而认为苏共是代表全民的则只占7%!这再一次证明了“水能载舟,水亦能覆舟”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据俄《消息报》披露;到1996年,叶利钦周围的75%,政府中的74.3%,社会精英中的82.3%都是苏联的干部。

  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联的覆亡,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场自我政变,是适应了既得利益的官僚特权集团的需要。这正如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所痛心指出的:“正是那些力量,正是我们国家的那些具体的人,他们怀着对社会主义的仇恨,出于自己的民族主义观点和算计,更主要的是出于个人对利益的贪婪,促成了这样一次历史的大倒退,犯下了滔天罪行,毁灭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毁灭了它的社会制度,使绝大多数百姓陷入了极度贫困的境地。”[9](P353)

  

  预见之四:社会主义国家还有被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危险。

  

  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之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受到极大鼓舞,他多次引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话说:“在自由国家面前摆着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明显可能性。现在存在着一种获得胜利的高尚战略。”他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是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1957年7月,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要有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他们继续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四代人的身上。当50年代杜勒斯刚一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时,毛泽东就首先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及时地向全党全国人民敲响了防止“和平演变”的警钟。毛泽东指出,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美国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我们要提高对西方国家将采用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警惕性。他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这表明美帝国主义企图用腐蚀苏联的办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而达到美帝国主义用战争方法所达不到的侵略目的。[10](P2-3)此后毛泽东还多次讲到要警惕和防止“和平演变”问题,他反复强调,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还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当十月革命宣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的时候,列宁在始终警惕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同时,又敏锐地预见到可能出现的隐蔽的“和平”的另一条战线的斗争。

  1920年 3月29日,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曾尖锐地指出:“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极复杂的任务:在流血的战线上获胜之后,还要在不流血的战线上获得胜利。这场战争更加困难。这条战线是最艰巨的战线。我们向全体觉悟工人公开说明这一点。我们打赢了火线上的那场战争之后,还要打一场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改变了战线和形式。协约国现在是用贸易、用粮食投机来进行战争,它使这种粮食投机成为国际性的。……他们想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对苏维埃政权的和平瓦解。帝国主义者老爷们,对不起,我们是有戒备的!我们说:我们打过仗,我们胜利过,所以我们继续要把曾经帮助我们获得胜利的口号提出来作为基本口号。我们要完全保留这个口号,并把它用到劳动战线去,这口号就是无产阶级的坚定精神和统一意志。”[11](P126-127)列宁这段话的意义,不仅在于指明了存在着西方帝国主义妄图“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和平地瓦解苏维埃政权”的危险,而且在于极富创见地提出了抵制和战胜这种“和平演变”的基本方针。西方敌对势力深深懂得,如果没有苏联内部的演变,如果苏联领导人不放弃这种原则的立场,这种和平瓦解的谋略还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他们极力助成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使之成为实现其和平演变战略的内应力量。现在,他们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身上看到了这种希望。

  1991年11月,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美国休斯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围绕着“我们是怎样瓦解苏联的”这个主题发表演讲,提出“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她特别强调这主要不是指的军事威胁,而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政策,加上独特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为此,他们利用种种手段,包括诱导苏联犯错误,但这一切并没有奏效。她说:“我们由此陷入了困境。不过,很快便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团对此人的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随后,他们又推出叶利钦当选俄罗斯领导人,随即他们便通过了俄罗斯主权独立宣言。撒切尔夫人说:“有人发问:俄罗斯独立于谁?整个苏联当时不都是围绕俄罗斯为中心的吗?苏联的解体真正开始了”。这是一个绝好的供状。正是按照西方的谋划和意图,通过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样一些叛徒窃据了苏联领导权,把苏联送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所以,撒切尔夫人通过同戈尔巴乔夫会面摸底之后,也作出了自己的判断:“这是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赖”。后来这位铁娘子无不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总书记的位子上坐了6年,同美国总统会见了11次,而每次都以牺牲苏联的利益为代价,首先满足西方的利益。

  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对同美国总统里根在雷克雅未克的会见,就供认不讳地说:这次会见,“实际上已把苏联交付美国听凭处置”。他说:“雷克雅未克实际上是一场戏……一场重头大戏……我认为,如果没有里根这样强有力的人物,整个过程就不会开始……这次峰会上我们……走得已经那么远,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头路”。这种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的丑恶表演,深刻告诉我们:西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图谋能否得逞,最终是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因素,而其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是党的领导层特别是中央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

  历史是一面镜子。如果说当年毛泽东的科学预见,还主要是从警示的角度说的,那么这种具有历史穿透力的预见性,今天已被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所证实,就更加具有现实的震撼力。因此,重温毛泽东的有关论述,认真总结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对于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久加诺夫,李亚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俄罗斯走向复兴之路——在俄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节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10)。

  [2] 吴冷西。十年论战[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3]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 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M]。北京: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1992。

  [5]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EB/OL]

  .http://wenku.baidu.com/view/863b9be79b89680203dδ25a7.html,2009-03-04/2010-11-05。

  [6]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7]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 列宁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9] 雷日科夫:大国悲剧[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10]逄先知:回顾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11]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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