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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勒尔·蒂克延:今日的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

更新时间:2011-04-28 08:55:38
作者: 希勒尔·蒂克延  

  将价值驱逐出生产是资本积累过程的一部分。这一点下文将作讨论。

  

  阶级的重要性

  

  凯恩斯主义者,包括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凯恩斯主义者,他们的论证中遗漏了阶级因素。尤其是,他们认为资产阶级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些受积累欲望自动驱动的个体。这说明他们全然不了解历史或时代。这种观点在200年前可能是真的,但在今天显然不是如此了。比如,主导经济的大公司的管理者通常从一家公司跳到另一家公司,不理会行业或产品的区别。他们对这一特定时期采用通用方法。不管怎样,总是有俱乐部、会议、定期开会场所,供富人们碰面讨论。他们认为不适合投资时就会收回资金。人们通常会说这是因为担心“市场”,好像这与人无关,而是地球上的一种自然特征。就在2010年英国选举悬而未决时,大众即被告知市场堪忧,除非立刻组成政府,否则市场可能崩溃。实际上,这其中涉及的只是为数不多的公司和个人,他们在政治经济危机中显然会有政治担忧,这种担忧可能会使他们缩减在英国的投资。在希腊,富人们早在数月前就撤回了资金。一般而言,如果国内局势不稳,富人和中产阶级自然就会把资金撤离。

  

  简言之,资产阶级可能投资,也可能不投资,这取决于特定国家的阶级斗争状况。显然这适用于政府公债,对特定公司的直接投资也同样适用。把资本当作非人的机器来分析,而不考虑有意识的资产阶级,这会产生过于迷信的分析结果。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正属于此类,它只偶尔提到富人储蓄更多,穷人储蓄更少。事实是富人控制了资本,因而也控制了投资所需的所谓储蓄。

  

  关于当前衰退公开发表的观点主要是由经济记者提出的,其论调是重新恢复国际收支平衡。他们认为中国人储蓄,美国人使用储蓄,导致美国人购买中国用储蓄投资制造出的商品。相反,中国人用所赚到的钱购买美国债券,而不是用于消费,从而支持了美国国库。实际上,中国持有的西方债券、股票之类总数估计超过2万亿美元,这只占上述银行“储蓄”中很少一部分。2007年崩溃的真正原因在于全球大规模资本过剩,与中国人没有关系,中国人自身也是这一体制的受害者。

  

  积累理论的运用

  

  列宁、托洛茨基、卢森堡忽视利润率下降,赞成更为直接的阶级分析理论,这不是偶然的。那时,资本主义社会正发生关键变化,它需要人们去分析和理解。虽然有些(可能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分析家不接受“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衰退、垄断兴起及金融资本的支配地位的观点,但笔者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使不是完全正确,也是基本正确。

  

  当总价值等于总价格,但价格本身却是由公司为产生最大或最优收益而主观规定时,资本主义就可以通过价格来提高利润,而不需要减少工资。尽管这种形式的通货膨胀就是变相降低工资,但它扭曲了价值规律的运行——使成本约束的作用次于市场营销,以此来提高剩余价值,尽管特定企业的短期利润并不总是能够同样提高。原则上,人们能够想象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机器制造机器,创造出来的价值很少,但对公司的控制使定价很主观。这样的经济是不会稳定和永远可持续的,但问题在于这种经济形式的元素已经存在。

  

  特别是,金融资本将利润从工业资本转到金融资本,其效果已由目前危机作出了很好的说明。从价值观点来看,有两点很有意思。我们可以把销售行动或市场营销看作是金融资本某一阶段的一个方面。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金融资本不产生价值,但其运作直接或间接增加了现代企业的成本。同时,要计算成本和金融利润也不容易,部分原因是它们都隐蔽起来了,或者是为了避税,或者是因为它们已经融入公司的运作中,恐怕只有审计人员才能查得出来。就金融和营销而言,加速资产贬值可以成为增加销售和利润的手段,但只有精通公司运作的人才能判断出资产贬值。至于营销,巴兰和斯威齐举了汽车的例子,汽车持续更新,不是出于必需,而是为了使汽车更能吸引购买者。

  

