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卢云峰:变迁社会中的宗教增长

更新时间:2011-03-10 14:58:00
作者: 卢云峰  

  类似的嫁接也出现在一贯道对济公活佛的信仰上。济公又称“济颠”,据说是南宋时期在杭州灵隐寺出家的一个怪和尚,以邋遢和神奇著称于世;破扇、烂衣和放荡不羁的微笑是其招牌形象。

  尽管这一形象与佛教正统的活佛相去甚远,但是这不妨碍老百姓对济公的崇拜。很多戏剧和民间文学都以济公的神奇传说为题材。在20世纪初,济公是最受人们欢迎的神祇之一,很多乩文都以济公的名义写就(Shahar,1988)。

  当济公信仰大行其道之时,张天然把它引入到一贯道信仰体系之中。张天然自称是济公转世。时至今日,一贯道道亲仍然称他为“活佛师尊”,这里的“活佛”实际指的就是济公;对于他们而言,济公就是张天然,张天然就是济公。一贯道最重要的用于解释教义的小册子《一贯道疑问解答》就是以济公的口吻所写,在这本书中,济公的重要性排名第四,前面三位是无生老母、弥勒佛和观音菩萨。不过据李世瑜(1975)先生观察,在实践中,济公的重要性甚至超过无生老母,更不用说弥勒佛和观音菩萨了。在张天然时期,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扶乩训文以济公的名义而作。有研究者(Shahar,1988:205)对此评论道:“的确,张光璧之所以选择济公来传达一贯道的救赎信息是因为这位癫和尚在小说、戏剧和口头文学中广受欢迎。”

  历史上济公从未被教派如此重视,直到上世纪30年代才被一贯道置于最重要的位置,这与当时济公信仰的流行有关,也体现了一贯道顺应宗教潮流的一以贯之。

  上述事实表明,一贯道深深植根于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基督教相比,一贯道在华人社会具有天然的优势。当基督徒还在纠结于文化认同和宗教身份之间的矛盾时,一贯道的信徒全然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他们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其原有的宗教信仰。简言之,文化的连续性有助于一贯道在华人社会招募信徒。

  

  三、适度的张力(medium tension)

  

  很多成功的宗教都与外部社会保有一定的距离和张力,或经受过苦难(卢云峰,2010)。尽管一贯道非常关注融合传统以及流行的宗教元素,但其救赎观具有排他性。一贯道认为“道不是教”,而是超越于任何具体宗教的信仰。原本世界五大宗教所传的,都离不开心与性,但值此末法时期,众生失去原本清净自然的本心,五大宗教的教义也已经扭曲。在一贯道看来,佛教趋向“逃世化”,道教“法术化”,儒教“功名化”,耶教“点缀化”,回教“种族化”;信仰这些宗教或许可以累积功德,但无助于最终的救赎;只有加入一贯道,经“明师一指”,点开玄关,并授口诀和合同,才能真正“超生了死”,死后灵魂直奔理天。很显然,一贯道的救赎观展现出强烈的排他性格,这使得该教派不容于佛教等正统。很多僧人著书立说抨击一贯道,认为它曲解佛经,是附佛外道;基督教也出版了一些小册子,专门论述一贯道对基督教信仰的危害。

  除了与正统宗教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一贯道的末劫论也被世俗统治者所厌恶。一贯道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青阳期、红阳期和白阳期。

  青阳期和红阳期由燃灯佛和如来佛分别掌盘度人,现在我们处于白阳期,弥勒佛将降临人间办收元大业。伴随着白阳期的到来,各种大灾难也将降临人间,民国时期的各种天灾人祸以及战乱只是一个悲惨故事的开端,更恐怖的灾难将渐次展开。在释放出灾难的信息之后,一贯道的末世预言也给人们带来了信心,那就是加入一贯道才可以躲灾避劫。一贯道好比一艘法船,在三宝的护持下,道亲将安全穿越恐怖灾难的惊涛骇浪。这一说法对当时饱受战乱之苦的老百姓颇有吸引力。1947年在山西一个村子的调查显示,在502位加入一贯道的村民中,有231人为了“躲灾逃难”(DuBois,2005:146)。

