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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走在人生边上

更新时间:2011-03-07 13:04:31
作者: 何兆武 (进入专栏)  

  

  

  我经历的几件比较重要的事,《上学记》里都没提

  

  《大师》:您在《上学记》里面说,有一个口头禅我印象很深,就是“自我感觉美好极了”。那会儿是不是看戏、武侠小说,看电影你都会这么讲?这些年,还有哪些事让您感觉美好极了?

  何兆武:说不出来了。其实苏联也是我们的一个镜子,我们过去都是学苏联,全面学习苏联。所谓全面学习苏联,就是百分之百地学习苏联,你并不是学习他那一面,我们普通说学习嘛,是你的优点我学习。比如说你很勤奋,我学习。可是你懒惰的那一面,我就不学习了。可是我们学习苏联,是百分之百地学习。最开头五十年代的时候,那个学得有点太激进了。苏联早晨是上六节课,我们也上六节课。饿着肚子上课,可是我们学习苏联要全面学习。

  

  《大师》:实际上您还比较推崇书里面写的那时候很自由、很舒服的上学状态?但后来您又说,宁愿扎实地学好一个学科以后,再来研究哲学,比当时读了四个系要好。

  何兆武:《上学记》里,我觉得我经历的几个比较重大的事都没有提。一个是,我觉得十九世纪的文学、俄罗斯的文学,太应该深入地研究了。我们没有很好地研究。包括二十世纪的,西方的一些个深层的,触及到灵魂深处的东西,我们也没有研究。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缺点。

  

  需要保卫的时候,是他遭灭顶之灾的时候,可是那时候人都跑哪儿去了。

  

  《大师》:别的呢?您书里没有提的重大事件?为什么不提?

  何兆武:你总得考虑很多的话应该怎么说,不然的话伤害了别人。我当时在学校(指清华大学)里边待了七年,做学生做了七年。再加上我的家庭背景,我的两个姐姐也是这个学校的,我的姐夫也是这个学校的,我的老婆也是这个学校的,我的妹夫也是。所以对这个学校印象非常深了,可是我只提了五个人,当然我认识的不只是五个人。

  我提的五个人里面,实际上我只跟三个人熟,写到后边了。这三个人是比较熟的,前面两个人跟他没有接触,跟他没有说话、没有接触过。可是我非常钦佩他们,所以我把他们放在第一个。

  第一个我写的就是吕荧,吕荧是作家,他是胡风一手提拔的,他是“胡风派”的。后来批胡风的时候,全国文联700人在北京中山堂开批胡风的大会。

  在这个大会上,当时我没资格参加,我也不搞文学,也不参加。第二天看报上介绍,说会上胡风分子吕荧提出为胡风辩护。就是他上去说,胡风不是反革命。受到与会者的驳斥,那你不知道驳得怎么样。你想批复胡风反革命的会,你去给胡风辩护。

  吕荧是老北大的,他也是历史系的。回来比我高两班,当然有的课是一起上课。那时候他的名气就比较大了,经常写文章,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大才子,经常写文章发表。我不敢跟他接触,为什么?我觉得自惭形秽,觉得自己不配跟他说,人家那么个大才子,我比他要小五六岁,不配去跟他接触。可是我觉得,这人了不起。那种会上,他敢自己去发言,就像孟子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他可以一个人面对着千万个人。

  有些人,我想的是当时吴晗遭灭顶之灾的时候,他不出来替吴晗辩护。等到过了几十年以后,吴晗也平反了,像也立了,他出来为吴晗辩护了,认为我怎么污蔑吴晗了,什么什么。

  我觉得,其实我这有点那个意思,不过这个不好直接说。我说,这个时候当你们出来露一把的时候,你表现怎么保卫吴晗,你当时怎么不保卫,看着风头不对跑了。现在看到有机会可捞了,我不高度评价这个,我觉得现在不需要你来保卫。已经都给他平反,立像了,还需要你来保卫他嘛。需要保卫的时候,是他遭灭顶之灾的时候,可是那时候都不知道你们跑到哪儿去了,都不出来保卫他。那才是有骨头,后来这种是投机主义了。

  

  9-18”早上在火车站,那种亡国奴的恐怖气氛,我毕生难忘。

  

  《大师》:当年还有哪些事情印象比较深?

