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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星华:从中国经验走向中国理论——法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探索

更新时间:2011-04-20 16:34:48
作者: 郭星华  

  导致法律形式与本质的不相称性,从而导致现今中国立法与法律实践出现多种脱节之处。但从另一层面分析这个问题,特别是当我们悬置了西方式的理想法律图景时,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现代法律在中国民间社会中确实存在着微弱但正在发育的影响力。

  4.法律的实践逻辑理学中的研究中总是出现各种各样的二元对立,如形式主义-工具主义;内在视角-外在视角等等。但这些二元对立尚不足以回答现实生活中法律的实践过程和形态。如果抛开这些概念面向现实本身,我们或许可以发现这些对立在实践中均是不存在的。面对复杂的、流动的、不规整的事实,既有研究缺乏一种有效的概念提炼来概括中国基层法院特殊的运作逻辑。

  通过对中部某省一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我们试图找出这样一种现实运作的逻辑,并将其与法社会学传统中的形式主义逻辑和工具主义逻辑进行比较。我们发现,法律的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不同,法律的实践过程并非法律形式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是法律内在逻辑的渐次展开,而是在实用主义逻辑主导下的一个博弈过程;在转型中国的基层司法场域中,法律的实践逻辑更具有其独特性,既与改革开放前纯粹的工具主义逻辑不同,又与法制化、科层化程度比较高的大城市中的法律实践逻辑不同。这种在基层法律的实践逻辑具有的特点为:1.不同于形式主义的书本逻辑,即机械使用法条,就像语言的应用不是机械运用语法规则一样;2.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工具主义逻辑———司法行政完全不分家,法律是行政的附庸;3.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和严重的工具主义倾向,以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为中心,具有说教意义的大词和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概念至多起到象征意义。必须指出,这种逻辑是中国基层司法系统所特有的,是原来传统体制延续和文化痕迹遗存的结果[7].

  5.从“送法下乡”到理性选择研究是一种学术批评,对一种认为乡村正在发生从“送法下乡”到“迎法下乡”的转变的理论观点提出了质疑。乡土社会秩序何以建立和维系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焦点话题,而作为乡土社会外生性力量的国家司法权力如何深入乡土社会,并在乡土社会扎根以及建立法律秩序又是其中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普法运动”和“送法下乡”是学术界讨论这一问题的流行结论,认为法制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和保障,“基层司法建设”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方略”[8].“送法下乡”的结论曾在知识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法律的现代性与地方性以及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关系的论争。近年来,针对“送法下乡”的结论,董磊明等认为当下的中国农村“结构混乱”,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和“熟人社会”,因此法律在乡土社会的实践场景和逻辑已发生变化,乡土社会对法律的需求增大。这些变化使得“迎法下乡”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9].在“迎法下乡”的框架中,乡土社会已不仅是“立法和执法对象”,农民也从单纯的国家司法权力规训的客体和法律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成具有能动性的法律实践主体。

  我们认为,“迎法下乡”的结论是建立在农民相信法律权威,对法律有着较高信任度的基础上的。如果人们的“迎法”行动是基于对法律的信任,相信法律会公正地解决纠纷,提供正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这种“迎法”是有发展潜力的,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如果人们的“迎法”行为是基于私人关系网络之上,将法律当作一种权势以及压制他人的工具,那么这种“迎法”也只是少数拥有特殊关系网络、在案件的社会地位结构[10]中处于优势位置的人所借助的工具而已,其普遍性和潜力就需要被质疑。而问题在于,这一假设并不为事实所证明。

  农民的法律实践同样经历了盖勒格尔(Mary E.Gallagher)所说的“知情祛魅”(Informed Disenchant -ment)过程。所谓“知情祛魅”是指法律参与者在法律知识的获得、对法院和律师惯用策略的理解以及自身运用法律的效能感得到提高的同时,对法律的不公正性以及法律制度弊端的失望和沮丧在基层法制建设尚不完善、司法制度弊端重重的状况下,农民的法律实践和法律参与本身就是一个逐渐重新认识法律、理性对待法律的过程。祛魅后的法律已经不再是或者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体现正义的神圣武器,而是“脆弱、多变、难以捉摸的东西,很容易被人操纵利用……有时候变成了某个人的意志”[11].农民的法律意识俨然呈现出多样性、矛盾性的特征[12].

