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李海文:《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前后

更新时间:2011-03-17 14:29:00
作者: 李海文  

  )

  

  四、毛泽东思想的两个变化

  

  7月27日清华流血事件,给毛泽东很大的刺激。

  “文革”是由学校而起,学生们成立红卫兵,先在党校造反,而后冲向社会,冲垮多少个单位的领导班子,所向披靡。红卫兵是“文革”的生力军。那时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而此时,清华打伤、打死毛泽东派去的工人,证明红卫兵“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并不是“始终是正确的”。

  “七二七事件”,证明“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设想没有创造出一个红彤彤的新社会,反而局面失控。不得已又派军宣队、工宣队,这种做法和当年的工作组性质是一样的,只是人员组成不一样。仍回到自上而下地、有组织、有领导的群众运动。仅仅两年时间,实践证明中共旧有经验是对的,目前超越不了。

  毛泽东在修改姚文元的文章时,写下这段话:“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526页。)

  面对严酷的现实,毛泽东的认识转了一圈又回到它的原点。十年“文革”中,毛泽东的思想在不断变化的,以工人占领上层建筑这种方式处理大学武斗就是一个重要的关口。这段文字是我们看到的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评价发生变化的最早记载。

  毛泽东每采取一个重要部署,总要有相应的理论产生,以理服人。他在派工宣队的同时,让姚文元起草一篇文章。他3次审阅、修改。最后决定以姚文元个人的名义,于25日在《红旗》第2期发表。

  毛泽东在7月28日接见五大领袖讲话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工人,军队,工农兵,就是生产者。”他一贯认为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有劣根性,要不断改造,才能成为无产阶级。“七二七事件”加深了他对知识分子的这种认识。

  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传达了毛泽东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工人阶级领导,必须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是?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到大、中、小学去,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去,到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去。”“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充实到国家机关的各个方面以及各级革委会里去。”(1968年8月25日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红旗》1968年第2期。《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527~531页。)

  姚文元文章一发表,人们明白了,这不是权宜之计,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战略部署。从此,文化大革命增加一个内容,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从此知识分子沦为臭老九。

  运动初期十六条规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1966年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的第十二条。)以前只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政策。现在无论是反动权威,还是一般技术人员,还是有贡献的,不分青红皂白,统统都是资产阶级;“文革”前只说解放前培养的老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现在连建国后17年培养的大专学生也都是资产阶级的,统统成为改造、甚至专政的对象。17年毕业的大专学生有近200万。从此知识分子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并列,成为工、农、兵、地、富、反、坏、右、之后的“臭老九”。

  对知识分子打击面之宽,是建党以来从未有过的。毛泽东历来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1939年专门著文《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领导是以工人宣传队的形式来体现,而不管这些工人平时的表现如何,是否有文化知识(王洪文的小弟兄陈阿大就是半文盲),掌握政策的水平。有的工厂将不好管教的工人派到工宣队中去。

  其实,过于强调工人成分,中共上个世纪30年代就吃过亏的。中共的领导层基本一直是知识分子。大革命失败后,走向另一个极端,选工人为领导,工人向忠发担任总书记。这个人能力差,品质恶劣,被捕就叛变。延安整风后,政治局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时,专门指出:“他们不严肃地对待提拔新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的工作,而是轻率地提拔一切同他们气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缺乏工作经验、不联系群众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来代替中央和地方的老干部。”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种提法符合不符合中共几十年的传统、经验?答:不符合。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也不符合党章。党章规定中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队伍。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体现。清华的一个学生党员诘问工人师傅:“我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员。你连党员都不是,怎么领导?”工人讲不出理,毕业给他发配到最穷、最苦的地方。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符合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不符合。

  中共成立于1921年7月。1919年,列宁与第二国际决裂后,成立了第三国际。中共就是在第三国际的指导下建立的,从一开始就遵循着列宁的建党原则。

  列宁的建党原则是什么?列宁说:“群众是划分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1920年4月,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1965年版第4卷第209页。)列宁又说:“一个党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是谁领导它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1920年夏,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加入英国工党问题的发言》,《列宁全集》第31卷第225页。)