  这里要说的是,用马克思的术语很难计算出真正的利润率。非生产性支出来自剩余价值,因此必然和利润率有关。但如果非生产性支出增加,显然它也的确增加了,也很难说利润率就会下降。另一方面,一部分剩余价值被用于支付大量从事金融、广告、零售、营销等工作人员的工资,其中大部分人都是白领工人,他们在市场上也发挥购买力。这表明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被工人拿走,尽管这些工人从事非生产性行业。

  

  同样,现代经济中基于社会需求的部门——教育、保健和国家机器(警察和军队)——是非生产性的,但这些部门没有被市场控制,或没有被完全控制。这也包括由政府发工资或补贴的更广义的工人群体。

  

  还可以补充一点,控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大型私有企业,其官僚机构也不是完全由市场控制的。

  

  其总体效果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提供了有限的一点稳定,原因正是由于国有化部门、政府补贴部门或占主导地位的垄断型企业的存在,经济不是完全由价值规律所控制。

  

  政府和大企业都会“规划”一些项目和全体员工的未来,这改变了上述力量的运作。因此,仅以传统资本主义矛盾来展开论证是不可行的。我们必须允许管制资本主义的运作,即让单个公司和政府来管理经济,也要允许所谓中产阶级官僚、专业人士和非生产工人的存在。但是,这些人的工资大多来自剩余价值,而且部分取决于一种主观的定价政策。这种政策本身是不稳定的,而这种不稳定在近期非常生动地表现出来。社会两极分化加剧,白领工人和专业人士如医生、教师、学者等变得越来越无产阶级化。而管理阶层中的上层实际上变成了资产阶级。这些社会变化反映了经济领域的变化,而社会变化也是经济变化的结果。一方面,这种由政府和大企业管理的短期经济,可能更不稳定;另一方面,转向金融资本之后的日益市场化,改变了国有企业及其附属工业资本的性质,使之更多体现出金融资本的不确定性,因此可能使这一制度失去稳定。这是一种对稳定的需求、预期与越来越不稳定状态共存的矛盾现象。

  

  有管理的资本主义和危机

  

  显然,政府需求在保持经济稳定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另一些被认为对资本主义未来可接受或威胁更小的特殊领域,也有利于维持稳定。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军队的作用较之以前更为有限,这对理解衰退很关键。关于军队,我们认为其特性在于它是国有化的、基于需求的,因为传统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在资本主义下军队是可接受的。社会需要军队,军队的需求必须要满足,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美国,军队尤其重要,尽管在发达国家军队也发挥作用,但没有像美国这样意义重大。在与美国关系密切的英国,国民保健服务(NHS)在雇佣人员方面比军队要多得多。

  

  军队显然是可接受的,因为军队似乎是上帝赐予的必需品,几千年来它一直被国家所统治,因此,不会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虽然有私人雇佣军,但他们规模太小,无法发动大规模战争。为维持军队的庞大花费,必须要有一种可让大众接受的意识形态,而创造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个行业。武器的制造(不包括武器研究)虽然处在监控之下,但可能被完全私有化。极端的例子是掌握了经济的完全控制权的大规模全面战争。政府从私有企业购买军事设备,为武装部队提供资金并对其进行监督,由此来管理军事机器。因此,军队保证了对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部分需求,特别是生产资料的需求。事实上,考虑到军队是全方位的,就像冷战期间那样,那么除去“常规”手段,它还通过意识形态、教育、审查、研究、监督等手段在整个社会发挥重要作用,因而尽管可能出现程度较轻的经济衰退,政府还是能有效保证经济稳定。

  

  因此我们认为,价格是受人操控的,它或只在名义上存在于由政府管理的经济的特定部门,或只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垄断公司。价值规律或市场越来越功能失调,但它总体上还在发挥作用。这样,结果就变得非常复杂。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衰退期,其基本规律肯定也在衰退,否则就不存在经济衰退了。这就使我们不可能达到数学上的精确,而部门间的交换和经济分工也不可能达到完全平衡。

  

