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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虹:流动的父权: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

更新时间:2011-03-24 23:11:23
作者: 金一虹  

  

  摘要:持续规模化的流动已成为中国农民家庭变迁的重要结构性力量。流动带来的去地域化,侵蚀和破坏着血缘、地缘关系高度重合的中国父权制家庭,但其所致的家庭制度变迁不仅具有解传统作用,同时也是一个传统重构的过程。父权制家庭在解构中延续和重建,是体制约束、市场主导和父系父权自身延续的需要三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一流变的家庭形态不仅为“身在城市,根在农村”的流动农民提供了低成本生存发展的基础,也以其特有的弹性适应能力,成为应对农村社会因变迁而生的矛盾冲突的缓冲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起到了消解社会紧张的作用。

  关键词:父权制家庭;解传统;传统重构;去地域化

  

  一、问题的提出

  

  9亿中国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一亿多农民在民工潮中离开了乡土。他们中的一部分流动进城务工,最终将成为城市居民,而生养他们的农村也将部分走向衰亡。这一史无前例的大流动不仅打破了农民日常生活的地理边界,也打破了原有地缘组织和基于其上的关系,流动已成为影响当今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民身份的转换和“村落的终结”,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家庭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组织,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变迁。家庭的变迁不仅直接改变微观的社会组织结构,而且将在宏观层面影响社会的生产/再生产系统,影响这一社会再生产系统被整合进中国现代化工程中的方式。因此,研究流动对农民家庭结构产生的影响,其意义将超出家庭范围。

  探讨农村家庭的现代变迁,不能不涉及家庭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将传统与现代相对立的理论假设。在这一理论中,传统是作为现代化的障碍而存在的,如帕森斯所指,“传统主义”妨碍个人的主动性、阻碍职业成就和职业流动,因此现代化必然经历一个解传统化的过程。而传统被解构亦如鲍曼(Zygmunt Bauman )所言,是“现代性的永恒特征”。家庭现代化理论是将现代化理论的基本框架、核心范畴和理论预设运用于家庭的部分,其所着力描述的,也是传统家庭在现代化过程中被解构的不可避免的命运。如古德(WilliamJ .Goode )在其经典之作《世界革命和家庭模式》中,即将社会变迁对家庭的解传统化概括为:传统家庭(通常指扩大或联合家庭)趋向于夫妇式家庭、夫妇式家庭因高度流动而倾向于新居制和双系制、个人价值高于世系和家庭的延续、性别平等主义倾向以及对传统和习俗的贬抑。家庭现代化理论视夫妇式家庭为最适合现代工业化体制的家庭形态,并认为解传统带来的家庭孤立化可以使家庭成员免受传统扩大家庭强制性的亲属关系的束缚,因此能满足工业社会对职业流动和地域流动的需要。尽管家庭现代化理论因其结构功能主义倾向和忽视变迁的差异而受到批评,但在当下家庭变迁的研究中,现代化将使传统家庭制度解构的认识仍有很大的影响。

  中国农村的家庭数千年来一直维持着父系父权制,尽管20世纪以来,在历次革命运动和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父权制受到削弱,但并没有消亡,迄今为止父权制家庭仍作为中国农村普遍的家庭形态而存在。本文是在一种基于年龄、辈分与性别之上的等级制家庭制度的意义上使用父权制概念。父权制家庭的权力关系具有父主子从、男主女从的特点,具有与之相应的一系列有关家庭成员角色分工、权利义务和财产继承等规则体系。父系、父权和从夫居制是它的三大基石。父权制家庭无疑具有传统指向,如韦伯(Max Weber )所言,其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传统。因此通常认为,作为具有解传统特征的现代化进程必然对父权制家庭起到削弱乃至破坏的作用。如约翰逊(Kay Ann Johnson)就认为,农村社会仍保留父权制,城市社会则大大压缩了父权制的空间。随着中国人口流动性的增强,青年夫妇更多采取独立居住模式,父权家庭就会因此被削弱。在约翰逊这里城市代表现代性,乡村代表传统性;杨善华等人的研究也得出相类似的结论,他们认为农村家庭变迁的总趋势是因袭城市家庭变迁走过的道路,最终旨在摧毁父系父权的家庭制度,建立夫妻平权、代际平等和双系并重的新的家庭制度。

