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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雅:中国不可能复制美国模式

更新时间:2011-03-13 11:39:46
作者: 玛雅  

  

  说起世界上其他国家,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美国。美国梦、美国精神、美国价值观、美国模式……是我们很多人熟悉的字眼。而美国对内号称自由民主、公正平等,对外则穷兵黩武、实行霸权;对中国今天巧言令色,声称“战略伙伴”,明天又挥舞拳头,大叫“中国威胁”,又让我们看到了它的多面性。是什么造就了今天的美国这样一个“美丽的”帝国?认识美国,首先要了解美国的独特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政治。

  

  美国的独特性

  

  美国不同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是一个具有种族多样性的移民国家。除了本土的印第安人,所有的美国人都来自世界其他国家 —— 欧洲国家、非洲国家、亚洲国家、拉美国家。美国的种族多样性是从17世纪开始逐渐形成的。从17世纪到1776年宣布独立,美国的移民主要来自欧洲北部,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英格兰的殖民者。1815年,美国人口840万。100年后,移民人数达到3500万,其中大多数来自中欧、东欧和南欧,另有4万人来自中国,3万人来自日本。新移民的到来形成了多元文化,但是大多数人都逐渐被美国的主流文化所同化。有一条纽带把不同种族和肤色的人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身为一个美国人的国家认同。那么,是什么使美国人产生这种国家认同,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从而将他们凝聚在一起?这就是美国人特有的价值观。

  美国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诱人的称呼:“充满机会的土地”(land of opportunity)。这个称呼吸引世界各地的人们来到美国。到了美国后,很多人确实得到了在自己的国家不曾得到的发展机会,过上了好日子。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人形成了六个基本价值观念﹐其中的三个也是吸引人们来美国寻梦的原因:第一,个人自由(individual freedom);第二,机会均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第三,物质财富(material wealth)。而要得到个人自由、公平的机会和财富,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自我依靠(self-reliance)、竞争(competition)和努力工作(hard work)。

  虽然号称世俗化国家,实行政教分离,美国却是西方世界信教人口比例最高、教徒做礼拜最勤的国家。而且在不断的发展中,美国人把宗教信仰与爱国主义相结合,创立了所谓的“民族宗教”(national religion)。这种民族宗教成为美国价值观的支柱,强化了美国人的国家认同,并且赋予他们坚定的民族自信心。

  民族宗教之所以被广泛推崇,是因为它表达了一个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至关重要的信念,那就是,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美利坚民族被上帝所关爱和佑护。最早投奔新大陆的欧洲新教徒相信,他们来到美国是为了实施上帝的计划。这种信念给了他们智慧和力量,使他们获得成功。今天的美国人仍然需要这种信念:他们的国家将继续被上帝所佑护,从而继续获得成功。“America,become No.1,keep No.1(美国,争第一,保第一)”,这是杜鲁门在二战后的一句名言。“争第一,保第一”是美国精神之魂,民族宗教正是通过颂扬美国往昔的辉煌和荣耀,来满足今天人们的心理诉求,是美国人在急剧发展的世界变局中保持民族自信的一个重要方式。

  这一特定的“宗教传统”也具有负面效应,它使得很多美国人忘乎所以,狂妄地认为美国就是世界的风范,甚至世界本身。这种狂妄自大,加之传教士心态——希望别国接受美国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使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在思想与外交政策层面,越来越具有十字军东征式的圣战特征。西方有学者指出,美国是20世纪下半叶的大国中最具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家。美国的民族主义“具有一个强大意识形态教条的所有特质:使命意识、历史必然性和布道狂热”。

  美国人的这种使命感、爱国心和民族性,在国难当头之时表现得尤为强烈。当一起国际争端发生、危及美国利益时,绝大多数美国民众便同仇敌忾地团结在总统的旗帜下。此时,总统的声望骤然提高。这一点从美国民众对1991年海湾战争96%的支持率可见一斑,后来的阿富汗战争支持率94%、伊拉克战争70%也是例证。2010年8月,福克斯新闻网就“美国打击伊朗是否合理”进行民调,调查结果显示,9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必须付诸一切努力保护自己以及盟国免受伊朗攻击,支持美国开启伊朗战争。

  

  美国的中国观

  

  来自这样一个极其意识形态化的国家,美国人如何看中国?