  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尽管美国仍然发挥重要作用,但德国和日本已成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设备的主要来源国。其结果是,现在各部门的地理区分越来越有限,部分表现在国际收支差额、顺差和赤字上。尽管美国是占据控制地位的经济大国,但它现在的经济比以前更加融入了全球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情况都是这样的。更早期英帝国进行了这样的运作,其后是美国控制全球经济。两者的区别在于,当代生产力的日益整合和金融资本统治的本质。

  

  衰退期资本主义矛盾的本质

  

  有了这些思考,我们可能会问:在过去40年,公司首席执行官、资产阶级或投资者是如何利用资产或投资获得收益的?战后有约20到30年的重新工业化时期,建筑、汽车、通信、医药和公用事业行业全面增长,各种工程也随之增长。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情况发生了改变,货币转向了成为所谓金融工具,这些金融工具旨在从第三世界和新技术上获利。

  

  战后重建导致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方面的大量投资,但如上所述,这已结束了。实际上,为了抑制越来越频繁的罢工及其他各种工人运动,资产阶级决定通过放弃完全就业、压低工资来控制工人阶级。其结果就是在冷战背景下,生产资料的生产变得越来越依赖国家部门——特别是军队。但是,对生产资料的投资是长期的,有时诸如核电站则时间更长。这样就形成了投资困境,这一困境得以缓解是由于里根政府的高压政策导致冷战强化,以及资本进入东南亚和东亚。(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南美的投资以灾难收场。)但是,冷战结束导致美国有意识采取缩减军队的政策。在工资不变和投资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为军队征税更成问题了。这就导致了狂热的网络泡沫以及资产价值极大增长和金融衍生品价值膨胀。

  

  这段有限的历史的本质特点是难以找到投资场所。因为缺少需求,生产商限制生产。其结果是过剩资本越来越多,并且由于利润相对于工资有所增长而变得更多。好像现代资本主义决心要证明爱德华·伯恩斯坦是错误的,存在一个“相对贫困增长规律”。

  

  可以说,在不提高剥削率的条件下,利润率已经达到极限了。当工资与利润增值比是战后最低之时,我们不能因为有机构成提高了,而认为利润率在持续下降。如果拒绝接受那些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程式化、数学化的思想,认为这种思想把情况过于简单化了,特别是涉及非生产性劳动和资本的计算及现代利润获取的隐蔽、混乱的本质时过于简单,那么就很难计算基于非价值数据之上的价值了。因为钱不能生钱,可投资的场所达到极限,利润本身也达到了极限,这个极限是由对投资的控制决定的,这种说法比较保险。

  

  当剩余价值不能进入生产资料时,过剩资本必然表现为市场上的剩余商品,或产能利用率降低。尽管在形式上这像是消费不足,但实际上不是,而是各部门间的不平衡。

  

  最后,在社会政治经济中,自觉的统治阶级及其采取的策略的作用变得愈加重要,同时价值规律作用式微,这两种因素密切相关,共同引发了复杂的现代危机。

  

  从逻辑上来说,本文与托洛茨基的长波概念是一致的,前提是我们要把自觉的策略融入这些波动当中。换句话说,随着资产阶级越来越意识到其集体利益及维护这一利益的手段,他们会采取中长期策略来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延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可以决定投资或不投资,在哪投资,什么时候投资,用什么方式投资。资本出口虽然使国内工业缺乏资本,但却已延续了一个世纪,最初是通过直接殖民的形式,后来是通过新帝国主义的形式。“二战”后,为了重建被战争摧毁的经济、建立福利国家、发动一系列战争,进行了大量投资。当工人阶级提出更多要求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会改变策略,转向战前策略的一种变体,即金融资本。但是这次,因为资本出口,特别是出口到中国,所以对国内工人阶级的让步减少了。为控制局面,他们采取了一种压制性的经济政策,而这种政策也达到了其功能的极限。

  

  我们不能重复过去的观点,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看作是毫无方向的实体,其中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导资本的运动。鉴于资本本质的变化,以及工人阶级反抗的自觉性,资本主义必须自觉地运行。投资具有长期性,因为涉及数量大,且需要研究,而投资的长期性要求可预测性和稳定性。再则,政府必须提供基础设施,如通信、交通设施、电力等,而且他们必须要有资金。而当人们需要增加养老金、残疾补助、失业金等福利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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