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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佑:走近真实与《走向共和》

更新时间:2011-04-01 17:51:09
作者: 郭世佑 (进入专栏)  

  非此即彼。已故陈旭麓先生早在1980年代初期就指出过,误国不等于卖国。

  许多专业研究者与各级行政领导都喜欢在中国近代史中寻找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这当然是必要的,问题是要对近代史上的爱国主义予以适当提炼,惟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式的爱国主义才是近代前人的最佳选择,它既可以体现在战场上,也可以体现在建设中。状元出身的张謇之所以投身实业,办大生纱厂,最早的心理动机就是他在自己的家乡南通“看不到一绽国产的纱绽”。名声不佳的袁世凯之所以首创巡警制度,就是针对《辛丑条约》签定之后,直隶地区许多军事重镇均由洋人把守、不准中国军队驻扎这一严峻的现实,他作为直隶总督,面对国防权利与能力严重丧失的局面,就想同洋人打擦边球,因为《辛丑条约》没有规定不准建巡警。他对巡警的组建,主要还不是为了对内镇压民众的反抗,这同后来的巡警只对内颇有区别。不要因为袁世凯后来为了当“洪宪皇帝”,签订了“二十一条”,就断言他以前就一点都不爱国了。

  3年前,出席纪念义和团运动100周年国际研讨会的中外学者参观义和团骨干赵三多的家乡河北威县时,有位日本学者不无自豪地对我说:“我们日本人不搞爱国主义教育”,言下之意是,他们不需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能爱国。此话对我触动很大。据我所知,并非日本人不搞爱国主义教育,而是他们的方式与理念与我们截然不同,效果也不大一样。

  我收藏着一张已故著名近代经济史专家丁日初先生亲笔题赠的照片。在丁先生与师母的背后,那是一块纪念碑,是日本人在美国海军准将伯里1853年率军侵犯日本领土的横滨久里滨登陆处建立的纪念碑,碑名由伊藤伯文题写:“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里上陆纪念碑”。据几位日本学者告诉我,类似的纪念碑在日本还能找出不少。在我国,我们有许多关于抵抗外来侵略的纪念碑,不可能为侵略者建纪念碑。我们的许多纪念物都试图昭示一个道理:我们中国之所以没有被列强灭亡,是因为我们有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传统;我们之所以还显得落后,是因为西方列强的侵略。日本人的爱国主义理念却有所不同。通过这样的纪念碑,他们试图告诉日本民众:我们之所以挨打,是因为我们落后,我们不必过多地埋怨别人;我们应当牢记挨打的事实,惟有励精图治,急起直追。我不敢断言这两种类型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孰优孰劣,但我时常在一个不争的事实面前无可奈何:日本已挤身于可与西欧任何国家比肩的强国之列,我们中国却仍属于第三世界。看来,日本的爱国主义理念比我们更富有积极的内涵,我们的爱国主义精神需要慎重提炼和升华。

  

  五、李鸿章:一个被长期误解的爱国能臣

  

  从1840年至1949年,这是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时段,特别是在清末的50年,它比打打杀杀的“五胡十六国”时还要复杂得多,用李鸿章的话说,他们所遇到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尽管当时能有李鸿章这么头脑清醒的人还不太多,还在浑浑噩噩,继续做“天朝上国”的美梦。

  要想“制夷”,必先“师夷”,个中道理,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早就说过,问题是“师夷”之论曲高和寡,没多少人愿意听,做起来更难。这是因为,如果“师夷”,至少会遇到思维与感情两大障碍。论思维,历史的辉煌早已昭示,只有别人向我们学习的,哪有“用夷变夏”的道理?论感情,中国人不仅很讲面子,还很讲气节,怎能拜强盗为师?尽管如此,李鸿章还是强调“师其所能,夺其所恃”,他既明说,也真干,虽然经常碰壁,他和老师曾国藩等还是发起了以“师夷”为主的洋务运动。由于英法联军把清军打得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还惨,北京首次遭劫,连咸丰皇帝都在惊恐中丢了性命,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也同意“师夷”。曾国藩、李鸿章等力排众议,从创办军事企业开始,率先把机器引进国内,机器工业开始出现零的突破,我们不要小看它的重要性,以及它将带来的许多连锁反应。正如马克思所说:“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不要因为清朝的新式军工企业就只有对内镇压农民起义的一面,当知那时的太平天国已如强弩之末,已经对清朝统治者不构成主要威胁了。

  乃师曾国藩死得较早,李鸿章就秉承师教,并以后来居上的架势,创办许多事关国计民生的民用企业,包括轮船运输、机器采矿、铁路、电报等。有人说李鸿章创造了47个第一,这未必精确,但在当时坚持改革与开放方面,没有谁比他做得更好,他办洋务的功劳最大,这是毫无疑问的。李鸿章是一个有远见,有能力的人,他坚持办洋务,不怕谤议和围攻,他还主张用西方人才的标准来选拔中国的人才,“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改变八股取仕的落后方法。这就打破了文化民族中心主义,在当时很不容易。面对守旧者的轮番围攻,他仍坚持自己的见解:“综核明实,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虽然我国历史悠久,“我未见圣人留下几件好算数器艺来”。这是一个夹着尾巴做人的爱国者,他为谋求国家的富强做了不少实事。

  李鸿章之所以会被当时和后世都骂作“卖国贼”,主要与他“主和”,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有关,好象他就是“卖国”的专业户。但要知道,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同西方列强是战好,还是和好,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打不行,打又常常打不过,结果只有签订不平等的条约,灾难更大。再说,李鸿章只是受命去签约的,并不代表他个人的意愿,他也不是没有据理力争过,但毕竟是弱国无外交啊。

