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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三定:为了时代和人民的需要而学术

——论胡绳的治学精神

更新时间:2011-02-25 16:01:37
作者: 余三定 (进入专栏)  

  

  [摘 要] 为了时代和人民的需要而进行学术研究,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和史学家胡绳治学精神最突出、最精粹之所在。主要表现为下述四个方面的特点:(1)关注现实,与时俱进。一切从发展变化着的时代、形势和实际情况出发。(2)独立思考,不断创新。胡绳既是努力营造学术自由空间的学界领导者,也是一位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独立思考、不断创新的学者。(3)信念坚定,但不僵化。胡绳真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但绝不盲从,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4)逻辑严密,说理透彻。这是由于胡绳哲学家的素养、长期学术论辩的锻炼、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才能达到境界。此外,胡绳关于学术批评的论述和实践也给我们不少启发。

  

  [关键词] 胡绳 治学精神 与时俱进 独立思考 信念坚定 说理透彻

  

  胡绳(1918——2000)既是一位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成就卓著的学问家,他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和史学家。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的6卷9册的巨制《胡绳全书》(该书于1999年获中国国家图书奖)比较完全地反映了他一生研究和写作的丰硕成果。《胡绳全书》出版后,作为《胡绳全书》补充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的胡绳的文集《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的《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的胡绳早年文章选集《童稚集》等。

  对于胡绳这位著名的学问家,我们一方面要系统地总结他的理论建树和学术成就,同时要深入地研究他的治学精神和治学特点。胡绳因病于2000年11月5日在上海逝世后,新华社于2000年11月12日发布的《胡绳同志生平》中这样评价胡绳的治学:“胡绳同志一生的研究和写作,总是注重与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相结合,因而能够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他酷爱读书,手不释卷,但又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有所创新。他的作品以言之有物、分析细致、逻辑严密、说理透彻而著称。”这段话对于胡绳治学精神和特点的概括是非常准确、精炼的。可以说,为了时代和人民的需要而进行学术研究,是胡绳的治学精神最突出、最精粹之所在。

  

  一、关注现实,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江泽民在200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所作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科学论断。与时俱进,既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与时俱进,对自己原来的观点进行丰富、完善、修正和发展;也指后人与时俱进,对前人的理论进行丰富、完善、修正和发展。总之,一切从发展变化着的时代、形势和实际情况出发。

  胡绳早期的学术研究就是十分注意与社会、与时代紧密联系的。1935年下半年起的几年里,胡绳在上海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参加中共党组织领导的文化工作,写作发表了大量的思想文化评论,从当时的时代和民族需要出发,他在文章中提倡各种倾向的文化界人士在抗日救亡的大目标下实现大团结大合作。其中的《胡适论》(1937年3月20日《新学识》第1卷第4期)对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作用和他所倡导的理性主义精神,作了公允的评价,并且特别提出,在当前的民族救亡运动中,“在反对复古,反对封建的传统,反对神秘主义的玄学,反对汉奸文化,反对一切愚民政策的战斗中间,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仍有资格做我们的战友!”这是很少见到的左翼文化界主张联合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文化人士的声音。胡绳1942年到重庆,在中国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社工作,此后发表了更多、更有影响的思想文化评论。胡绳在《评冯友兰著<新世训>》(1942年7月《文化杂志》第2卷第6号)中,指出冯友兰所倡导的“人的生活方法”,是脱离具体的社会实践、脱离具体的生活内容的一种抽象空洞的生活形式。冯友兰将“为无为”作为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项目,根据道家的“率性而为”说主张人只须随着他的兴趣去行事,不必计较其成就和效果,也就是主张人的行为的无目的性,一种绝对的反功利主义。但这在现实里是行不通的,于是又承认人的生活中还有一部分事情在道德上应该做。这道德就是儒家的一套维护封建等级制的观念。胡绳在文章中详细地分析了这种人生哲学的反理性主义倾向,最后归结说:“实际上生活在此岸,却在心理上跳跃到彼岸,对生活采取观照态度;实际上是社会的人,却想用自然的眼睛来看人世,对一切人事采取不关心的态度;实际上是自觉的人,却以无我的态度来应付人事,在一切行为中采取‘无所为而为’的态度。这难道就是冯先生向生活在这一个激烈的大时代的中国人所指示的生活方式么?难道在这时代中我们为了得到合理的生活,首先应该学会对于围绕着我们的一切事变,尽量采取不关心的态度么?”胡绳在这里的批评不仅是尖锐的、深中肯綮的,而且显示出,关注现实、参与现实变革、与时俱进,已经渗入他的血脉之中,成为了他的方法沦、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绳在《胡绳文集(1979—1994).序》中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写作生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49年全国解放以前;第二个时期,是1949年到1965年,就是从新中国建立到“文革”以前;“第三个时期是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特别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开始。在‘文革’还未终了时,从1973年起,我以全部精力写《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本专著,直到1979年才完成。”1979年以后,胡绳写作发表了大量的政论、史事评论、论学的论文和怀念先贤故友的文章,先后结集为《历史和现实》(1987年),《先贤和故友》(1995年)、《胡绳文集(1979—1994)》(1995年)、《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2000年)出版。胡绳1979年以后的理论建树突地显示在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是胡绳主动关注时代现实,自觉与时俱进所取得的学术成果。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的建树即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研究方面。“文革”结束后,知识界有一部分人从10年浩劫的回顾中产生对社会主义的怀疑,提出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这是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胡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勇气、胆识和实力,对这一时代性的课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先后撰写了《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1987年)、《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1990年)、《论中国的改革和开放》(1991年)等论文,对上述问题作了系统回答。胡绳的这些论文没有抽象地去比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优劣,而是从深入分析近代中国经历的特殊的历史过程作出论证。胡绳告诉人们,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压迫,使近代中国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列强和它们支持的地主买办阶级对中国人民的联合统治,是中国陷入落后、不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根源。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解决中国的独立问题(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土地问题(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民主问题和统一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是由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的。在民主革命取得全面胜利之后,当然不可能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按照中国的历史条件,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所能选择的最好的道路。

