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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纲:党国一体的“先行者”

更新时间:2011-03-16 10:29:29
作者: 李天纲  

  最终就失去了领导权,就像胡汉民、汪精卫在蒋介石面前,无可奈何地凋谢而去一样。192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的“苏俄化”过程中,蒋介石肯定是一个领先者和获益者。这个曾经被蒋本人和蒋记党史专家们掩盖的事实,需要当代学者花更多的精力来揭露和分析。

  蒋介石是苏俄的好学生,这一点在1927年之前并无异议。当时,蒋介石的绰号是“红色将军”、“中国的托洛茨基”(马彬《转型期的知识分子》,香港亚洲出版社,1956年)。黄埔军校是用苏俄的援助和武器,仿照苏俄体制建立的,蒋介石对苏俄和第三国际专家鲍罗廷言听计从,曾肉麻地吹捧说“孙中山是国父,鲍罗廷是亚父”。事实上,鲍罗廷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中都偏袒蒋介石,也是有他想法的。在他眼中,蒋介石也是苏俄体制中人,和“左派”的差别并不大,而他的力量更强,苏俄能依靠的是他。1926年3月20日,发生“中山舰事件”;22日,苏联驻广州领事馆代表询问蒋介石:“这是对人问题,还是对俄问题?”蒋答对人不对俄,并表示希望鲍罗廷速回(广州)之意。苏联的对华政策,并不真正关心国共之间的是是非非,更加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蒋介石的回答,令苏俄放心,他们马上调鲍罗廷来广州。蒋介石满意地说:“(鲍罗廷)对我的态度极为缓和,凡我所提主张,都作合理的解决。”(蒋中正《苏俄在中国》,第41页)在《整理党务办法》八条中,按照蒋介石的要求,确立国民党大,共产党小的格局。

  1927年以后,蒋介石北伐成功,“宁汉分裂”,挤走了汪精卫掌控的党务系统;“四一二事变”,清洗了中共党员和苏联顾问;还有,“改组总商会”,打击、分化和利用了上海资本家,种种举动,令斯大林、托洛茨基陷入尴尬。苏联既担心他脱离控制,更害怕他在上海受江浙财阀影响,倒向英、美,转为西方式的民主体制。但是,占据江浙富庶的蒋介石剿灭异己,在党、政、军架构上仍然是高度集权的苏联式体制,奉行的“党义”,仍然是国家主义和专制主义,很难被西方民主体制接纳。长期以来,蒋介石甚至不屑于拿“民主”作为标榜,他标榜的是“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对此,欧美人士也是不屑一顾。

  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性质,国外学者有很多评论。有说是“专制主义”的独裁政权,大部分持自由立场的西方记者在新闻报道和评论中传递了这个看法;有说是“儒教式”的民族主义,后来在哈佛大学主持“中国学”的费正清持此见解;有说是“新军阀”,陈志让先生的《军绅政权》认定蒋介石不过是个新崛起的军事强人;另外还有一大批学者,如法国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毕仰高(Lucien Bianco)、美国易劳逸(Eloyd Eastman)、田弘茂(Hung Mao Tien)、摩伊斯(Edwin Moise)、薛立敦(James Sheridan)等注意到蒋介石于1930年代聘用德国顾问,模仿德国“褐衣党”、意大利“黑衣党”等法西斯组织,建立“蓝衣社”,指出“蒋介石亦强烈地倾向于法西斯主义”。最早指出蒋介石政权有法西斯倾向的西方记者毕克(Graham Peck)在其著作《两种时代》(Two Kinds of Time,1950)中说:“国民党统治的许多措施(领袖崇拜、军队精英、政治警察)都是追随法西斯主义的模式,因而使人怀疑在精神上已是法西斯主义者,在结构上则想成为法西斯主义者。”(转引自艾恺《西方史学论著中的蒋介石》,台湾,中英文对照本,第10页)。

  蒋介石在1930年代以后,从“以俄为师”转为“以德为师”,确实曾想扶持“第二期革命”,以期把国民党转型为法西斯主义政党。也就是说,中断与苏联合作的蒋介石,并不是向西方自由民主体制靠拢,而是进一步往东方专制主义方向发展。毕克的判断是中肯的,他认为:中国不可能施行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现代法西斯主义国家的基础不存在”。按照汉娜·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研究,法西斯主义只是一种极端形态的极权主义,借着“民主”程序,它把国家、民族、种族、阶级、宗教、文明和意识形态置于个人之上。显然,蒋介石要驾驭四万万五千万思想各异的“群众”,还缺乏很多手段。没有“民主”制度,连搞“极权”也缺乏“合法性”。蒋介石的举动,被视为“个人行为”、“军阀作风”,受到了极大的抵制。1930年代,中国甚至还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达不成德国、意大利、日本那样的“极权”,蒋介石竭力控制的,就是军队、政党和宣传机器。