  综上所述,以往的相关研究都强调了流动将对父系父权家庭制度基础造成致命的侵蚀,提供的仍是单一的传统被解构的现代化图景。然而,说流动对父权制家庭的作用仅仅是解传统化是一个过于简单的叙事。在中国特有的制度和社会结构下的农民流动,充满离乡与返乡、离土与守土的多向流变以及现代性和传统的反复冲折,农民家庭的变迁将远较家庭现代化理论所预言的复杂得多,需要更为复杂多样的视角加以解读。本人多年田野调查的结果显示,父权制家庭在流动中的变迁既有解构,同时也有重建过程在发生。在解构和重建的交错过程中,父权制家庭在变动中得以延续。笔者将根据研究资料讲述一个中国农民家庭在与现代化相遭遇时,父权制家庭如何在解构中得以重建和延续的“不一样的故事”,并回答家庭父权制度为什么得以延续和如何延续的问题。

  

  二、流动农民家庭的现状与解传统化

  

    (一)离散化、碎片化和再生产拆分:流动农民家庭现状

  

  农民大规模持续的流动,在个体层面带来的重要变化是人的原子化、个体化,而从社会组织和关系层面看则是家庭的离散化、亲属网络的碎片化和人的拆分式再生产。

  由于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性障碍,中国农村劳动者大多不是举家外出务工经商,城市过于高昂的生活成本,也限制了进城务工者在城市定居。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提供的数据,2007年举家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仅占全部务工者的20%,这意味着大多数流动劳动力是以家庭成员分离的形式外出的。这一流动特点带来农村家庭离散化趋势。与农民家庭离散化现象同时存在的是农民亲属网络的碎片化。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建立在聚族而居的基础之上,亲属制度与地域紧密相关,亲属网络一旦失去了聚居的基础,就难以发挥网络作用。

  与碎片化了的亲属关系不同,空间上的离散并不意味着家庭的解体,家庭成员在地域分隔的情况下还会勉力维系婚姻关系和家庭的基本功能,于无奈中构造一个跨越城乡两域的弹性家庭生产—生活模式。因此,我们仍应将流动家庭视为一个整体,包括它的生产体系(打工经济加生计农业、副业和家务劳动)和生活世界,从结构和家庭制度层面加以研究分析。

  尽管农民还拥有维持其生计的土地,但由于土地产出收益的低下以及为应对教育、医疗、建房和嫁娶费用的不断攀升,分散外出打工是农民当前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在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下流动进城的农民,土地仍是其失业和年老病残时的最后保障,因此,“守土”于他们是和“离乡”同等重要的任务。

  必须看到,造成农民家庭离散化的并非只有体制一种因素。市场、家庭制度以及它们和体制因素的交互作用,是农民不得不选择分散流动的根本原因。中国参与全球生产分工,采取出口加工导向的现代化战略,意味着流动农民已深深卷入这一全球化生产过程,被动地参与了一场“向下竞争”的战争,使其劳动报酬长期被压低,因此流动农民不得不采取在城市务工、在家乡养老养小的生产和人口再生产拆分进行的模式。拆分式生产和再生产模式是当下农民应对生存困境的重要策略。

  

    (二)脱域、脱序与个体化:流动家庭的解传统化

  

  流动给父权制家庭带来巨大冲击,无可置疑地具有解传统化作用。有三个与流动有关的因素将导致解传统化:脱域、脱序和个体化。

  跨地域流动是一个“脱域”的过程。脱域既意味着对原有地理边界的穿越,也意味着对旧有关系的突破。农民日常生活是高度地域化的,社会关系也是高度地域化的。正如拉德克利夫-布朗(Alf red R.Radcliffe2Brown)所述,亲属关系只有在具有地理上的相近性时,才可能对社会生活产生持续的影响。稳定有序的亲属关系是基于宗族聚集而居基础之上的,而传统习俗,包括家庭制度中体现的辈分、年龄、性别的等级秩序以及与此相关的规范性知识,也是以世代扎根于特定地方的固着性为基础的。持续规模化迁移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地域意义的衰退和地域具有的固着性的丧失,亦即穿越地理边界的“脱域”会带来对地域附属性和地方感消解的“去地域化”。流动在否定这种固着性的同时,也使固着于地方之上的社会习俗衰退,使习俗对人的约束力减弱。所以,“脱域”又将导致“脱序”,哪怕只是暂时对原有秩序的局部偏离,对个体摆脱男性家长的控制和传统习俗的强制性规范也会产生显著作用。