  但是一贯道的末劫论也导致了它与外部社会之间关系紧张。在世俗政权看来,末劫论无异于妖言惑众,容易引起民众的恐慌。另外,一贯道严密的组织也为国民党政权所忌惮,因此一贯道在民国时期曾被明令禁止,张天然本人也曾被警局扣留。一贯道在活动时也非常注意保持秘密性,采取“暗渡贤良”的方式传道,“因亲渡亲,因友渡友”,只有将来天道大开时,才能走马传道,公开化。很明显,一贯道与外部社会之间存在区隔,这32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也是一贯道与外部社会存在张力的证据之一。一贯道末劫论和救赎论使得它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张力比较大。研究表明(Iannaccone,1994),适度的张力有如一道过滤器,它可以把那些三心二意的搭便车者(free riders )阻拦在外;留下来的都是愿意奉献时间和金钱的虔诚信徒。如此一来,这些宗教团体有更多资源来改善和提高宗教服务,也会吸引到更多的信徒。

  

  个人因素:宗教首领的个人魅力及其策略

  

  前面所讲的背景性和制度性因素有助于我们理解一贯道的兴起,但是我们仍然存在一些疑问。

  事实上,这些因素是当时很多宗教团体所共享的,尤其是那些传统的教派,比如先天道,它们与一贯道是近亲,在教义、祖师传承和组织结构方面相似。在一贯道内部,当路中一死后其弟子各自办道,较有势力的有山西的郝宝山,但只有张天然这一支最为成功。这是为什么呢?按照一贯道道亲的理解,这是由于张天然是“天命明师”,只有他才能提供真正的救赎。天命观在中国社会中流传甚广,但比较玄妙,谁也不清楚天命具体如何产生,所以最后只好遵循成王败寇的逻辑,那些最终成功的人(如刘邦、朱元璋)被认为拥有天命。政治领域如此,宗教领域亦复如是。张天然而非郝宝山最终被认可为一贯道的足具天命的第十八代祖师,那是因为前者的追随者更多。

  社会学无意也无法判断张天然是否具有天命,但其天命观给了我们启示,它提醒我们关注领袖在宗教团体兴起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韦伯曾经提出三种理想型权威:魅力型、传统型和法理型。对于一贯道道亲而言,张天然是济公转世,是天命明师,他毫无疑问具有克里斯玛特质。限于篇幅,我们不打算分析这种魅力特质是如何养成和维系的,而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他的传教谋略上。张的谋略是一贯道成功的重要原因。

  前文提到张天然非常注重吸收流行的宗教元素。他把济公信仰引入一贯道是一例,“先天乩”的提出与实践是另一例。扶乩,又称扶鸾,是中国社会人与神灵沟通的手段之一,据说神灵借灵媒之手在沙盘上写字,传递神训。扶乩可以追溯至宋代,到19世纪中叶开始兴盛,民国初年到达极盛。官员、士人以及普通民众都广泛参与扶乩。

  梁启超(1922:24)曾形容当时的中国社会“乩坛盈城”,并批评道院、同善社、悟善社等教派以扶乩迷信蛊惑人心终至弥漫全国。梁启超的启蒙心态或许有过当之处,但他的文字真实的记录了当时扶乩活动流行的盛况。

  在王觉一时期,一贯道原则上并不鼓励扶乩,因为王认为一般人很难分清楚扶乩时所请神灵的邪与正。但是由于民国时期扶乩非常兴盛,张天然对扶乩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他认为社会上的扶乩用的是成人作为乩手,难免有作弊之嫌,属于“后天乩”;一贯道的乩手由十几岁甚至几岁的童男童女担任,“三才”的分工明确,天才扶鸾,地才朗读,人才记录,这乃是“先天乩”。通过这一革新,一贯道不仅与时俱进地加入到扶乩的阵营中,而且后来居上,创造了被认为是优于后天乩的先天乩。

  扶乩对一贯道的传教非常有帮助。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开荒办道时,一贯道的传教士往往都会先开沙扶鸾,聚拢人气。很多人认为一贯道的扶鸾非常神奇,所以在扶乩结束后就会排队接受点道,加入该教派。很多知识分子和国民党的高官也是因此而加入该教派(陆仲伟)。一旦一贯道在某地的扶鸾取得成功,其资源动员也变得相对容易。人们求道时需交功德费,如果想把祖先的亡灵超度至理天,还可以出资请一贯道的三才做专门的法事。这些都有利于一贯道获得必要的经费资助。先天乩的创新一方面有助于一贯道与其他从事扶乩活动教派进行竞争,另一方面也使得一贯道能够迅速地建立起人脉和进行资源动员。

