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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晴佳 :五四运动在西方中国研究中的式微?——

——浅析中外学术兴趣之异同

更新时间:2011-04-09 22:23:18
作者: 王晴佳  

  也即现代化理论盛行一时的时候。他的老师除了费正清以外,还有史华兹和杨联升。前者既有西方思想史的背景,又写作了有关严复的著作,而后者不但是胡适的弟子,而且在胡适战后滞留美国的时候,有密切的往来。(19)其次,贾在序言中提到,胡适在1955年到哈佛讲演(很可能是杨联升的安排),让他亲眼目睹了这位五四人物。但有意思的是,贾祖麟在听了胡适的讲演以后,并不为之倾倒,而是十分失望。他甚至感到这位五四名人,只是在自我吹嘘。(20)再次,像他老师史华兹一样,贾本人有很好的西方思想史的训练。他自哈佛毕业以后,成为中国思想史的专家,长期在布朗大学任教。

  贾祖麟在序言中,对他决定以胡适为题来写作他的博士论文,给出了两个直接原因,一是当时大陆对胡适所展开的大规模批判,使得他对胡适刮目相看,因此想进一步探究一下胡适在现代中国的影响。二是他到台湾留学,看到胡适这一代五四人物,在当时台湾“反攻大陆”的肃杀政治氛围底下,显得颇为孤立,未免有四面楚歌的感觉。这也使得他对胡适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命运,增添了研究的兴趣。但就笔者看来,贾祖麟研究胡适,至少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的西方思想史的背景,使得他选择研究中国的自由主义,并以中国思想史为专攻。二是现代化理论的影响,这从他的博士论文的题目就可见一斑。再结合他在序言中的解释,贾祖麟研究胡适及其自由主义的思想,是想以此来探讨中国自由主义——即他所谓的“思想现代化”(intellectual modernization)——失败的原因。在他看来,自由主义不但在中国大陆为共产主义所击败,而且在台湾也失去了市场——蒋介石在失去大陆以后,在岛内实行白色恐怖统治,让贾印象深刻。如果我们再将眼界拓宽一些,那么他的五四研究,显然又是冷战时期自由世界与共产世界的对立的一个注脚。

  林毓生在1979年出版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是五四研究的重要成果。(21)像贾祖麟的五四研究一样,林毓生也把五四运动视作一次思想革命的失败,反映了那时的时代氛围。但比贾更为深入的是,林着重探讨其失败的原因,认为五四人物虽然倡导西化,但他们的思想模式,与传统学者无异,于是他们的思想革命,变得虎头蛇尾,中途夭折。这一结论,也许很多人并不同意,但林著的价值,在于突出了五四作为一场新文化运动所呈现的内部矛盾,也即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错综复杂的联系。

  如果贾祖麟等费正清的学生辈从他的美国学术背景和文化关怀研究五四,那么到了1980年代,这一倾向有了显著改变。在那个年代,美国出版了两本研究五四的专著,一是周明之的《胡适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抉择》,二是舒衡哲(Vera Schwarcz)的《中国的启蒙运动》。前者为华裔学者所著,以胡适的生平为主线,勾勒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境遇。后者的作者是出生在罗马尼亚的犹太人,移民美国以后,又在1979-1980年间在北京大学学习,是当时西方首批到中国留学的外国学生。舒衡哲在北京期间,采访了不少五四人物。她的论点,与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关怀颇为一致,那就是在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以后,如何重新批判反省中国文化传统,以便拓展现代化的进程。舒将五四视为一场思想启蒙的运动,并指出这一运动,在五四以后,虽有起伏,从未停止。像贾祖麟一样,舒衡哲认为五四作为一场思想解放的运动,本身没有成功。但她强调,五四已成为中国现代史上重要遗产,值得在今天保存发扬。这一观点,与许多中国学者一致。

  舒衡哲的五四研究,是继周策纵以后,最为全面、细致的一本——贾祖麟的著作侧重的是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自此以后,如上所述,以五四为题写作博士论文的仍大有人在,但能修改出版成书的,却寥寥无几。而能出版的著作,大多侧重五四运动的某一个方面。这一现象,与美国学术界的传统规范有关。一本新书的出版,往往要推陈出新,而不能重复现有的成果。既然舒衡哲已经写出了有关五四的全面论述,那么以后的著作必须选择不同的角度。(22)如拙著便以五四期间的史学革新为主题,探讨科学史学在现代中国的兴起及其与西方影响、中国(考证学)传统之间的联系。而David Kenley的著作,则研究五四运动与新加坡华侨的关系。(23)

