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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键:争论中的中国模式:内涵、特点和意义

更新时间:2011-03-08 23:54:56
作者: 胡键  

  这种情况表现了中国的自信。不过,这种观点在表达中国自信心的同时,也应避免让国际社会因中国的自信而认为中国“傲慢” 和“强硬”;同时,也要避免因担心西方国家散布“中国模式威胁论” 而放弃自己的自信。

  

  二、中国模式的内涵及其特点

  

  以中国改革没有固定的方法、路径和中国模式尚未成型来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显然是不对的。实际上,西方模式也一直在变化之中,不可能有永恒不变的模式。英国在撤切尔夫人时代经济上推行大规模私有化,而在布莱尔时代则重新国有化,但谁也不能否认英国模式的存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也存在着不同的执政方式,但美国模式也不能因此而消失。由此可见,变化的只是模式的“边界” 在变动,其核心和骨架是相对稳定的。中国模式也是一样,中国30年的现代化实践证明了中国模式的存在,但其“边界”、“外围” 是不断变化的。中国模式正是通过其“边界”、“外围” 的变化而不断得到调整,并因此而不断走向完善。我们在这里讨论中国模式的内涵,主要是指中国模式的核心架构,即骨架或内核。为此,我们要避免把中国模式当作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杂烩, 不能把中国凡是积极的成份都放在中国模式的“袋子” 中。如果把所有中国积极的成份都放人中国模式之中,就很可能会对中国模式产生误解和曲解。中国模式的骨架是相对固定的,而且中国模式是特定时期、特定空间的一个概念。特定的时期,就是指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发展最突出的时期;特定的空间,是指中国特别是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的疆域。任何超出这样的时空条件来讨论中国模式,都会导致对中国模式内涵的不正确理解。

  当前,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大多数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基本上只是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而刻意回避中国模式的其他方面,甚至否认中国模式还有其他的内涵③。即便是从经济角度来讨论中国模式,也没有真正揭示中国经济模式的实质性内容。大多数学者只是看到经济高速增长的表象,而没有发现中国经济模式的内在要素。也就是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西方媒体包括相当一部分学者在理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中国经济崛起的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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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The Foreign Policy Center.May 2004.

  ② 参见Martin Jacques,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e End of the Western Wodd,London

  Pengium Books Ltd,2009。

  ③ Susan L.Shirk,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na,Berkeley,L.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迹时,往往只是从表面现象来解释,并提出了所谓的“廉价劳工论”、“外资推动论”、“出口拉动论”、“威权政府论”,等等。但这些都不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性原因。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还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和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相互配合的调节体制,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引进来” 和“走出去” 相结合的对外开放体制等①。实际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素, 即四大支柱: 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和民间的有限土地使用权, 国有金融和大型企业及事业机构, 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商品一资本市场②。这四大要素的合力作用才促成了当今中国的经济奇迹,或者说,这四个方面也正是中国经济模式的关键要素。

  但是,中国模式的内涵远不止在经济方面,中国的经济模式是由中国的政治模式促成的⑧,而中国的政治模式则是中国社会模式的结果,中国的社会模式则是中国模式的内核④。因此,除了从经济的角度来考察中国模式之外,我们还必须从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关系等方面对中国模式的内涵进行综合分析。北京大学的潘维教授提出, 中国模式由三个子模式构成: 由四个支柱构成的“国民” 经济所体现的经济模式, 由四个支柱构成的“民本” 政治体现的政治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的“社稷” 体制体现的社会模式 。潘维从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层面剖析了中国模式,但缺少了对中国文化模式、中国外交模式的分析。潘维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承认了这种缺陷的存在。即便如此,这仍然是迄今为止关于中国模式内涵的最完善、最全面的概括,也是从理论上对中国模式的最详尽的分析。

  关于中国经济模式,潘维从经济的四要素(劳力、土地、货币、企业) 的相互关系,阐述了中国经济模式的四大支柱。任何经济制度包括经济体制的创新都应该包括三个核心内容,即说明经济模式或者说经济体制合理性的“意识形态”、一个完整的组织构架和一个用来配置资源的机制⑥。显然,潘维的中国经济模式只概括出“一个完整的组织构架”,至于支撑经济体制合理性的“意识形态” 和资源配置机制基本上没有涉及。从意识形态看, 中国经济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在意识形态上不仅摆脱了苏联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且也超越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落地” 在中国获得普遍性的认同。这是中国经济模式合理性的关键所在。从资源配置机制来看,中国经济模式不仅解决了资源配置的手段问题,而且还解决了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国” 与“民” 谁优先的问题。在“国” 与“民” 中, “民” 具有优先性, 即改革首先在“国” 的“蛋糕” 暂时不动的前提下,对“民” 进行改革并产生利益增量,从而为改变“国” 的利益格局奠定基础,也就是所谓的“增量改革”,是中国经济模式的最大特点。中国经济模式的“产出型” 特点,正是中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的经济模式是由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而生的,所以研究中国的经济模式必须要分析中国的政治模式。不过, 西方在讨论中国政治模式时,总是带着有色眼镜来看问题,并且总是拿西方的标尺来衡量中国,认为中国政治“不民主”、“不透明”,是“极权主义模式” 等,多为荒谬的论调。关于中国政治模式的研究,国内学术界一般是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论述的,这方面研究成果相当多,不过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相比之下,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政治模式的却很少。在这方面, 一些境外学者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教授是较早从政治发展的角度分析中国政治模式的学者。他指出, 民主化不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唯一目标,除了民主化,政治发展还有其他很多同样重要的目标,如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等;而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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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刘宝三:《关于“中国模式” 的几点思考》,《江汉论坛》2009年第4期。

