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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诗凌:中国式自杀:悖谬与出路

——读《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更新时间:2011-03-05 13:20:56
作者: 徐诗凌  

  

  

  [内容提要]本文是对吴飞先生近著《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的梳理。中国的自杀现象呈现出与西方自杀极为不同的特点,根据西方理论衍出的各种解释和干预由此失去效力。该书在这一基本背景之下,基于田野研究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理论框架,揭示出自杀现象背后深层的中国文化逻辑,以及西方观念对传统逻辑的冲击力量。在这一解读之下,中国自杀问题的解决并非一孤立的课题,而须进一步探求现代中国文化中家庭新伦理的积极建成。

  

  [关键词]自杀 家庭 伦理

  

  Abstract: This paper tries to sort out the main ideas expressed in Wu Fei’s new book, Suicide and Justice: A Chinese Perspective.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the reasons behind suicide in China are categorically different from those behind suicide in the west. Such being the case, what interpretations and interventions that are derived from western theories would not work in China. Based on field study, this book sets up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which aims to reveal the logic of Chinese culture deeply hidden behind Chinese suicide and the crushing impact some western ideas have had on such traditional logic. It may thus be concluded that the solution to the issue of suicide in China is not an isolated undertaking, but should be connected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family ethics in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suicide, family, ethics

  

  

  即便就其最直接的意义来说,自杀也是个沉重的话题。在面对每一个自杀案例的时候,我们都会感到,能让人主动放弃自己的宝贵生命的,必是生活里的重中之重;而死者僵硬的姿态,更是将曾在他们身上发生过的挣扎和痛苦凸显得触目惊心。西方更有“自杀学”,将这一令人扼腕的人类行为郑而重之地对待。在《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1}一书中,作者按照许多实证研究的惯例,在正文前列出了“主要人名表”,其中简单概括了各个案例自杀(或未遂)的原因。正是这个表格最直截地将读者拉进了惊愕之中。因为,大部分原因是那么琐碎:和丈夫口角、与婆婆争执、儿媳妇不给吃荷包蛋、被父亲指责不挑水……以这些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发生着的琐事之轻,竟然牵动了生命之重,这个落差不禁令人质疑:难道中国的百姓对待生命真的如此轻率吗?

  在抽丝剥茧的访谈之后,每个案例的故事逐渐被还原了全貌,为简单的原因增添了前因后果。但故事的完整并没有使那些琐事之能成为自杀原因增添更多的合理性。而如果说这个问题还只是在个体的层面上发生了不合理,下一条观察则进一步涉及到社会层面。

  现代西方发生的自杀案例中绝大多数都有心理疾病的背景,自杀倾向亦成为判断抑郁症的一个标准。因此,自杀者便顺理成章地被交由医生照管。但在中国,有抑郁症背景的自杀者比率远低于西方。在普通百姓的理解中,因精神疾病导致的自杀也并非典型的自杀。那张表格中列出的琐碎家事,毕竟既在事实上又在人们的意识里对自杀行为起到了难以否认的作用。于是,这一批自杀者就被置于一个尴尬的处境:一方面,他们无由寻求精神医学的帮助,事实上,他们与医院的交集往往只能发生在自杀行为已经发生、被送去抢救的时候;另一方面,如果说他们的自杀是人际纠纷导致的社会问题,公安局可以处理公共空间中的冲突,却无法插手夫妻父子婆媳兄弟之间的家长里短。于是这个沉重的生命问题又被轻飘飘地悬搁在社会生活之中。

  但国内外的学者们始终关注着中国自杀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自杀研究是随着自杀现象的增加而发展起来的。对中国自杀的研究多沿用西方自杀学的传统,从精神医学和社会学两个角度进行。在这样的考察中中国自杀现象显露出其独特性:一者,中国的自杀者中患抑郁症的比率并不那么高,费力鹏(Michael Phillips)研究所得列出的8个中国自杀预测变量也表明,抑郁症并不是导致中国自杀的单一因素。{2}那么,在中国自杀者身上,抑郁症与同时出现的其他因素是什么关系?二者,无论是精神病学还是社会学的自杀研究,都将自杀看作是某种紊乱的结果。换言之,在这种理论视角中,隐含着一种对人的“正常状态”的前设。这种理解由此涉及到西方思想传统中对人的自然状态的理解。从精神医学的发展到涂尔干的经典自杀分析,都将自杀理解为人性的二重性发生了不平衡。精神分析所讲的爱与死的本能和涂尔干所坚持的社会性和个体性,其实都是对阿伽本(Giorgio Agamben)所说的“bare life”中最高的天生神圣性和最低的固有欠缺的改写。自杀就发生在这二者失去平衡、人回归到自然状态的时候,有可能是出于人性的软弱,也有可能是以此证成人性的高贵。

  但是在中国文化中,首先没有这样深植于基督教文明的人性理解。此外,也没有一个最高的神法或自然法在思想意识中约束人们对自己的自然的戕害行为。从应用性理论到人性论解释,西方成熟的系统自杀理论在中国的案例上,似乎也失去了解释力。明明是严重的问题,在系统理论上又留下了空白。

  除此之外,在理解中国自杀时,还会发生一个更切近历史现实的问题:恰是由于80年代以来的自杀现象大幅增多,自杀才得到了较为集中的关注,自杀研究也随之开展。在家庭革命之后,被批判为压迫个体自由的父权制、等级制的制度和观念即便尚未消失得了无痕迹,也至少已远远退却。相较于从前,个人的自由和尊严、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平等在现代中国社会普遍为人所认可,得到了有力得多的保障。但是,从自杀率的上升看来,人们的幸福并没有随之同步提升。这个问题的更集中体现,是妇女的自杀。新中国的妇女革命之成功是举世公认的。但在妇女们获得了更大的平等权和自由空间的同时,农村妇女的自杀率却高于男子,这恰是中国自杀现象与西方十分不同的一点。在自由、平等等重要价值得到实现的同时,本应由此而更受保障的生命却被更轻易地抛弃了。而在个体抛开了生命的同时,这些价值也陡然失落。