  何兆武:我最深刻的印象,有几件事。第一件事,1937年,芦沟桥7月7号打的,那时候我是高中一年级,在北京师大附中,叫和平门。那时候放暑假,日本人就打了。在7月28号,中国军队就撤退了,日本就占领北京了。那时候很多人都走了,能走的都走了,我们家也走了。我老家是湖南,到9月的时候走的。

  那天好像就是“9-18”。那个时候火车已经不通了,因为日本人占领北京以后,向南推进了,沿着平汉路,就是北京到汉口这条铁路向南边打。还有沿着津浦路,就是从天津到南京的那条铁路,顺着这个向南边打。

  所以两条铁路都不通了,我们怎么走呢,都是先到天津。到天津的车还通,因为天津也被日本占领了。然后从天津坐船到塘沽,从塘沽再坐船到青岛。本来可以坐船到上海,可是上海那时候也打了,8月13号上海也打仗了,上海也去不了。

  在塘沽上船以后,转山东半岛到青岛。到了青岛换火车到济南,在济南再换火车到徐州,徐州再换火车到郑州,从郑州再坐车到汉口。都走这条路。那天我记得,好像就是“9-18”,天已经凉了。

  那天我们上火车,那个时候的火车站就是现在的前门,你知道吗,现在改成展览馆了。那个原来就是火车站。我记得那天早晨很凉。火车站总是最热闹的地方,人又多又乱,噪杂不堪,火车站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解放前也是这样。

  可是那天我觉得非常奇怪,那天人也非常多,大家都跑嘛。可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寂静得可怕极了,好像一根针掉地下都听得见。因为那时候被敌人占领了,那种亡国奴的恐怖气氛,我的感受是毕生难忘。

  

  那次跑警报,吴晗连滚带爬的很不好,和范跑跑一样

  

  何兆武:还有一次难忘的事情,就是1940年,法国打败投降后。你知道那个时候,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一投降,日本马上就占领了越南。中国过去很落后了,很到东西都是靠进口,特别是现代化的东西。比如汽车、飞机这些,都得靠进口,中国人自己造不了。

  那时候对外的贸易,进口主要靠几个大港口,比如说天津、上海、广州、香港什么的。可是中日战争一打,日本海军把这个都给封锁了,来不了了。中国跟国外交通就切断了,这个对中国非常不利的。

  你想中国本来就落后,要靠外国的东西。那个时候法国一投降,法国投降以前,中国就靠越南走,从越南可以有个火车直通云南、昆明,可以这么走,靠这条路。日本把越南一占,这条路也断了。所以,中国对外界完全断了,这个对中国是非常不利的事情。中国对外通道只剩下一条了,就是滇缅路,就是云南通缅甸那条路。所以日本人占领了越南以后,从越南每天飞来轰炸昆明。

  那时候每天日本飞机来轰炸,从1940年夏天到1941年秋天,一年半几乎每天都来炸。而且每天都排得非常整齐,都是三架是一个品字,九架就是一个大品字,二十七架是一个更大的品字。每次都是这样,二十七架。有时候是二十七架后面再加上九架,三十六架这样来炸。

  所以我们每天准时都跑警报。你说在重庆,跑警报是转山洞里面,昆明没有山洞,我们就跑郊外,郊外一个山头上躲起来,每次都是这样。大概在云南的边境上有哨位,日本飞机一起来,他就通知昆明,昆明就放警报,大家就跑。大概跑到半个小时以后,飞机临头了。等到飞机临头的时候,就放紧急警报。紧急警报就是说大家不要动了。当然有半个小时可以跑得相当远了,荒野的地方他不会炸的。

  每天都跑警报,这个变成常例了,他总是上午10点钟、11点钟的时候来,到12点钟炸了以后飞走,下午一两点钟就解除了。我们每天都跑,但是有一天非常奇怪,有一天放了空袭警报,就是日本飞机要来了,我们就跑。刚出校门,就放了紧急警报,紧急警报就表示飞机临头了,就不要动了。

  那个时候我们学校里啊,我在新校舍,师生员工一起总共一千多人。一千多人跑出来,再加上旁边两有两条街,一条街叫龙翔街,一条街叫凤煮街。两条街的居民大概有上千人,都跑出来,总共有上三千人吧。

  我们是跑到后面都是荒野的山,都是小山,不是大山。你想,那三千人根本没有路,就在荒山上,飞机临头的话多么危险呢,下面有三千人,放两个炸弹,得死多少人呢,大家一阵大乱。

  只有那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放漏了,还是怎么。就看见山上很多人乱跑,其中有吴晗。吴晗也在跑,那不是大山,都是小土坡。那种小山上山很容易,你弯着腰向前就上山了。下山很困难,下山你不能弯着腰向前呢,那不就滚下来了。

