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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文:《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前后

更新时间:2011-03-17 14:29:00
作者: 李海文  

  

  一、1968年北京高校发生武斗

  

  共产党搞群众运动,都是自上而下,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这是共产党的惯例,也是共产国际运动的惯例。1966年6月1日经毛泽东批准发表聂元梓大字报后,高校的群众首先发动起来。刘少奇、邓小平按照惯例派了工作组,事先请示过毛泽东。

  因为怀疑一切的个别师生反对工作组。为了控制局面,工作组在学生中抓“鱿鱼”、反革命,为自己制造了反对派。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经过几天调查,下决心撤销工作组,要师生自己搞。

  7月24日毛泽东到中央文革驻地看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7月25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和大区书记,说:“我到北京一个星期,前4天倾向于保张承先(北京工作组组长),后来不赞成了。各单位、各机关的工作组是起阻挠作用的。”他提出:“不要工作组,要由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半途而废的人也参加一部分。”7月29日召开万人大会,高校每个班都派一名代表参加。刘少奇、邓小平检查自己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宣布撤销工作组。

  8月召开了十一中全会,会上通过的十六条充分肯定革命小将,说“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从此,开始了“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并写进党的决议里去。(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文革”这种形式的群众运动离开了共产国际、中共的经验,“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群众运动是个什么样子呢?谁都没有见过,谁都不知道。1967年2月毛泽东总结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法,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220页)“文革”就是要“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

  “文革”初期保守派势力很大,占多数。而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造反派不断发展、壮大。群众组织从产生的那天起就在不断地分裂,各省、各地、各个单位都是如此。1967年夏,在“文攻武卫”的口号下,派性、分裂上升为武斗,达到全面内战的程度。

  派性是伴随“文革”的爆发而产生,派性、武斗是伴随“文革”的发展而不断加剧。

  1967年夏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在党中央不懈努力下,各地大联合,到1968年3月,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已有18个成立了革委会。全国形势逐渐安定。在各地煽动武斗、组织武斗、参加武斗的学生无法在当地生存,陆续回到学校。随他们一起回到学校的还有他们在各地武斗的“战友”。许多不愿参加打派仗的逍遥派从家里回到学校,准备复课。沉寂多时的校园热闹起来,学生们围绕着学校的问题争论起来。学生们本来就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而这时他们已有在各地武斗的经验,很快争论、争吵就上升为武斗。

  虽然各省革委会相继成立,但是各地两派长期对峙,武斗不止。1967年夏,毛泽东指出造反派犯了错误,要克服派性。造反派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的,以帮派形成气候,他们搞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谁支持我,我就拥护谁;谁批评我,我就打倒谁。他们一路打倒单位领导、省领导、到中央、国务院、军委的领导。随着这些领导一个一个被打倒的现实,权威观念越来越薄弱,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日益泛滥。虽然他们打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旗号,但是对毛泽东的批评置若罔闻。1967年8月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得到毛泽东批准,相继隔离审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击了中央文革,打击了中央文革支持的极“左”派。1968年3月林彪、江青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时,又提出批判右倾。这正合他们的胃口,马上乘势再起,破坏力更大。“文革”以来,两派一会儿你掌权,一会儿我上台,谁也不讲政策,谁掌权就打击对立面,对立面上台后又如法炮制。不断地翻烧饼,两派的矛盾越积越深,人们越来越情绪化,斗争越来越激烈。

  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不想结束运动,在他们的指挥、操纵下北京高校的“天派”(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命名)和“地派”(以地质学院的东方红命名)发生武斗。3月28日,北大“天派”聂元梓控制的“公社”用武力将31楼的对立面的学生赶走。29日学校发生武斗,双方100多人受伤。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接见两派说:“武斗的行为,是直接反抗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是不能容忍的。”“慰问被刺伤的聂元梓,慰问一切被打伤的人。”(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主编:《北京大学纪事》下册第669页。)江青表态支持聂元梓,她说:“聂元梓是有缺点、错误的,要批评她,但是要保她。”(同上)武斗的结果使从劣势聂元梓转为优势,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这个结果极大地鼓舞了“天派”,纷纷效仿。

  当时,我在北京大学读书,28日前已发生数次小规模的武斗,因为我没有参加任何一派,对此一无所知。28日、29日正在学校。29日四五点钟被外面的喊叫吵醒,同学们惊恐不安,越快起身穿衣,从窗户里观望。当时楼的南边空旷开阔。不一会儿看见聂元梓和一小群人站在院子里,人群中突然发生骚动。有人喊:聂元梓被刺伤了。马上有人反驳:没有人刺她!一切是那么混乱,我惊呆了。快到早饭时间,传来攻打我们住的30楼。同学李宝洪好心地说:“你还不赶快走。”我才醒悟,赶快回家,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每星期到学校看看情况。两派安营扎寨,修筑工事,楼与楼之间架起天桥,挖了地道。大喇叭声嘶力竭地声讨对方,根本没有结束的迹象,越演越烈。我改为一个月回校一次。

  参加武斗的是少数,大多数不愿武斗,纷纷逃离。外地同学无地可去,投奔同学、同乡,搬到别的学校住。同学们用自行车驮,肩挑背扛,络绎不绝,行走在空旷马路上。谁知刚安顿好,4月23日清华大学也发生武斗,(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14页。)同学们只好再次搬家。

  偌大的首都,何处能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北大、清华一直是中央文革抓的两个典型,就在中央的鼻子底下,大家不明白为什么不制止,就看着他们这样毁坏校舍,为了打弹弓子,在墙上挖洞。为了联络,挖地道。雨季到来,雨水将地道泡塌,马路陷下一个一个大坑。

