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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农民工的抗争与中国劳资关系转型

更新时间:2011-04-23 22:40:13
作者: 郭于华 (进入专栏)   沈原   潘毅   卢晖临  

  

  2010年的春天注定是中国工人历史上的一个特别时期:

  1月23日凌晨,富士康员工马向前坠楼身亡。在其后的短短几个月里,富士康的不同厂区接连发生十几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仅5月一个月就有7名员工自杀,引起社会强烈反响。面对指责,富士康总裁郭台铭坚称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亦称大多数自杀与富士康无关。从1月至8月底,已有17名富士康员工坠楼,其中14人死亡,2人重伤致残,此外还有一人割脉自杀未遂。

  5月17日,广东佛山南海本田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数百名工人因不满工资低、实习生待遇差、中日员工同工不同酬而集体罢工;5月20日,劳资双方进行谈判;5月24日,本田公司解雇了带头罢工的两名工人;5月31日,罢工事件升级,罢工工人与南海狮山镇总工会人员发生肢体冲突,数名员工被打伤。罢工期间,本田在中国的整车生产企业均被迫停工停产,每日产值损失超过两亿元。6月4日,在广东省总工会、地方政府的介入下,经过谈判,劳资政府三方签订协议,厂方在员工现行的工资基础上提高33%,约增加500元。罢工最终以工人们的胜利而告终。

  以罢工方式表达诉求的除佛山南海本田工人外,还有:

  2010年5月5日南京新苏热电公司罢工;

  2010年5月14日河南平顶山棉纺厂罢工;

  2010年5月28日上海夏普公司罢工;

  2010年6月5日江苏昆山书元机械厂罢工;

  2010年6月6日深圳美律电子厂罢工

  ……

  这一系列的工厂事件向整个社会画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我们究竟身处何种时代?劳方、资方和官方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面对工人的抗争行动,我们首先会思考的问题一个是时点:为什么农民工的抗争会在这个时段上普遍爆发?另一个是方式:为什么这些年轻的农民工采取了如此不同的抗议方式:在富士康是自杀这种个体主义的方式,而在本田等工厂则是大规模集体行动的方式?

  

  一、新生代农民工与抗争时代的来临

  

  在当今中国的劳动大军特别是“世界工厂”中,“新生代”农民工是主要构成部分。所谓“新生代”是一个相对性概念,旨在说明他们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流动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为“80后”和“90后”的年青人,除了建筑业的企业以包工方式运作,因而工人年龄偏大(多数在40-50岁)外,在各类代工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几乎全部为“新生代”。据广东省最近的调查表明,该省80、9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为1978万人,占全省农民工总量的75%。[1] 这些在富士康一类的企业中工作的年轻人与在建筑业打工的工人恰好构成两代农民工。以富士康连续跳楼事件中的工人为例,他们中年龄最大的28岁,最小的17岁,大多分布在18-25岁之间。在做出有效回答的富士康1719位受访者中,平均年龄为21.1岁。而南海本田罢工的参与者也以80后、90后的新生代工人为主体;作为组织和领导者的也是两名80后的湖南籍工人;而他们在沟通方式上也使用了QQ、互联网等青年工人最喜爱和善长的方法。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并非仅仅因其年龄较轻使然。新生代揭示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阶级身份认同交织在一个新的“世界工厂”时代。与其父辈相比,其自身鲜明的特点折射出“新生代”作为制度范畴,与乡村、城市、国家、资本所具有不同的关系。具体而言:

  其一,新生代农民工与乡土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他们中的相当部分已经不是成长于农村环境,对于村庄和亲属关系并无父辈那种情感与认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掌握农业生产技能,甚至从未有过务农经验,基本上是一毕业就开始打工。由于与上一代人的经验参照系全然不同,他们对于土地、乡村都没有更深厚的归属感。他们不愿再回到农村生活,对未来的预期与其父母很不一样,不会做出落叶归根的选择。

  其二,新生代农民工受过更多的教育,比父辈文化程度更高。他们大多受过基本教育,很多人受过大专以上的高等教育。在富士康工人问卷调查的1650个有效回答中,拥有高中、中专、技校、高职、中技(以上均属于九年义务教育之后所接受的更高一级的三年制教育)学历的占比56.9%,其次为拥有初中学历的占比27.6%,拥有高中以上学历的(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占13.6%。不言而喻,教育和知识结构的变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与行为有重要影响。