  研究五四专著出版减少的原因,还在于五四作为一个思想文化运动,已经在西方学术界,不再受到青睐。当然,有关中国的现代化或中国的现代性,仍然受到重视。但是否要通过研究五四,则似乎又另当别论。因为思想史研究本身已经失去了市场,而社会史、文化史则在西方史学界方兴未艾、气势磅礴,并影响到了中国学界。而且,即使想探究中国现代性的起源,也不一定把五四运动视作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分水岭。这一特点为近年西方学界研究五四著作所证实。上面提到的由三位华裔学者在2003年《近现代中国》发表的评述四位华裔学者五四研究的著作,就特别指出了这一“将五四运动去中心化”的趋势。如王德威的《世纪末的辉煌》就提出,在文学领域,许多五四人物的“文学革命”的尝试,在清末就已出现。而五四运动的开展,反而阻碍了不同文学流派的繁荣发展。刘禾的《跨语际实践》,一方面指出中国现代性的外来因素,另一方面又强调在吸收外来文化时中国学者所做的选择、撷取。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和叶文心编的《成为中国人》,则将眼光从上层转移到下层、从城市扩大到乡村,来展示中国现代性的多元性、多样性。这些著作其实已经不算是研究五四的专著,而是探究在那个时代(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处理的其实是五四以后的变化),中国文化和社会或快或慢的变迁。(24)

  在2008年,其中的两位学者又与其他学者一起,编了上面提到的《超越五四范式:探寻中国的现代性》一书,再次说明在近年的五四研究中,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位置,已经被“去中心化”了。该书收集的论文,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1)商业出版和文字改革;(2)性别与家庭;(3)国家、科学与文化和(4)现代性及其中国批评者。(25)这些论文,探讨清末民初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涉及的范围来看,显得颇为零乱,不成系统。当然,论文集显得有些杂乱,也是常见的现象。但从好的方面看,这一零乱也许正代表了编者的意图。他们不想把五四视为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反而想贬低它的重要性,不把传统与现代的区别,强行用五四来加以划分。于是,五四就被“去中心化”了。不过,编者在选择、分析和界定有关五四的论著时,似乎带有一些主观性和随意性。

  值得一提的是,《超越五四范式:探寻中国的现代性》的编者,除了一位,都是华裔学者。换言之,如果五四研究在近年已经成为华裔学生、学者的专利,那么在这些学者中间,我们也同样能清晰地看出到西方中国学研究整体变化的影响。像其他族裔的学者一样,研究五四或现代中国的华裔学者,也同样想“眼光朝下”,以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的现代性,而不想将研究的角度,锁定在几位五四精英的思想与行为上面了。这一倾向,其实在中文学界也有所反映。但后者显然已经溢出本文探讨的范围了。

  最后想指出的一点是,本文虽然注重西方学界五四研究的阶段性变化,但其实在各个阶段之间,并没有形成一种完全割裂的关系,而是互有关联,体现出一种历史的延续性。换句话说,即使在五四研究的初期,周策纵等人也没有完全漠视五四运动与传统文化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到了林毓生写作《中国意识的危机》的时候,五四内部的传统因素,更引起人们的重视。而当今的五四研究,虽然更倾向否定五四作为一个传统到现代的界标,也不愿将传统与现代视为对立的两极,但其变化的主要特点,还是从研究五四运动本身,转移到其他领域,同时又注重五四以前中国社会产生的变化,强调从传统到现代的缓慢变化,由此来去除五四的中心位置。这些尝试,在以前研究五四的著作中,都曾有不同程度的呈现。因此这一“去五四中心化”的口号虽然响亮,但其背后所展现的也许只是五四研究的深化和扩大,而并不是一种革命性的范式转移。

  

  注释:

   ①http://www. mh. sinica. edu. tw/i/index-1. asp? strMod=Show&Sid=75.

   ②笔者也忝列其内,曾著有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 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是根据博士论文改编的。

   ③见Tse-tsung Chow,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④这个资料库由密歇根大学管理,名为“Digital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许多大学图书馆都有收藏。

   ⑤Fan-sen Wang,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王的博士论文于1993年完成。

   ⑥参见林的弟子和朋友所著、丘慧芬编:《自由主义与人文传统》(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中的作者简介。

   ⑦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由美国M.E.Sharpe出版公司于1968年出版,是美国专门翻译介绍中文历史论著的刊物。自1968年至2008年,李又宁教授为这一刊物的主编达四十年之久。

   ⑧Hung-yok Ip, Tze-ki Hon, Chiu-chun Lee, "The Plurality of Chinese Modernity: A Review of Recent Scholarship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Modern China, 29:4 (Oct. 2003), 490-509。

   ⑨Susan Chart Egan & Chih-p' ing Chou, A Pragmatist and His Free Spirit: the Half-Century Romance of Hu Shi and Edith Clifford Williams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9)。其中周质平曾在台湾出版了《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版),这本英文书所以其实是他与Susan Egan合作的一本译作。

   ⑩Kai-wing Chow, Tze-ki Hon, Hung-yok Ip, Don Price, eds., Beyond the May Fourth Paradigm: In Search of Chinese Modernit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8).

   (11)参见Georg Iggers,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7), 51-96。

   (12)Ssu-yn Teng & John K. Fairbank, eds., China' 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13)Benjamin I.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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