  胡绳1979年以后的理论建树的第二个方面,是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论述。20世纪80年代未到90年代,随着世界局势的重大变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前途和历史命运问题,成为国内外十分关心和议论的热点。胡绳也着重关心和研究了这个问题。《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1990年)、《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1994年)、《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1994年)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述。《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从百余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变化的广阔范围来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胡绳认为,从19世纪末到现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人类的社会历史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现在我们会感到马克思主义已有的发展还不能和现实生活相适应,因而感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每个真诚的马克主义者所应该担负起的任务。胡绳论述了100年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达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认为我们应该利用这些新认识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许多新问题。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就必须面对这些问题。胡绳还提出马克思主义从革命的科学发展为建设的科学的问题。建设的科学所要研究的是如何建立新社会的问题,而不是如何推翻旧社会的问题,因此它的内容绝不能限于原有的革命的科学。在建设的领域,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摆脱妨碍人们实事求是的种种思想桎梏,总结已有经验,开创新的局面。

  2001年11月,在“纪念胡绳同志逝世一周年座谈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常务副院长丁伟志教授从三个方面对胡绳晚年进行的理论研究与重大成果进行了概括:胡绳透彻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发展的理论,辩证地论证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原则,透彻地解释清楚了为什么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唯一中心;精辟地论证了只有处理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才能卓有成效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教授从罕见的“胡绳现象”,胡绳晚年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胡绳学术晚年辉煌的原因等三个方面,论述了胡绳的学术思想,他这篇发言的题目是《与时俱进:胡绳学术晚年的新辉煌》(以上均见《社会科学报》2001年11月15日)应该说,石仲泉用“与时俱进”准确地概括出了胡绳学术思想的精髓。

  胡绳为了时代和人民的需要而开展学术研究,必然会涉及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胡绳对此有着明确的认识和自觉的追求。1994年6月,胡绳在《胡绳文集(1979—1994).序》中说:“在我77岁的时候,回顾一生的写作生涯。我想说,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政治相关的(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是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的)。可以说是‘纯学术性’的文章几乎没有。对此我并不后悔。”后来,胡绳在《光明日报》(1999年1月11日)发表的《学术和政治并不绝对矛盾》的文章中进一步指出:“所谓‘纯学术性’是什么意思,不大容易讲清楚。但若干年来,学术界确实存在着避开理论,避开政治,务求进入纯学术领域的风气。当然,也有并不是为了有所逃避而致力于纯学术的。在纯学术领域取得成就是要花很大精力的,是很可贵的。我并不轻视、否定纯学术的研究工作,甚至我还羡慕、钦佩这种工作,但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意识使我心甘情愿地走我所已经走过的路。”胡绳自觉摆脱了某些学者书斋中“学究式”的研究,克服了同现实问题保持距离,仅从书本上讨生活的旧习,而把目光投射到重大的现实问题上。胡绳的学术研究更是明显地完全不同于当前学术界中较为严重地存在的为金钱而学术。而且胡绳与过去极“左”的为政治而学术也迥然有别,为政治而学术,使学术沦为政治的附庸和奴仆,实际上取消了学术,那些所谓的学问家实际上不过是宣传家,甚至沦为了阴谋家;胡绳则是始终保有学术的自主性,以学术去主动地关心、关注、研究政治,推动和促进政治健康地发展。

  

  二、独立思考,不断创新

  

  作为整体的社会特别是学术界要有学术自由,作为个体的学者则要努力做到独立思考,二者紧密联系,互相影响。学者只有独立思考,才能不断有所创新,才能推动整个学术事业的创新、发展、繁荣。

  胡绳早期就是学术自由的积极倡导者。胡绳发表于1937年的《我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思想的意见》(《新学识》第1卷第7期)就明确地指出:“思想的各种各样并不是危机,倘若任何一派思想要靠政治力量和武力来强近地灌输到民众中去,使他们盲目地信仰,那才是危机!”“一定要各派思想都在抗敌救亡的大目标下自由地发展,这样才能保证中国思想的活泼的发展和光明的未来。”1991年胡绳在一篇访谈录(《读书》1991年第9期)中特别提到上述这篇文章,他说:《我对于现阶段中国思想的意见》的“题目不大引人注意。当时,在《新学识》杂志上,我的一个朋友写了一篇文章,认为既然要求抗战,各方面都有抗日的共同要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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