  因此农民面对纠纷,动员或不动用法律途径解决,实际上是出于一种理性选择。在结构混乱、多种权威共存于乡土社会的状况下,农民在处理纠纷时更可能根据自身的知识、经验、技能和资源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途径。我们也曾经通过对中国农村居民发生纠纷的现状与类型进行实证研究,指出农村纠纷一般存在三种解决途径,即社会网络、政府部门和司法机构,并认为人们在选择纠纷解决途径时既有行为习惯的影响,也有理性的权衡[13].

  在法律实践的知情祛魅逻辑下,农民的“迎法”行为多半不是基于对法律权威的信任,这从主体角度抑制了农民的法律需求。此外,基层法制建设和司法体制的诸多缺陷和弊端从外在限制了农民的法律需求。因此,农民的“迎法”行为难以具有扩展性和持续性。在乡土社会结构混乱和权威多元的场域下,农民会根据自身的经验、资源和逻辑对纠纷解决途径进行着理性选择。因此,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是一个从基层法制建设魅化法律的“送法下乡”到法律祛魅化后的理性选择过程,而非简单的“送法”“、迎法”转换。

  6.中美法律意识的比较该研究的实证材料来自我们所作的一项大型问卷调查,目的是与美国同类调查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人们为什么服从法律的问题,美国社会学家泰勒曾提出一个经典的理论框架,即人们服从法律是由于法律的合法性、个人的道德观、工具性限制以及同辈群体的压力[14].其中,后三者超越了法律本身,而更多与社会因素相联系。

  按照这一框架,我们重点从合法性感知差异上分析了中美两国人存在的差异。此外,我们还将分析影响中国人法律服从行为的因素。

  首先,在合法性方面,美国人对法律的服从和尊重要显著的高于中国人。这是由于有着浓重人治历史传统的中国,对社会规范(伦理道德、习俗规范)的服从程度要远远地高于对于法律的服从程度;中国人对司法机构不公正的容忍度更高;在法律参与的责任上面,美国人意识到的程度更高。

  其次,在影响人们法律服从的因素上,我们发现,受教育程度、行政级别和年龄都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即受教育程度高,反叛权威的心理越强,理性思维能力更强,更有可能按照自己理解的“正确方式”行事,因而,更有可能不服从法律。行政级别高的人服从法律的程度却低,究其原因:第一,行政级别与受教育程度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第二,行政级别高,往往更重视政府权威,在“法大”与“权大”的权衡中,有可能倾向后者,这就导致服从法律的程度降低。此外,尊重权威、遵守规范、服从法律是一个社会化过程,在社会化过程中,人们逐渐学会遵守各种社会规范,因而,年龄越大,服从社会规范(包括法律)的程度越高。

  为此,我们看到中美服从法律的程度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中国人对司法机构的公正性有较大的宽容度,由于对法律是否服从源于人们是否认同法律的“合法性”,对法律合法性的认同程度是衡量人们法律意识的强弱,衡量一个社会的法治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因此,在走向法治化社会的过程中,虽然中国法律权威的建立有赖于政府权威,但法律权威只有尽早脱离政府权威,并成为超越一切权威的权威,法治化进程才有可能完成。

  

  二、犯罪问题的法社会学探索

  

  1.社会转型与犯罪成本研究是在分析、批评国内几种有影响的犯罪学理论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社会学、法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犯罪学理论,该理论对我国的犯罪现象有较强的解释力。

  美国犯罪学家路易斯。谢利在《犯罪与现代化》一书中通过对200年间反映犯罪状况及其变化的调查资料的分析指出,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将会给过去和现在各方面都极不相同的国家带来共同的犯罪情况,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犯罪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代价,因而,经济发展和犯罪增加的对应关系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是这一理论只是展现了经济发展和犯罪之间的表面统计关系,而没有明确揭示犯罪率随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如果引入犯罪成本这一变量,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更为明确的解释。