  其三,新生代农民工是认同城市生活方式的,他们在城市中工作,也希望能真正在城市中立足。他们的消费观念、娱乐方式、社会交往都更接近城市青年而远离他们的父母一代,有着强烈的融入城市社会的愿望。但现实与愿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却又无法融入,由于身份制度造成的壁垒,他们在就业、住房、医疗、社保、子女教育等方方面面都遭遇无法克服的障碍,城市化,对他们而言就像一个近在咫尺却触摸不到的梦。农村回不去,城市进不来,他们因此而成为“无家可归”、飘泊无根的一代。

  其四,新生代农民工更缺少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网络。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无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上都更少与亲属、邻里、同乡等传统社会关系保持密切联系。研究表明,上一代农民工离开乡土进入劳动力市场主要依靠的是上述传统社会关系网,他们也从中获得重的社会支持;[2] 而新生代则缺少了这样的网络,加之许多企业如富士康有意地限制其原有社会关系带入,造成这一代青年工人更为原子化的状态,孤独、冷漠、脆弱、沉默,互不相识,很少交往,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更加无依无靠。

  最后,由于上述特点的存在,新生代农民工有着与上一代非常不同的价值观念。他们比其父辈具有更强烈的不公平感,他们对于种种社会不公正也更为敏感;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抛弃了上一代人常常怀有的宿命论,他们不认命运,有着强烈的表达利益诉求的动力和对未来更好生活的要求。[3]

  有着如上特点的新生代正在成为农民工的主体。面对这样的新一代农民工,整个体制包括企业、政府和社会仍然用对付老一代的方式来对待他们,无疑会产生巨大的矛盾,发生各种各样的悲惨事件。以富士康工人连续多起跳楼自杀事件为例,将事件原因归结为青年工人个体心理问题、请心理学家进行辅导干预和归因于企业“运势”、“风水”问题、请和尚道士念经驱邪同属罔顾真相、混淆是非的做法,也是对死者生命的不尊重。富士康事件是社会性的事件,而不是个人心理问题;其实质关乎整个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生存状况和价值诉求,也关涉到血汗工厂制度和“中国制造”模式的根本问题。[4]

  工资,是不同形式抗争的首要目标。无论是富士康工人以自杀表达无声的抗议还是本田工人的罢工行动都与提高工资的要求有关,资方应对工人诉求首先的着眼点也通常在最低工资上。但必须看到,工人对工资的要求不仅仅是提高最低工资,而是要求生活工资,即工资能够维持基本的正常的生活。台资和外资企业在应对外界有关低工资的批评时,经常会强调自己的工资水平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而且比许多中小企业还高。但实际上工资标准的确定应该以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为准,而不是仅仅维持劳动力自身的生存为准,也就是说,工资应该满足一个工人个人和家庭生活开支以及未来发展和风险抵御等。工人劳动赚取工资是为了生活,而不仅仅是活着。当工人拼命工作也挣不到生活工资而且看不到前景的时候,愤怒和绝望便如期而至。

  非人性化的、严苛的劳动管理体制剥夺的是工人有尊严的劳动权利。低廉的工资,微薄的加班费,漫长的劳动时间,枯燥的工作程序,无处不在监视、训斥甚至打骂,“中国制造”模式使工人被制造成生产流水线上的工具甚至零件,连机器都不如。同时还伴有“服从、服从、绝对服从”和学习“总裁语录”的“思想改造”与精神控制,这些都旨在将工人规训成灵巧、驯服而廉价的工具。如此低收入、高强度、无尊严的劳动过程导致以极端方式如自杀或集体反抗如罢工来表达诉求,都不是难以想象的事。