  正是在这样的轻重落差之中,《浮生取义》对华北孟陬县的自杀现象展开了考察。在详细展开其叙述之前,作者充分意识到,以上种种问题并非一个或几个单一因子可解释。虽然西方的自杀理论对中国并不适用,但若谈及其可借鉴之处,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点,便是从人性观上探求对自杀现象的根本理解。而正如西方的各个自杀案例既验证也补充着相应的系统理论,从中国的各个个案中,从人们对于这些个案的谈论中,也可以期待发见能从文化上提供根本理解的线索。

  在基督教的理解中,人与所有人的关系都被切断,人首先与最高者存在根本的关联,进而才与其他造物发生关系。基于这种理解,才有了赤裸裸的“自然状态”。中国文化则保留了每个人生而既有的家庭关系,并以之为人的根本生活处境。每个人都在与全家人过日子的过程中,展开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重大生命事件,并遭遇其间的幸与不幸。于是作者在汉语的日常语言中找到“过日子”作为能与“bare life”相当的概念。{3}在普通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这是对人人皆有的最基本生活状态的描述。但“过日子”与“自然状态”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指向的是一个流动的、随时可能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的生命状态,而非“自然状态”那样不可能实际出现在生活中的静态假设。无论客观际遇或主观态度如何,“日子”总会继续“过”下去。无论带来幸或不幸的是命运的变幻还是个人人格、能力的努力,生活际遇总会在家庭关系中得到反映或施加影响,甚至家庭的变化就能大大改变“日子”的情况;而个人对这些际遇的应对,也往往以家庭为基本处所开展,家庭关系甚至有可能左右日子的好与不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文使用“过日子”一词时,总隐含着一家人共同经营生活的意思。恰是由于“日子”是在家庭里“过”的,这种存在状态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状态,在日子的流动中,家庭中人与人的关系永远牵连着个人的生活,并且往往在根本上影响着个人的幸福与不幸。

  该书的田野调查表明,204个个案中的绝大多数自杀者都不是死于公共领域的冤枉,而或多或少地总与家庭纠纷有关。虽然如前所述,家庭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生存论的意义,但落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却往往不把家庭纠纷看作多大的事。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和争吵在每个家庭都会发生,而不同于公共空间中发生的纠纷的是,这些争吵并不是真正地出于彼此的敌意,并且由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一般总能被化解到以后的日子中去,甚至还可能增进成员之间的理解和感情。然而,正是因为这样的情形,就会产生自杀原因表现出的悖谬。看似最寻常不过的、甚至像游戏一样的家庭纷争,在伤害彼此的亲密关系时着力却最为深重,以至于纷争的一方走向自杀。书中举的其中一个个案正是例证:一对夫妻原本十分恩爱,妻子受到丈夫的几句重话责备,感到十分委屈而喝药自杀。{4}人们可以观察到,同样的责备如果发生在单位或其他公共场合,一般都不会带来如此深重的委屈感。工作伙伴之间、邻里之间或是社会公共生活的各种身份的人之间,都并不期待如家庭中那样的亲密关系。恰是由于家庭的地位之重,家庭成员的一句随意的话都可能对彼此的亲密关系带来极大的伤害。这样柔软的内心情感,却由于牵系的毕竟是别人与自己的关系,因而不能完全遵循情感的逻辑。家庭政治由此走入视野。

  在更多的田野个案中,在一个自杀原因的背后能延伸出一连串家庭里的争吵、斗气、媾和、继续过日子、再次发生争吵的循环过程。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摇摆。每次争吵总是因为其中的成员感到在彼此关系中遭到了不公,希望求得公平和正义;而争吵的结果必然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胜利,以及由此而能在日子中发挥的更大的权力,从而带来双方道德资本的重新分配,于是这又为以后的日子及其间的争吵作了准备。作者在书中称这些争吵为“权力游戏”,以有别于公共政治领域的“权力斗争”,就是因为虽然每一场争吵都有胜负,但胜负本身并非争吵的目的。家庭成员之间的纷争,说到底仍然是为了维护彼此的亲密关系。每一方都想在纷争中取得胜利,也是为了让一家人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把日子共同经营下去。在一次又一次的权力游戏中,家庭中的公平和正义虽然不一定每次都能得到实现,但只要能维持一个动态的平衡,不会让某一方感到极大的不公,这个家庭就能够把日子过下去。这与公共政治中为彻底压倒对方而进行的权力争夺是非常不一样的。

  始于情感、终于情感的家庭纠纷在过程中遵循的却是权力游戏的逻辑,情感因素和政治因素也须寻得某种平衡。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就有可能发生偏差。我们在书中可以不止一次地读到,夫妻、父子、母子之间相争不下,一方就愤而喝了农药。可是对这样的自杀者来说,结束痛苦的生命可能并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更典型的现象出现在“话赶话”里:夫妻双方吵到气极,一方指着地上的农药说:“药就在这儿,你有能耐就喝,你敢吗?”在激烈的权力游戏中,为了不失败,另一方顺着话“喝就喝!”并没有想到死,就喝下了农药。{5}这个危及生命的举动完全成为权力游戏中争取胜利的办法。在这样游戏一般的过程中,生命被作为重头砝码压在了一方的道德资本上,由之预期一次胜利;若没有抢救过来,真的死了,也是“豁出去了”。但即便是真的“豁出去了”,也不是为了结束因这样的权力游戏而痛苦的日子,却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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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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