  北大公社由原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领导,北大是文科和理科,武斗用的武器是:长矛、铁棍、护甲、用自行车轮胎做的大弹弓,打死几个学生。“团派”由二十几岁学生领导,血气方刚。清华是工科学校,有实习工厂,有设备、有技术、有人才,他们自己造枪支弹药,甚至土坦克、土装甲车。武斗远比北大惨烈,双方打死18人,打伤1100人,致残30多人,经济损失1000万。(同上,第64页。)少数派被断水、断电、断粮、断炊,过着非人的生活,无法脱身,天天盼着解救他们。北大中文系的一个同学,手持长矛巡逻,气恼地说:“他妈的,下次再搞文化大革命,我再也不参加了!”(2003年采访郭庆山。)“文革”以来,人们一扫斯文,个个都学会国骂。

  

  二、毛泽东决定结束内乱

  

  北京各大学的武斗鼓励了各地的造反派,各地造反派纷纷在北京的大学内建立驻京办事处,有的造反派在当地无法生存,就躲到这些大学里。在全国广西的武斗是最严重的。湖南与广西比邻,“湘江风雷”自然不甘落后。

  1967年时毛泽东预计:“文化大革命一年发动,二年看成果,三年扫尾。”(毛泽东南巡讲话。)1968年是“文革”的第三年,按计划应是扫尾,以大乱达到大治。他不能容忍这种混乱局面再持续下去,改变了1967年对武斗支持、容忍、善意地批评的态度,越来越严厉的口气发布内部讲话、电报、文件制止武斗,他要坚决制止全面内战。

  7月3日中央根据广西情况发布了《七三布告》,布告说:广西发生一系列反革命事件,要求迅速实现以下几点:停止武斗;恢复铁路交通;无条件交回失去的援越物资;无条件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一切外地人的倒流城市的上山下乡青年立即返回本地区;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运输畅通、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1967年“三支两军”以来,先后已派了280多万指战员到全国各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其二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第412页。)军队有保卫国家等任务,不可能再抽出更多的兵力参加“三支两军”。1968年2月北京卫戍区的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几十人曾进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但是没有能制止武斗,其中一个原因人数太少。现在对群众的领导不能光靠思想领导,还必须有组织保证。这个力量到哪去找?

  干部作为走资派被打倒,有组织的拿国家工资,便于指挥、领导的只有工人。北京的工人从没有形成左右全市局面的两大派。1968年初是戚本禹被抓后,周恩来指示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将市革委会的造反派基本清除,(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第66页)北京的工厂是比较稳定的。

  另外,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工人、农民是依靠力量,是基础,文化大革命就是批判资产阶级,树立无产阶级的优势。从理论上说人们也容易接受。

  权宜之计,没有法子的法子,如同三支两军是权宜之计一样。随之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工人的地位陡然上升。仅举一例。建国以来,人们打招呼,以同志相称。马上以“师傅”相称。工厂是师傅带徒弟。这个称呼一直延续到现在。粉碎“四人帮”后,1976年年底工宣队撤出学校,回到工厂。时间过去近30年,虽然“先生”、“小姐”的称呼不绝于耳,仍能听到“师傅”的称呼。

  

  三、工宣队和平进驻清华,伤亡惨重

  

  北京各大学武斗,从3月打到7月,打了100多天。对全国影响甚大。

  为了制止武斗,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3万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徒手进驻清华大学,宣传《七三布告》,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工事。工宣队的领导由8341部队负责人担任,其中有8341部队宣传科科长迟群。3万人号称10万。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中央会采取这种办法。

  这时的红卫兵,已不是当年“毛泽东的红卫兵,毛主席指到哪儿,打到哪儿”的红卫兵。现在他们说:“我们只知道蒯司令。”(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上午9时,蒯大富领导的“团派”(只有几百人)向工人开枪。工宣队、军宣队只带着《毛泽东语录》,准备以政治攻势解决问题。没有想到“团派”要血战到底。顿时,工宣队5人死亡,731人受伤,其中重伤149人(工人139人,军代表10人),被抓者143人(工人109人,军代表34人)(同上,第31页)。

  北京的各大医院住满了伤员。工人看着死伤的工友,气愤万分,急红了眼,打了个别围观的学生。其实,敢混进工人队伍中的学生都是反对“团派”的。工人们进城刷大标语,声讨武斗的学生。血染清华园消息顿时传遍北京,震动四九城。解放军不能阻拦工人,跟在后面覆盖。

  “团派”学生要血战到底,工人死伤众多的消息惊动了毛泽东。28日凌晨2时半,毛泽东紧急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等所谓的学生五大领袖,制止武斗。从凌晨3时半开始,一直谈到8时半,陪同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和北京市的负责人谢富治、吴德。蒯大富迟迟不敢露面,大喇叭不断广播,不断做工作,7点多才来。他一进会场见到毛泽东恸哭,江青也掉了泪。

  毛泽东批评他们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提出4个解决方案:“(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聂元梓等五人整理的记录。)然后让谢富治、吴德和蒯大富、韩爱晶等一起回清华,制止武斗。(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主编:《北京大学纪事》下册第669页)

  工宣队、军宣队在清华大学,清扫据点,收缴枪支,抓获凶手,拆除工事,将学生召回学校,组织师生学习,稳定局势,工作走上正轨。8月19日工宣队进驻北京大学。(同上,第673页)因为有前车之鉴,没有人再敢反抗,进驻十分顺利。清华、北大局势稳定了,8月底北京59所大专院校都进驻工宣队。(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279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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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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