  实际上男性家长权力的衰微一直贯穿于现代化过程,即使没有发生大规模人口流动,建立于辈分之上的父权也在不断衰微之中,流动只是加剧了这一过程而已。

  流动的“脱域”过程显然极大削弱了父辈对个体、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控制能力。如今儿女在外,父母因此“做不了年轻人的主”,是我们从父辈嘴里听到的最普遍的感叹。

  一方面打工经济收入与务农所得的巨大差距,加速了家庭经济权力从老辈向小辈的转移,另一方面则因青年打工者群体的形成和他们个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加剧了老一代家庭权力的衰落。流动,既是农民中年轻一代从家庭中被剥离出来的过程,也是一个独立个体身份生成的“原子化”过程。年轻一代农民工不仅在经济方面表现出优势,亦如伯格(Peter L .Berger )等人在《无家意识》中所说的:现代性带来了新的知识体系,而年轻人成为这个新的知识体系的主要拥有者和阐释者,他们因掌握了新的知识而导致了权力的增加。一个观察者就明显看到了妹妹外出打工后家中话语权的转移:

  我妹她春节一回来,就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对爸说:我出钱,把家里重新装修过!

  我爸他也没话说了,平时他在家说一不二,但他承认现在我妹见过世面比他懂得多。(安徽黄山海英)

  新居制,成为年轻一代摆脱父辈控制的又一个重要前提。

  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夫妻共同外出打工的比例在上升。夫妇式流动家庭大多采取独立居住的新居制。无论是受流入地居住条件所限,还是出于自愿,新居形式都动摇了基于“从夫居”之上的父权制家庭的根基,从居住模式方面为个体主义勃发提供了基础。

  流动使家庭制度在性别关系轴向上也受到广泛的冲击。其直接指向家庭中基于性别的角色分工、性别规范,这种解构性力量主要来自农村女性在流动过程中主体性的获得,也包含脱域带来的脱序效应。

  就业性流动给农村女性带来最具意义的变化,是一个具有独立主体意识的新兴女性打工群体的形成,正如潘毅将“打工妹”群体的诞生称为“‘全面现代化’工程中的一个主体建构的过程”。尽管“打工妹”是一个高度流动变化的群体,但外出打工对女性主体性的确立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虽然她们和年轻打工男性同属一个社会新兴群体,但就其对父权家庭制度的冲击而言,“打工妹”群体的问世对父权家庭制度更具解传统意义。

  有关“打工妹”的研究显示,当市场将她们从父亲家庭中“剥离”而出后,摆脱了家庭直接控制的年轻女性提高了个人主体性,在迁移自由、自主决策、经济和非经济资源的获取、能力增长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她们与家长的协商能力甚至抗争能力都大为增强。打工妹个人主体性也表现于婚恋方面,如在外自由恋爱、更换男友、同居,争取个人的婚姻决定权,均表现出挑战父辈权威的姿态。外出打工也使她们更多地接受现代观念,有研究证实,有过流动经历的妇女更倾向于晚婚晚育、生育意愿的变化也更趋现代。

  女性通过流动所获得的不仅仅是争取就业、婚姻自主的能力,也获得了对抗性别歧视和压迫的自觉意识和能力。例如调查中那些因性别遭到重男轻女的父母厌弃的女孩,外出打工“做出成就给父母看”、“女孩一样有出息”,成为她们证明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

  这种挑战父权制的勇气不仅体现在未婚年轻女性身上,同样也体现于已婚妇女。研究观察发现,外出打工已成为一部分妇女逃避家庭暴力和不如意婚姻的一个重要选项。如果说“逃离家庭”还只是一个相对消极的抗争,那么流动在外的已婚妇女通过重新定义性别角色、部分改变性别规范方面的尝试,就更具积极意义。

  比如阿朱自进城后就对妇女应该包揽全部家务的旧规矩开始感到不满:

  “大家都忙着打工,我一天忙到晚下班还要包下全部家务,他(丈夫)有时间为什么自己的事情不做?我越来越觉得不公平。”阿朱借助都市相对平等的夫妇关系做示范,机智地去尝试建立一种新的性别分工模式——

  “他不做我也有办法,我就只洗我的衣服不洗他的。开始老公很不高兴,但后来看到本地男人在家都做家务的,他也就肯了,做做也就习惯了。我的做法还影响了两个嫂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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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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