  要仰着身向背后这么走,这么走怎么好下山呢,所以总是免不了要打滚的,都是连滚带爬地跑,我看着吴晗也在连滚带爬的跑。这个话后来被人家调皮了,说是污蔑师长。

  你想那种小山坡,你下来,还能平着走嘛。这些都是外行人说的话,你没有经过那个场面不知道。可是我觉得吴晗那次连滚带爬跟我一样很不好。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小青年了,那时候才19岁,还不到20岁。你做老师的这么一来的话,给学生造成什么影响呢。

  你记得四川地震,有一个老师姓范,刚一地震他就跑了,连学生都不管。后来给他起个外号叫“范跑跑”,这个也是问题啊,你是老师,你这么慌不择路、惊慌失措地那么跑,给学生造成多么坏的影响啊。

  我就想起来,梅贻琦校长年纪很大了,我想那时候他恐怕60岁的样子。他多次跑警报是跟我们一起走,他总是一步一步走,从来不跑。还拿着把张伯伦的雨伞当拐杖,而且还说同学,不要慌忙,不要慌忙。他很安详地走,给我们一个镇定地感觉。老校长都这样了,你跑什么,你急什么,你跑得比他快。

  

  “这不是你们中国。”这个话我终身不忘,受的刺激太大了。

  

  《大师》:您当年硕士论文的时候,还去台湾待过一年,是吗?

  何兆武:我去台湾待过一年,原来是我母亲病了,我去看她我母亲跟我姐姐在一起,在台湾,我去看她。1946年搬回北京的时候,已经要开始打内战了。

  不过开头打的不厉害,大家都是集体走,旅行团,二三十人一团走。当时我也是跟团走。走到路上,才决定去台湾看我母亲。到了台湾以后,解放战争规模就越来越大了,那时候就我一个人了。第一我一个人没法走,第二我那时候得了肺病,犯肺病犯得很重,更没法走。所以就没回北京,待了半年,没有待一年。

  后来,我不想住太晚了。我去了以后,觉得好像在异国一样,觉得在日本一样。台湾是彻底日本化了,而且那个彻底化地很成功。所有台湾的教育,都是学日文,不学中文。所以台湾人都会日文,不去中文,至少我去的那时候是这样。

  他们说的话都不懂,我说的他们也不懂。那个时候跟我的期待也不一样。我们本来是因为打败了日本,中国胜利了,应该觉得很高兴,欢欣鼓舞。我觉得他们一点都没有那种感觉,他们把中国看得跟外国一样。

  有一件事情,我印象深极了,我在《上学记》里都没有提。有一次我在一个商店里买东西,我都不记得买什么了。他拿出来,我问他多少钱,他说多少钱,我就嫌贵。我说能不能砍点价钱,我们在大陆上买东西过去,都讲砍价钱。那老板说什么,说这不是你们中国。

  我听了觉得受了非常大的刺激,他根本就不认同中国,我觉得难过极了。“这不是你们中国”,我是外国,我对台湾来说就是外国了。他这句话我终身不忘,受的刺激太大了。

  

  《大师》:那这些年你还关注台湾吗?

  何兆武:就是看热闹了。我觉得日本人是台湾“皇民化”,皇民就是变成日本人。所以那边说话学也学日文,什么都是日本化,当然也有很成功的地方。比如治安很好,警察制度很严,偷东西的很少,也有成功的地方。

  我觉得我们应该很好地来对付台湾的问题。日本对台湾的教化、驯化,真的是很彻底、很成功的。他受了51年的皇民教育,整个那一代都改了。这也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无论是国民党去了,当然我们没有解放,即使我们解放了台湾,也有这个问题。我们的生活水平比他们差很多。

  你想,你来了我吃不饱了,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他当然会不满意,无论嘴里怎么说,心里都不满意,都吃不饱饭了。无论是当年的国民党,还是今天我们共产党的领导。这个问题都应该正视,应该怎么样使他感觉到现在比从前好,而不是比从前更差。

  

  顾颉刚有非常大的痛苦跟忧愁,谢国桢好像没事人一样

  《大师》:讲讲牛棚的那段经历吧。你跟读书时候的偶像顾颉刚关在一起?

  何兆武:每个人的反应不同,我觉得这是人性值得研究。我跟两个老先生关在一个牛棚里,三个人,一个顾颉刚老先生,是老前辈了。还有一个谢国桢老先生,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梁启超的学生,他们两位都是老前辈。

   顾颉刚关在这里,每天愁眉苦脸,一句话都不说。坐在这儿跟参禅一样,坐一天。我不好去惊动他,又不好去什么。谢国桢不然,有人的时候他低头看书,不是看普通的书,看毛泽东语录,只能够看那个,不能够看别的。没有人的时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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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腾讯《大师》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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