  社会性弱化、正常的社会生活缺失,是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又一困境。人是社会动物,人的存在是社会性存在。人一旦缺少必要的社会关系、社会生活,就变成原子化的个体,举目无亲,孤独脆弱。与此同时,工会角色缺失也是工人社会性弱化的表现。在号称工会覆盖率在100%的富士康深圳厂区,在1736位问卷调查受访者中,高达32.6%的被访工人不知道富士康有没有工会甚至以为没有工会;84.8%的工人表示自己没有参加工会,参加工会的工人仅为10.3%。工人参与率低,工会成为资方管理的附庸,工会未能尽职尽责为工人服务,成为富士康工人普遍感到无助和绝望的原因之一。工人的声音得不到倾听,诉求得不到满足,最终只能被迫沉默。要改变这种状况,工会就必须改变目前这种作为工厂附庸的角色,回归以工人为本、切实为工人谋福利的角色!如若政府在保护劳工权益方面不去做或者做不到,那么至少应该向社会开放合法性空间:让劳工自己的组织去帮助工人,发挥作用;同时让有关社会组织乃至全社会来关注和帮助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

  富士康这类企业虽号称“代工帝国”,实则处于跨国资本链条的末端。全球化背景下资本的运作逻辑及其压榨性的残酷不应忽视。以苹果公司的产品为例,在其整个生产链中,最不值钱的是生产和组装。一部售价600美元的iPhone4,所需材料成本约为 187.51美元,将这些元件进行组装的富士康每台只得到6.54美元的酬劳,60%的利润被苹果拿走。苹果公司一方面要求供应商严格控制品质,一方面不断利用优势不断压低采购价格。使得代工企业利润低廉,代工企业则转回头通过压榨工人来维持利润。全球化资本的运作就是以这种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方式来进行,最后的牺牲品就是处于这个食物链最底端的工人。[5]

  当我们揭示全球化资本对工人的剥夺和异化时,不能忽视国家权力的作用。我们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国家主导的资本全球化过程——改革开放后,国家通过鼓励外资和对外开放政策,建立了全面依靠合资或外资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6] 这种以依靠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发展模式,区别于东欧的转型市场或者东亚的发展型国家模式,虽然带来了惊人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产生了普遍性的社会不平等,尤其是导致了工人群体的困境。[7] 垄断型资本的出现,背后的支持力量是国家权力,从而影响着一个新的制度化的劳资关系的形成。过去我们或许相信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或者更多的外国资本的流入能够加强对劳动者法律保护的基础,然而垄断型资本的出现却使我们对此表示怀疑。[8] 富士康作为制造业中的传奇,其在中国各省份资本扩张的速度和规模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作为权力机构的政府放任资本之恶、放弃监管之责、不作为甚至与资本强强联合,使之成为不受任何制约的强大力量,是造成工人弱势、绝望和各种形式抗争的重要动因。

  

  二、工厂专制形态与工人的抗争方式

  

  新生代农民工的崛起,标志着农民工阶级日渐完成自身内部的代际更替,新生代已经成为农民工阶级的主体部分。由于现行的城乡分割的户籍体制和其他种种制度安排,新生代农民工处于比其父辈更为尴尬的境地,他们不能退回乡村,但是他们也绝难融入城市。这一处境可用“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加以描述。所谓“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是指保留了小块土地的农民工家庭实际上保留着小私有者的尾巴,使得他们不可能像经典意义上的无产者阶级那样一无所有,可以彻底地融入工业生产体系和城市生活。[9] 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由于上述不同于其父辈的诉求和期望,在他们进入城市生活方式受阻时会采取各种抗争行动。

  “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的解释思路抓住了问题的一个重要侧面。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若干不同于其父代的一些独具特征——由于这些特征,伴随着农民工阶级完成代际继替的社会后果,必定是对资本与权力压迫的日益增多的抗争。[10] 这就多少解释了为什么在新世纪头十年接近尾声之际,农民工阶级迅速改变了自己驯服、沉默的形象,展示出抗争、表达的趋势。但同样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特征并非仅仅基于年龄差异而来,更不能归结为青年人的心理问题,而是深刻地折射出当今中国基本制度安排的约束和影响,体现出农民工阶级再生产的悖谬逻辑。

  如果说,处于“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孕育的强烈不满情绪,必定促使他们采取较之父辈更多的抗争行动,那么,他们的抗争行动为什么会采取如此不同的方式:在“南海本田”,是集体主义的行动方式——集体罢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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