  首先,犯罪成本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将会受到惩处,二是受到惩处的可能性,不妨称之为定罪概率。而犯罪成本又由三部分组成,即除法律惩处之外,还有社会惩处和良心惩处,可以用下式表示。C=(L+S )HP其中:C 代表犯罪成本;L 代表法律惩处;S 代表社会惩处;H 代表良心惩处;P 代表定罪概率。

  一种犯罪行为是否实施,不仅与犯罪成本有关,还与因实施犯罪而给罪犯带来利润的多寡有关,其关系式为。B =I /C 其中,B 代表犯罪行为发生的可能性;I 代表犯罪获利;C 代表犯罪成本。

  显然,犯罪成本愈高,犯罪获利愈小,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愈小。反之亦然。下面我们就对影响犯罪成本的四项因子逐一进行分析。

  从法律惩处来看,如果是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法治社会,法律惩处的强度也是相对稳定的;通过加大法律惩处的力度来提高犯罪成本,以遏制犯罪率的上升,是有一定效果的。

  再看社会惩处。所谓社会惩处,是指除受到法律惩处之外的其他一切来自社会的惩处,这些惩处通常包括党纪、政纪、校纪、厂纪的处分,刑满释放之后受到的社会冷遇等等。此外,来自良心的惩处借助的是罪犯本人内心的力量,惩处的表现形式是使罪犯产生焦虑、不安、悔恨等情绪体验。

  最后,定罪概率。定罪概率是指某种犯罪行为实施之后,罪犯被司法机关定罪并受到法律惩处的可能性大小。从犯罪成本模型:C =(L+S )HP来分析,法律惩处、社会惩处、良心惩处的强度越高,犯罪成本越高;尽管说,犯罪成本高有利于遏制犯罪,但并不等于说越高越好。因为过高的犯罪成本有可能造成两种后果,一种严刑峻法施暴政,如清代的“文字狱”,这对社会进步与发展是有害的。另一种是万马齐喑、死水一潭,如我国六七十年代,以牺牲人们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为代价,来换取相对稳定的社会局面。此外,还有一个犯罪获利问题。犯罪获利是指犯罪行为实施之后能给罪犯带来的好处或利益,这种利益有可能是物质性的,如金钱、财产,有可能是社会性的,如权力、地位,也有可能是心理性的,如报复心理的满足。前面已经提到过,犯罪行为实施的可能性可以用公式:B =I /C 来表示,一般来说,犯罪获利要大于犯罪成本,犯罪获利(I )与犯罪成本(C )之比越高,犯罪行为实施的可能性越大。

  2.犯罪人的自我归因该研究的调查材料来自对东北某市四座监狱在押犯人所做的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对于犯罪的归因问题,基本上可以分为差异交往理论、内部原因说、自我归因说等等。这些归因理论存在的共同问题是,没有将犯罪人的犯罪归因与他的社会行动、社会关系和所处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从而使得研究结果不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本项研究力图通过归因的分类,将人群分为对他人行为的归因和对自身行为的归因。在现实生活中,当归因者作为观察者对别人的行为进行归因时,倾向于更多地作出个人归因,即更多地将别人的行为解释为由于他个人的因素所使然,而忽略了外部情境因素的作用;然而,当归因者作为活动者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归因时,则倾向于更多地作出环境归因,即更多地将自己的行为解释为由于环境因素所使然。

  那么,罪犯的归因究竟是怎样的?他们是如何归纳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原因的?其内部结构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我们发现:

  1.犯罪人对自己犯罪原因的归因,作出外部归因与内部归因的比例比较接近,作出外部归因的要多一些,这一结果与归因理论中的利己主义倾向是一致的;2.在作出内部归因时,犯罪人主要是将犯罪原因归结为自身的人格特征,其次是自身知识方面的欠缺;再次是社会地位的低下;3.在作出外部归因时,犯罪人强调的是受害人的人格特征以及社会环境。

  那么,罪犯对自身做出内部归因或外部归因的影响因素有哪一些?我们对相关因素做出logistic分析,发现:1.对村委会工作的关心程度越高,越倾向于作出外部归因;2.与邻居经常串门的人跟那些不常串门的人相比,更倾向于作出内部归因;3.与对方打过交道的人更倾向于作出外部归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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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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