  中共长期在农村,党员的绝大多数数量是出身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成分很少。这是不是就改变了中共的性质呢?这在党内曾有过争论。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报告《论党》专门阐述过此问题。他明确地说:“这种情况还不能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刘少奇选集》(上)第324~325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刘少奇的阐述曾一度成为全党的共识。建国后,不断的政治运动,越来越强调出身,人们对刘少奇的论述渐渐淡忘了。久经考验的干部作为走资派基本上都被打倒了,在1968年大部分人还没有解放,还不能出来工作,还没有发言权。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与林彪提出的“革命的群众运动,它是天然合理的。”是一致的,都是崇拜工人自发性。只是林彪将范围从工人扩大到群众。一方面反复强调阶级斗争,而群众是分阶级的;另一方面提出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这实际是相矛盾的。林彪为了解决广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才提出这个命题,带有很大功利色彩。林彪讲话简洁明了,易记上口,“群众运动天然合理”,顿时传遍九州大地。

  这个命题对不对?工人阶级能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列宁早有阐述。

  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写道:“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的组织和工会组织。”(《列宁选集》第1卷第331页。)“我们已经说过,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公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样,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列宁选集》第1卷第334页。)

  其实林彪对这段话是很熟悉的。“文革”前他在讲话中就引用过。他为政治需要就能编造出“革命的群众运动,它是天然合理的。”这与他急用先学,学以致用的观点是一致。

  

  五、结果及影响

  

  从此,毛泽东再也不鼓励“踢开党委闹革命”式的群众运动。而江青“四人帮”仍迷恋“自己解放自己”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与毛泽东的主张相背,背道而驰。由此引发毛泽东与江青“四人帮”之间的分歧,引起毛泽东对江青的不满,从1974年起不断批评江青。

  毛泽东派工宣队还有一个原因,全国28个省市,除上海(张春桥)、黑龙江(潘复生)、山西(刘格平)、山东(王效禹)北京(谢富治)、河北(李雪峰)、陕西(李瑞山)等7个省市外,各省市的第一把手都是军人。军人占百分之七十五或四分之三。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谁是这个政策的最大受益者?王洪文所代表的工人造反派,特别是王洪文上海小帮派。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工人最多、最集中。而上海是第一个夺权,建立革委会。上海是张春桥、姚文元一手控制的。王洪文到中央,自然巩固、提高了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的地位。王洪文到中央不久就形成“四人帮”。

  姚文元文章指出:“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充实到国家机关的各个方面以及各级革委会里去,”为王洪文及小兄弟的上升铺平了道路。

  九大,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加上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马天水共六个人,远远超过其他省市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的人数。张春桥、姚文元因为领导工人运动,推动“文革”有功,进入政治局。其他省,如河南唐岐山,也以工人代表进入中央委员会。

  1971年11月张春桥说:“外事队伍不能都是知识分子”,“要培养工人外事干部,培养工人大使”。1972年上海审定113人,33名放在上海外事单位,80人送复旦大学培训。

  十大,上海产生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除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马天水6人外,增加了于会泳、周宏宝等共9人。更重要的是王洪文当上副主席,张春桥进入政治局常委,姚文元政治局委员,控制全国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

  十大前后,随着王洪文地位提升,张春桥说:“上海要多培养些新干部,北京需要,全国需要,要选些路线斗争觉悟高的造反派的新干部,要他们闹个天翻地覆。”上海革委会核心组经过精心审查、选拔,先后排出近30人的名单。

  1974年四届人大召开之前“四人帮”要组阁,为了扩大自己的班底,从上海调到中央、国务院工作的有:全国总工会金祖敏、文化部于会泳、教育部周宏宝、公安部祝家耀,此外还有六机部、邮电部、建材部、卫生部、团中央筹备组等部门共9人。

  军宣队、工宣队进校后,掌握了学校的领导大权,后来解放、结合了一些原有的领导干部,也是副手。农村没有产业工人、解放军,就请贫下中农进驻学校,请转业军人到学校担任领导。当时在大城市的工人一般文化程度是初中或小学甚至个别是文盲。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凤毛麟角,在工厂都是干部,当然已作为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被打倒、被批判。中等技术学校建国17年来培养了500万学生,他们作为走资派的红人、黑苗子被批判,成为另类,基本不会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派到学校占领上层建筑。而管理农村中小学的贫下中农中小学、文盲的比例更大。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教育改革,从来没有让小学、初中文化的外行人来管理高校,只有文化大革命时期才这样做。

  他们掌权后,很快实行高校新的招生方法,1969年3月清华大学试点,1970年7月22日,清华军宣队负责人迟群编造出《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大学而奋斗》经验,经过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多次修改后定稿,登在《人民日报》上。他们的经验是:“从三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一般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文化程度相当于初、高中水平的工人、农民(注意招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是理工科大学主要招生对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39468.html
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