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德明:多元文化杂交时代的民族文化记忆问题

更新时间:2011-04-04 23:15:44
作者: 张德明  

  正由于文化上的“他者”的濒濒出现,惊醒了原先处于沉睡状态的民族文化记忆,使其能以一个来自外部的参照物为镜子,意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从而更加珍惜自己的独特的地方性文化身份;并能在保持本民族文化个性的同时,对外来文化采取主动吸纳的态度,以丰富本民族文化记忆的内涵,优化其结构和层次,使之更具开放性和多样性,为适应多元文化共存的现实打下文化心理基础。19世纪以来亚非、拉美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文化本土化的浪潮正是在与帝国主义一次次血与火的冲撞中发展和成熟起来的。

  在多元文化杂交的时代,我们尤其需要研究的是“他者性”(包括他者形象、他者话语、他者欲望等等)是如何进入民间日常生活,潜移默化地改变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以致最终被整合融化在一起的?普通百姓是如何看待外来民族或外来文化的?对某些外来事物(无论是食品、服装或发式),我们的父辈或祖辈是怎样从惊讶、嘲笑到认可、模仿、乃至同化的,其间经历了一个怎样复杂的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过程?民族记忆中的他者形象是如何随着民族与民族间交往的深入而逐渐发生变化的?这些变化又是如何反映在神话、故事、传说、文学作品和日常语言中的?例如,汉民族对外国人的称呼从“夷”人到“洋”人到“老外”的变化,对外来食品的称呼从“蕃茄”到“西红柿”的变化,反映了怎样的民族文化心态?是否意味着大民族主义的逐渐消退,对外来事物的评价逐渐客观化和中性化?首次出洋的同胞是怎样看待外国人,并记录外国人的言行和形象的?这种记录又在多大程度上被国人所接受,并进入民族文化的记忆库,从而影响了民族文化记忆中有关外国人的形象的建构?上述种种能否构成一个国人心目中的“西方学”传统(尽管没有像西方构建的“东方学”一样系统化和文本化),其间充满了偏见、误解、谣言、笑话、传说等等,以至一个人在没见到他者之前已经形成了先入为主的他者形象的文化记忆碎片,在见到真正的他者时首先调动这一系列记忆碎片来衡量之,审视之,评判之,应对之,从而影响了本民族文化心态的健康发展,最终妨碍了与他民族文化的正常交流?凡此种种的研究,均可帮助我们在多元文化杂交的时代建立起更健康、更完整、更客观的民族自我意识,以更开放、更健康的心态面对瞬息万变的外部世界。

  

    3. 第三世界作家文化身份的认同

  

  长期以来,在各民族文化中,作家和批评家都属于社会精英阶层,担任着本民族文化代言人的角色。在全球化时代以前,第三世界作家的写作很少涉及到民族文化身份问题。但在一个多元文化杂交的时代中,文化身份问题凸现出来,成为每一个作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尽管一个人可以像利奥塔所说的那样,进入当代通俗文化的零度态:“听西印度群岛的流行音乐,看西部影片,午餐吃麦当劳,晚餐吃当地菜肴,在东京洒巴黎香水,在香港穿’复古’服装;------”⑤,但归根到底,还是无法摆脱他或她的文化身份。因为血液、肤色和母语是无法选择也是无法改变的。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在一个多元文化杂交的时代,是做一个文化上无根的世界公民,永远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那样”生活在别处”,还是与民族文化记忆认同,继续作它的代言人和记录者?加勒比作家沃尔科特在《来自非洲的遥远的哭声》一诗中写道:

    受到双重血液毒害的我,

    何去何从,在切开的脉搏中?

    我诅咒,

    醉熏熏的不列颠官员,

    我将怎样作出选择,在我所爱的这个非洲和英语之间?

    是对两者都背叛,还是把它们给与的统统归还?

  如果我们把诗中的“双重血液”读作文化上的“双重(或多重)血统”,那么沃尔科特的痛感对于第三世界作家就具有了某种普遍意义。第三世界作家大多受过正规或非正规、系统或非系统的西方教育,具有成为世界公民的文化心理结构;但骨子里又是一个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迫切希望本民族经济走向繁荣、文化走向世界。通过自己的创作或批评,他们一方面呼唤本民族同胞抛弃非现代性的文化因子,尽快使民族文化心理实现从前现代到现代的结构性转换;一方面又十分珍视本民族文化传统,希望它不致被市场化、商业化和科技化的浪潮所吞没。对于像萨伊德、霍米·巴巴等出身第三世界而又在第一世界大学执教的学者来说,他/她们只能保持边缘的地位才能留驻于强势文化中心,只有用西方强势语言才能为自己所属的弱势民族发出声音。这就使他/她们时时处在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之中,为人所诟病和批评。笔者的看法是,在全球化时代,一个文化上无根的作家/批评家和一个顽固的民粹主义者都是很难适应多元文化杂交时代的。这是因为,世界文化市场所能接受的是对它来说既是“异”的具有他者性(otherness) 的东西,又是“同”的具有适应性(conformability) 的东西。多元文化杂交的前提正在于有多种文化“元”,多种文化种子,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嫁接”,而这些“元”和种子都源自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记忆。如果认为多元化的意思是互相融合,不分彼此,那么,多元最终就成了一元,杂交最后就成了单亲繁殖,世界文化的前途就岌岌可危了。多元化应当是在尊重文化多样性前提下的统一,而不是相反。杂交的前提是有各种不同的种子,每种种子都各有其适应一定的环境、水土、气候的特殊性,这样杂交才能产生优势互补,生产出新一代的品种。全球化时代需要的是既具有本民族文化记忆的深刻底蕴,又具有健全开放的心态和全球文化视野的世界公民。一个只对本民族文化感兴趣、拒绝接受外来文化的人,和一个对本民族文化一无所知、只会搬弄一些来自西方的强势话语的人,同样都是无法适应多元文化杂交的时代的。问题在于,如何在保持民族文化记忆和接受具有他者性的多元文化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接受西方强势理论话语的同时保持必要的警惕?对于我们这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多元文化杂交时代对我们提出的挑战更是巨大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恐怕比其他学科的人文学者更为突出。在学术背景上,我们缺乏民族文化记忆的深厚积累,在西文功底上,又无法与我们的西方同行相提并论。那么,如何适时地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补上民族文化记忆这一课,并努力与从事本民族文化工作的人文学者合作,用恰当的话语方式将民族文化介绍到世界文化市场去,使之参与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在此过程中,逐渐为不同文化中的人们所接受,最终成为人类文化大记忆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恐怕是新世纪我们能够做也必须做的一项重要的、有意义的工作。

  总之,多元杂交的文化时代需要一种多元杂交的文化诗学。在我看来,这个文化诗学的核心应当是研究跨文化交流中民族文化记忆的发掘、阐释和转译问题。它既是一种福柯式的“知识考古学”,又是一种具有当代性、实践性和应用性的文化哲学,对于更好地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多元和杂交文化,推进新世纪的民族文化建设,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注释】

  ① Joseph Stalin, 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p.8, 转引自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页。

  ② Alexandre Kojeve,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and London,1969, PP.3-8.

  ③ Jccques Lacan, Ecrits, A Selection, trans.Alan Sheridan, 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1977.PP.1-7.

  ④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页。

  ⑤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一一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第201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xiaolu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39796.html
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