  张天然也非常重视传教以及宣教人才的培养。与传统佛教和道教不同,一贯道在传教方面非常积极,要求每个人都必须传教,强调“度人就是度自己”。1938年,张天然在天津举办了“炉会”训练传教人士。炉会的训练者由乩手担任,以神的名义考验受训者。训练的内容非常严格甚至无理,比如要求受训者喝酒,如果不喝,那是违背神的命令;如果喝了,则是违反了一贯道所遵循的佛规礼节,总之都会受罚。受训者在冬天被通宵罚跪在室外,很多人被打得皮开肉绽(陆仲伟,1998)。但奇怪的是,这些人都无怨无悔,后来都成为一贯道的骨干成员。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这些受训者可能出现了认知失调:当他们的行动收益过低且不可逆时,他们倾向于改变认知,强调这一行动的内在意义,从而变得更加虔诚。一个经典的案例便是美国某个教派认为1953年的某一天是世界末日,届时外星人将派飞船把该教派的成员接走,逃离灾难。很多人相信了这一预言,变卖了家产等待末日的降临。但预言失败了,末日并未到来。接下来的发展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很多人并没有因为预言的失败而离开该教派,而是更狂热地投入到传教活动中,让更多的人加入该教派(Festinger,1957)。社会心理学家由此受到启发,发展成认知失调理论,这一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看似无理的训练反而会炼成虔诚的信徒。张天然所举办的严格的法会锤炼出一直忠心耿耿的传教队伍,为其后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另外,为了调动下属的积极性,也为了避免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张天然积极鼓励其手下的道长相互竞争。张天然时期一贯道有八位道长,彼此独立,互不隶属,只向张天然负责。为了赢得张的青睐,他们努力度人,各自发展势力,这种内部的传教竞争成了一贯道急速扩张的助推器,一贯道也很快从北方传遍全国。

  在传教策略上,张天然特别强调因地制宜,方便行事。为了方便宣讲教义,张通过扶乩写作了《一贯道疑问解答》。在这本一贯道的圣经中,张天然以问答的方式对一贯道的源流和义理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浅显易懂,便于交流和传教。同时,张又写了《暂定佛规》这本小册子,专门介绍一贯道的仪式。尽管张强调仪式的神圣性和完整性,但是鉴于当时物资匮乏,他又非常强调变通与灵活。在介绍完具体的仪式过程之后,张天然不忘强调活泼行事,告诉信徒不用拘泥于《暂定佛规》中的规定,以避免形式主义。这种灵活变通的态度非常有助于在战乱中传教。在实践中,由于一贯道以灯的亮光指代无形无相的无生老母,所以他们只需要一盏油灯(又称母灯)和一张桌子就可以开办法会,吸收信徒。

  自1938年开始,张天然开始大规模地派遣经过炉会训练的点传师到各地开荒办道。这些人熟读《一贯道疑问解答》和《暂定佛规》,因此对一贯道的教义和仪式烂熟于心;他们往往还配有三才,用扶乩来吸引人们参加一贯道的活动。这些人口才便给,可以“很轻松地讲三四个小时的道,有一套成熟的方法来说服听众和回应那些带有敌意的质疑者”(DuBois ,2005:131)。一贯道的末劫论引起了饱受灾难的民众的共鸣,让他们产生入教避劫的想法;一贯道的内部竞争机制以及张天然在道内的权威使得该教派能有效地进行组织动员。所有这些因素最终促成了一贯道在民国时期的大发展。

  

  结论

  

  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民国时期的一贯道发展史,得出以下认识。我们认为,变迁时代的宗教勃兴可以从三个层次加以理解。在宏观层面,急剧的社会变迁或动荡使人们渴求对人生意义的解答,增加了人们对宗教的需求;同时灾难频发却使传统宗教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并衰落,宗教的供给减少了,这就为新兴宗教的兴起提供了空间。在中观层面,动荡会产生大量的流动人口,这些人流离失所,处于无根状态,成为新兴宗教潜在的追随者;新兴宗教扮演了社会桥梁的作用,把这些人重新组织起来,给予他们精神的安慰和实际的帮助;那些能最大限度保存信徒文化连续性以及与外部社会有适度张力的宗教往往更能吸引信徒。最后,在个人层次上,宗教首领的策略决定了某个宗教能否脱颖而出。有效的组织动员、传教人才的培养以及对周遭宗教文化的洞察与吸收都有助于宗教的增长。我们希望这些认识不仅可以解释一贯道为何在民国时期快速兴起,也可以用来理解所有身处变迁时代的宗教的增长。

  

    参考文献:

    孚中,1999,《一贯道发展史》,台北:正一善书出版社。

    梁启超,1922,《评非宗教同盟》,《饮冰室文集》,上海:上海中华书局。

    卢云峰,2010,《苦难与宗教增长》,《社会》第4期即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39285.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