  毋宁说,国民政府在大陆的二十二年政权,一直是一个由“党军”支撑着的“党国”,仍然是一个仿建版的苏维埃体制。它曾经有两个不同的可能性:一是19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倾向,它会更极权,更专制。所幸,这一危险倾向中止于日本以法西斯主义身份加入轴心国(1940)和中国以被压迫民族身份加入同盟国(1941);另一个可能性是1940年代的民主化倾向,它要求开放自由言论空间,重建民主制度,尽早结束“军政”、“训政”,尽快开始“宪政”。这一倾向得到包括中共在内的所有在野政党,还有沿海发达地区大部分民众、商人和知识分子的拥护,国际社会也积极支持,乐观其成。但是,蒋介石以权力不稳、国族未统加以拒绝。很明显,蒋介石放弃第一种倾向,是情势所迫;抗拒第二种倾向,则是他内心的顽固坚持。蒋介石坚持认为:他的政党,代表全体人民;他之个人,可以为民作主。王奇生找到一段国民党理论家萨孟武的论说,颇能反省国民党“独裁”之难。萨孟武说:“我们要想得到资本家的拥护,便须放弃劳动者;我们要想得到劳动者的拥护,便须放弃资本家。如果我们同时希望他们两个阶级都来拥护,则我们的政策只能模棱两可。然而模棱两可的政策,终究必为他们所厌弃。”(第194页引)

  萨孟武说的还是如何赢得不同阶级的“拥护”,更加艰难的是如何面对不同群体的“反对”。面对反对和抗议,极权体制便不能表现其“民主”的一面,而只能专制“裁断”。蒋介石在“四一二事变”中“宁可错杀一千,不得放过一个”的指令,为了一个虚拟的“整体”,可以牺牲活生生的“个体”,个体没有意义,苏维埃式的政体具有这样的“合法性”。蒋介石考察苏俄时,莫斯科的专家们已经传授了这个原理。1956年的蒋介石抵赖说他很反感,1927年他却应用得很痛快。1932年后为压制上海“救国会”的抗日声浪,也用了包括暗杀在内的各种特务手段。1937年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国民党和苏共和好如初。因为体制上没有什么障碍,大哥斯大林对表弟蒋介石说话,依然很随便。12月底,斯大林对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说:“请转告蒋委员长,如果想在战争继续进行时消泯人民对政府所表现的不忠行为,他必须强杀至少四百五十万人,否则我恐怕他终无力使此次抗战达到胜利的结束。”(董显光《蒋总统传》,第289页)“四百五十万”,是按照斯大林在苏联整肃异己的人数,和中苏人口不同基数,换算得到的。

  1956年,蒋介石确实需要写一本书,向西方民主国家彻底交代他的政治立场。西方世界,以美国为首,一直厌恶蒋介石的独裁政治。即使在中国大陆“一边倒”向了苏联之后,在美苏对峙,朝鲜战争爆发的格局中,美国的舆论和政界并不是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根据近年来解密的外交档案,美国确实曾经联络过陈诚、孙立人,试探抛开蒋介石,在台湾建立“自由中国”的可能性。蒋介石为此又采用专制手段,忌防陈诚,迫害孙立人。最近马英九为“孙立人案”道歉,又把事情翻了出来。蒋介石的政权体制,到底是怎样的性质?最近因为《蒋介石日记》的走红,又被重新提及。其实,不需要更多的解密新材料,仅仅根据已经汗牛充栋的旧资料,就可以看出自1923年“联俄容共”以后的新国民党是什么性质。想要得出一个超越时代的看法,需要跳出党派的观点和立场,也需要有一个更新的价值观。在另一个历史维度中,我们就能看清各派政权的底色。1927年以后,蒋介石再也没有承认过他身上的“苏维埃特色”。相反,每次国共合作分裂后,他都要百般辩解,表白他的“先知先导”,直到1980年,台湾遭遇“退出联合国”的危机,近代中国出版社的主持人、蒋介石的文字侍从秦孝仪还编辑了一本《先知先导:先总统蒋公驳斥××统战阴谋之指示》,又把他一贯反对“俄帝”的说法重复一遍。另外,蒋介石边上的不同党派,仇他厌他,以“叛徒”、“新军阀”、“反革命分子”、“民族主义者”、“东方专制君主”等不同身份来定义他。这些表面身份,掩盖了他的本来身份。这个本来身份,其实很清楚,就是如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揭示的:将军队放在党上,将党放在国上,“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的苏维埃式样的政治体制。铁板钉钉,做再多的辩解也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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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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