  ② ④ ⑤ 潘维:《当代中华体制—— 中国模式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载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9、6页。

  ③ 郑永年:《国际发展格局中的中国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⑥ 乔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中国模式创造”》,《经济学家》2009年第2期。

  

  这些目标而言,秩序和物质基础是重要的前提条件。中国的政治模式就是保证秩序和物质基础的政治安排①。日内瓦国际关系学院的张维为教授从中西方政治发展比较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的政治模式,认为中国政治模式是一种把“选举” 与“选拔” 结合起来、把程序合法性与政绩合法性结合起来、既了解“民意” 又懂得“民心” 的政治安排②。应该说,这些研究都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模式的内涵。

  国内对中国政治模式研究比较深入和详细的是北京大学的潘维教授。他从四个方面揭示了中国的“民本” 政治模式: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③。这里的“民本”政治模式包含了政治主体、政治运作的构架、政治文化,但作为政治安排的政治模式还应该包括政治决策的方式。从中国30年的政治发展来看,中国政治决策方式简单又抽象地说是一种“供给型”。从政策的制定到推行都是政府主导的,即便有些改革举措是从民众中开始试验的,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但最终也是在纳人政府的政策之后才在政府的主导下得以全面推行。这种“供给型” 的模式,既是中国政治模式的最大特点,也是中国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保障。关于中国社会模式,学术界一般是从社会结构、社会分层来探讨的,认为中国是一个二元结构非常明显的社会分层模式,这是社会学的解读,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这里仍然是从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社会模式。在这方面,研究成果几乎是空白,惟有潘维第一个采用了这一概念并进行了详细剖析。他认为, 中国的社会模式是中国政治模式的直接原因, 它也是由四个支柱构成:分散流动的家庭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平等的社区和单位构成了中国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和行政网络天然重合,在基层彼此嵌入、相互依存,形成弹性开放的立体网络;家庭伦理观渗透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 。这是迄今为止对中国社会模式最全面的概括,但应该看到其中还是有所欠缺的。虽然这里涵盖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单元、社会网络构成、社会网络与行政网络的关系等,但在社会网络与行政网络的关系问题上,潘维的观点是二者重叠且相互依存,但实际上两个网络是有区别的,而且不是相互依存,社会网络依存于行政网络之中,甚至可以说是行政网络的一个特殊部分。这是中国与西方的最大区别之处。西方的市民社会是作为行政网络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且通过批评行政系统来发挥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功能,但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中国的公民社会网络虽然也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培育起来,但这个网络与行政网络在价值取向上保持相对一致而存在,而且它是通过作为行政网络的重要补充来发挥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功能的。从实践来看,其维护社会秩序的效果远比西方市民社会要好⑧。中国的公民社会网络不仅共享行政网络的价值,而且也共享行政网络的利益,并通过政治参与、经济参与等行为合理地“消费” 行政网络所提供的各种资源。由此可见,中国社会模式是一个“需求型” 的模式。中国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和社会模式之所以不同于西方,原因在于中国拥有不同于西方的思维方式,而中国的思维方式是由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所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既是中国模式的智慧来源,也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提出“文化模式” 的是梁漱溟先生。他在20世纪20年代所著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第一次从现代化的视角用这一概念赋予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世界意义。此后,就鲜有人再论及这一概念, 即便有所涉及,也只是从文化学视角来阐述不同民族的文化结构, 而没有涉及文化对现代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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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郑永年:《国际发展视野中的中国经验》,《开放时代》2007年第4期;郑永年:《国际发展格局中的中国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② 张维为:《影响世界的巾国理念》,《社会观察》2010年第3期。

  ③ ④ 潘维: 《当代中华体制— — 中国模式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载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O年》, 中央编译 版社2009年版,第26、62页。

  ⑤ 关于中国市民社会的作用看参见邓正来《中国发展研究检视— — 兼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载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 — ⋯ 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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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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