  最初的印象是,“中国人无法与我们同化”。19世纪中叶,当美国商人和传教士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时,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陌生而奇异的世界:男人的长辫子、女人的小脚,人人留着长指甲、抽大烟……“这个新鲜、奇特的社会唤起我们同样多的好奇与贪婪,乃至最终的同情”。100多年后,美国最权威的中国近代史学家费正清这样写道。

  费正清观察到,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初到中国时,因为本国独立战争的历史,美国人一方面痛斥英国人侵华的罪恶,另一方面却采取“利益均沾”政策,分享其他列强的一切特权和机会。在政治上,美国人坚决反对殖民主义,但是,通过要求最惠国待遇,美国人迅速享受到所有半殖民社会的治外法权。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就连像偷渡客这种最没地位的美国人,一旦在上海登陆,也被给予上等人的地位,同中国绅士一样,凌驾于老百姓之上,不受地方警察的管治。

  “这些平凡普通的美国人”,费正清描述,“起初为乘坐人力车而感到不自在,很快便习惯了这种优越待遇,发现东方生活以及它廉价的人工服务是如此享受。甚至连最讲平等的美国传教士,也不得不去适应等级分明的中国社会现实”。这种反差,导致美国人言论和行动的矛盾。美国人并不否认中国人享有民族自决权和个人自由,但从未采取行动使这些理念变为现实。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推崇的价值理念植根于美国文化,而他们面对的现实是中国的等级社会,以及世界等级体系中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差距。这种矛盾的结果是政策的错乱,美国出于道义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拒绝承认满洲国,但同时却向日本出售武器。

  美国人话语和行动之间的沟壑,反映出中美之间难以逾越的文化差异。这种文化差异,使得那些主张改革的美国人对中国产生了幻灭印象。在中国,农家出身的美国传教士发现,19世纪的中国在衰败,陷入贫穷、污秽、疾病、腐败、贼赃和混乱,而中国人不愿意做任何事情去改变这种现状。尤其令他们不解的是,他们基督式的忍耐和宽容屡屡遭到中国贵族的抵制和民众的冷漠。而在美国,中国人抽大烟、卖淫、裹小脚的照片随处可见,中国劳工在反华风潮中被屠杀。1882年,美国制定了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对一个种族实行排外的法案《排华法案》。当时在美国的华人不过十万余,他们勤劳、善良、坚忍、智慧。华人受到排斥有政治、劳工等几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为不可思议的是文化原因,是他们不同于白人社会的特征和习俗。1876年,旧金山市政府发言人在国会听证时这样评价中国人:“他们永远不能与我们同化。他们是一群永远不变的外国人,永远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同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是:“他们是不信神的共党”。我刚到美国时听人说,美国基督徒教育他们的后代,要以博大的胸襟关爱世人,但是不要帮助Communists(共产者)。我不理解,问学校一位历史教授,为什么很多美国人如此敌视中国?“你听说过godless Communists(不信神的共党)这句话吗?”他说,从兜里掏出几枚硬币。“你再看看这些。”硬币上铸刻着“In God We Trust(我们信仰上帝)”。美元所有的硬币和纸币上都有这句话,据说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现在你明白了吧?”教授说。

  1949年以来的大多数时期,美国民意对中国充满敌意。民调显示,1954年,只有7%的美国人支持中国的联合国席位,而到1970年也只有51%。1967年,当被问到中国和苏联哪一个对美国构成更大的威胁,超过70%的美国人认为是中国。1971年,认为最大威胁是中国的仍有50%,认为是苏联的30%。