  在西方列强看来,这个一米九左右的清朝大臣仪表堂堂,办事讲成效,也很有威严。但在甲午战败后,既凶狠又狡诈的日本政府通过破译李鸿章的电报密码,已经知道清朝的谈判底价,使李鸿章十分被动。他奉命去马关谈判时,在谈判桌上力争,不同意割地,也不同意赔3个亿,但日本政府特别霸道,几乎毫无协商的余地,使他回天无力。在力争过程中,李鸿章还遭到日本浪人行刺,左脸被打伤,子弹留在体内,直到回国后才取出。受伤住院时,年逾古稀的李鸿章还高兴地说,挨枪使日方理亏,他们也该对我方做出让步了,这何尝不是好事。结果,日本少要了一亿两银子。就从李鸿章的受伤态度中可知,他也在以国家利益为己任啊!西方学者对孙中山这样的革命领袖的评价还很不一致,但对李鸿章的评价不仅基本一致,而且还相当高。

  甲午战败曾使李鸿章的声名一落千丈,但我们不能断言洋务运动就因甲午战败而“彻底失败”,也应冷静地分析甲午战败的主要原因。北洋舰队在1888年成军之时,我国的海军实力在世界上排名第8位,日本那时还赶不上。但北洋建成后,就一直没有再投入军费更新装置,而日本则奋起直追,后来居上,最后在甲午战争中占了上风。梁启超赞同当时西方的评论,说“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李鸿章“虽败亦豪”。至于李鸿章在同左宗棠为“海防”与“塞防”谁最重要的问题时,提出放弃新疆的错误认识,值得批评,但不等于他就是“卖国”。当知由于晚清的积贫积弱,有此糊涂认识者还大有人在,谭嗣同不就主张拍卖“大而寒之”的新疆等地来筹款变法吗?

  当然,李鸿章不是没有缺点,不必美化。他办事灵活,很重感情。他是靠淮军起家的,所以对淮军将士及后人都很照顾,合肥人找他办事,他经常二话不说,这也说明他缺乏原则,感情用事。曾国藩说他的学生李鸿章“拼命做官”,历史学家蒋廷黻说不见李做人,只见做事,可知李鸿章的为人不及曾国藩那般正气,任人唯亲,也有一些衙门作风,比较孤傲,更容易遭人攻击。

  

  六、慈禧与袁世凯:心术与能力并举

  

  慈禧是一个既有心计,又有能力的女强人。人们常说慈禧乃“妇人之见,没有远见”,只知玩弄权术,祸国殃民, 留下一幅“老妖婆”的形象,此论可能同男子主义的偏见有关。既然古今中外那么多男人可以玩权术,她一个宾妃出身的女子在统治一个以男性世界为主导的国家,多玩权术也是题中之义。在晚清的最高统治者中,好象还没有比她更能干的人,她有驾驭群臣、威慑四方的能力。她的接班人摄政王载沣和隆裕太后比她就差多了,清朝的灭亡就与载沣等不能驾驭局势有关,当时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力量其实并不那么强大。

  慈禧作为实权人物,她对洋务运动还是持支持态度的,只是她为了牢牢地握住权力,不愿洋务派和顽固派中的任何一方的势力过于壮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同时,因为她所垂帘的江山还是满人的天下,对汉人总有防备之心。加上她的文化程度不高,特别是刚操纵政务时,还常写错别字,也带来许多毛病。

  她对西方列强的态度总的说来还是比较强硬的,也有一定的主见。甲午战争爆发伊始,她也是主战的,只是后来力不如人,被迫妥协。1901年1月,还在逃亡西安途中,她就宣布新政,颁发许多法令法规,包括兴办实业、鼓励私营经济发展,编练新军、派送留学、废除科举制等,还在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意味着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迈出前所未有的一步,尽管她是被迫的。对此,我在《晚清政治革命新论》一书中已有比较详细的论述。

  袁世凯是很有政治手腕的老奸巨滑者,他的心计不在慈禧太后之下,但也是一个很有办事能力的人,他是继李鸿章之后办洋务最有成效的汉族大员,比张之洞还突出。因为他曾经有功于辛亥革命,才被孙中山提名并全票选举为民国临时大总统,至于后来搞帝制,落得身败名裂,那是另一回事。武昌起义爆发后,如果他坚决站在没落清朝一边,孙中山等人能否达到结束清朝命运的目的,显然还是未知数。晚清新政期间,全国的新军共编成14镇,其中袁世凯就编6个,而且兵强马壮。他办的企业、办新式学堂也是最多的,他虽然没有什么科举功名,但是一个很能干的人。12年前,我在武昌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答记者问时,就明确指出:“人们一边说‘孙中山让位’,一边说‘袁世凯窃位’,这就自相矛盾。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固然是历史的罪人,但对他复辟帝制前那段有功于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历史应当予以公正的评价,不能用历史的结果去推导过程,不要以为袁一上台就决定了他必然要搞帝制。”我的见解已为越来越多的同行所认可。

  至于袁世凯向荣禄告密,出卖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一事,也是常为人们谈论和抨击的。应当适当区分的是,戊戌政变发生在他告密之前,他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才去告密。虽然这仍属不齿之事,但与我们以前所说的袁世凯为求荣而出卖维新派也不是一回事。

  

  2003年4月27日于杭州市体育场路浙大寓所

  

  此稿应《浙江教育报》之邀而作,原载《浙江教育报》2003年5月23日,发表时略有删节;郭世佑著《历史不是小姑娘》(郭世佑主编“湘籍学者丛书“之一,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转载时,恢复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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