  这种负面立场是美国现实主义传统和历史事件的结果。美国资深新闻人詹姆斯·法洛斯指出:“历史地看,美国人的中国观为意识形态所驱使。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不是神化便是鬼化——中国人是我们的挚友以及可能的道友和客户!不,他们是不信神的共党。”概括地说,美国人负面的中国观基于三个主要原因:对共产主义世界的敌视、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和对台湾的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国务卿迪恩·艾奇逊在分析中苏关系后推论,中国和苏联尽管意识形态相同,最终必将分道扬镳。美国只有放弃蒋介石,承认中共政权,才能有效利用中苏矛盾,对苏联加以遏制。杜鲁门政府明确表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将不再支持蒋介石。然而,就在此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警觉地意识到,斯大林支持的朝鲜一旦胜利,将导致“自由世界”和共产世界在亚洲的力量对比倾向苏联。美国如不采取军事行动,必将助长苏联进一步扩张的野心。美国随即调整了遏制政策,将遏制苏联的目标扩大为遏制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共产主义世界。

  1972年春天,地缘政治将意识形态“边缘化”,改写了中美关系的历史。为了制衡苏联,同时缓解越战的压力,尼克松政府对北京实行“缓和”政策。接下来的20年,中美关系得到相对积极的发展,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热情逐渐升温。民调显示,到1980年代,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超过了对苏联。1989年的政治风波再次改写了中美关系史,中国的人权问题成为美国第一热点话题。从此,人权问题长期地,提上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日程。

  美国人敌视中国的另一个原因是台湾。直到1971年,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决反对中国大陆取代台湾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到1979年建交之前,大多数美国民众坚持,美国应该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超过六成的人支持台湾独立政策。在战略利益的驱使下,美国始终以出售武器的方式向台湾表示某种承诺。从老布什政府开始,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美国的对台军售不断升级。台湾是美国在东亚“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对此,美国的战略家们心照不宣。

  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再度兴起。2005年4月一项民调显示,31%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很快会支配世界”。美国国际问题专家戴维·兰普顿认为,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已经从“虚弱中国范式”变为“强大中国范式”。前者视中国为虚弱的发展中国家,后者视中国为正在崛起的大国。

  未来,美国人会如何看待中国?如果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不变,却一步步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怎么看?怎么做?如果中国的体制改变,美国人的看法和做法会如何变化?如果中国获取世界自然资源越来越多,中美之间会不会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相关?

  一种回答是:只要中国仍然是共产党领导的非西方化民主制国家,美国人就会尤为感到不安。“一个强大的非民主制中国将会干什么?”美国人质疑,并将中国与二战时的德国和冷战时的苏联相提并论。可以做某种逻辑推断:一个西方式自由民主的中国能够消除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疑虑。至少是在未来中国与美国或与其他西方国家发生利益争端时,避免美国联合西方各国以道义的名义排斥和制裁中国。

  然而,这种逻辑推演似乎是一厢情愿的。美国对外政策由现实主义主导,一个强大的中国,不论是否自由民主,美国人都会心存疑虑。在美国人乃至西方人眼里,中国是个异类,体现在四个层面:第一,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是不同的政治制度;第二,中国在经济上已经成为一个竞争者,为了维护西方的利益,要想方设法限制中国发展;第三是宗教意识,13亿人的大国,不在基督教的脉络里;第四,种族。

  中美之间,过去是合作多于冲突,未来仍将是合作多于冲突。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将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提上新阶段,表示:“美中关系将造就21世纪,从而使美中关系列入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西方媒体解读,这表明21世纪的两个超级大国越来越相互依赖——中国是美国国债的主要持有者,美国需要中国继续为它的赤字买单;美国是中国廉价商品最重要的市场,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这个全球最大消费国。而在此前,美国同其西方盟友的关系远比同中国的关系重要得多。奥巴马还表示:“美国不谋求遏制中国”,“一个强大而繁荣的中国的崛起,将是国际社会力量的源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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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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