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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巍:胡适与“层累造成”的文学革命史

更新时间:2011-02-21 11:34:18
作者: 程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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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的胡适开始以“科学的史家”自居了。7月他在某大学演讲,倡导“疑古的态度”:“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本着这十字方针,他无须多少证据就断言“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个字可以信的。以后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并笑那个“山东老学究弄伪”。听众断不会认为他在信口开河。读过《中国古代哲学史》的,谁不记得封面印着“胡适博士著”,连德高望重的蔡校长在序中也敬赞“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

  三年后疑古派兴起,胡适盛赞顾颉刚的“古史层累造成说”,名之为“剥皮主义”,“研究那一层一层的皮是怎样堆砌起来的”,并教训其论敌要有“历史的眼光”,“历史家只应该从材料里,从证据里,去寻出客观的条理。如果我们先存一个‘理’在脑中,用理去‘验’事物,那样的‘理’往往只是一些主观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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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说这位“科学的史家”为自己参与的一个事件撰史时,会少一点主观性。与证据大多湮灭的古史不同,文学革命乃当代事件,文献档案犹存,甚至不劳他各处查找,去趟黎锦熙家就行了(他保存着文学革命几乎所有相关史料乃至胡适1916年秋从纽约寄出的一张明信片)。

  但他只求诸己。1922年2月6日日记:“开始做《五十年的中国文学》一文。此文看似容易,其实不容易。平常收集的材料也不多。”但这不能阻止这位主张“上天下地去找材料”的考据家即刻下笔,笔走如飞。他并非整天写作,还得上课、应酬等。3月1日进入第10节“文学革命的历史”写作,两天后完成,所用史料均与他个人有关——他的《留学日记》、几卷《新青年》等。既然胡适的动机是把“文学革命的历史”写成“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的历史,这些材料就够用了,因为想象力可以弥补余下的一切。他先有了一个“理”,再以其文学革命史证明此“理”。此“理”见于1918年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没有一种国语是教育部的老爷们造成的。”或者:“没有一种不是文学家造成的。”他说这是“我这几年来研究欧洲各国国语的历史”所得结论。

  他并没研究过欧洲各国国语史,只读过英国学者薛谢儿的《文艺复兴》,但读得草率,连“national language”(民族语)都误解成了“国语”,所以他才说但丁为意大利“造了国语”,而原书是说但丁以民族语写作提升了民族语的声望。其时意大利尚未有国,何来国语?彼得·伯克说:“意大利在1860年统一为一个国家时,知道并使用托斯卡纳标准语的人只占总人口的2.5%。”意大利还有其他方言,且均有其“但丁”,而一种方言获得国语地位,非靠国家权力(教育部的老爷们)不可,此乃国家统一政治,而非“语言的自然进化”,对欧洲各国国语史研究有年的霍布斯鲍姆因此说“国家政权在其中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亦强调“基本出于行政的理由,这些王朝以或快或慢的速度确定了某种方言作为国家语言”。

  胡适先存了一个“理”,那与之相背的有关“国家政权在其中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的大宗史料就可弃之不顾。当其《五十年》发表后,遂流行这种说法:“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这并非他初次为文学革命写史,1919年他在《尝试集·自序》中就以其留美日记为材料写了“文学革命国外发生史”,并在1933年将其扩写成《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而“文学革命的历史”则在1935年被他扩写成《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论。他还利用该集主编之权,将非史料的《逼上梁山》列于该史料集首篇,说“其实后来许多革命理论的纲领都可以在这里看见了”,以建构文学革命的谱系。后来他将两文合为《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出版。

  它讲述一件在历史现实中不可能发生之事:自1916年胡适在美国发动中国文学革命,一班文学革命者集于蔡元培治下的北大,对文言发起攻击,其间虽受林纾等“守旧党”刁难,且守旧党与当权的安福系沆瀣一气,欲以武力压制文学革命,但革命还是“轻轻俏俏地成功了”,“白话一跃而升格成为国语”。如此,胡适就把一种政府主导的行为写成了一种私人的言论行为,一场通过“公共领域”里的辩论而赢得的革命。

  不可能发生之事经由不断重复而变成“史实”,如唐德刚谈到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卓越的贡献”,说“正式把白话文当成一种新的文体来提倡,以之代替文言而终于造成一个举国和之的运动,从而为今后千百年的中国文学创出一个以白话为主体的新时代,那就不能不归功于胡适了”,“白话文运动,在他画龙点睛之后,才走上正轨;从此四夷宾服,天下大定”,并说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唯一没有枪杆子做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这把胡适写成了巫师。

  但唐德刚这番评价实际出自胡适。研究新文学史编纂史的黄修己说:“看至今所出各种新文学史著作,讲文学革命大体上都离不开胡适讲到的这些内容。这说明胡适的《五十年》对文学革命史实的概述,已经是比较完整的了。”前一句是事实,但不能逻辑地证明后一句。这些文学革命史写作的高度相似性来自其同源性——同源于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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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的历史观有一弱点:迷信文章的力量,仿佛文章一出,天下就将改变颜色。其文学革命史也就相应成了“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的内容摘编。这一点早见于1912年他对辛亥革命的评论:“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工日,全球革命时’,此两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不出一月,他读到一本私人日记,又将“第一大功臣”转赐他人:“读朱芾煌日记,知南北统一,清廷之退位,孙之逊位,袁之被选,数十万生灵之得免于涂炭,其最大之功臣,乃一无名英雄朱芾煌也。”

  这一弱点因其“好名”心理而加重。他发明了一种“欧洲各国国语史”,然后照此将自己写成中国的但丁,但犹觉不足,还要把自己写成面对“枪杆子”而无惧色的英雄,于是就把“国家政权在其中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改为“反动角色”。这已是作伪了。他似乎有作伪之习,如冒充博士,冒充“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的后人。这种习惯会波及其历史写作。

  奇怪的不是他作伪,而是其“伪史”一直被当信史供奉。五四之后,一切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抢得一点道德资源的政党及人物都必须与五四前后控制北京政府的那个军人政客集团(安福系)划清政治的和历史的界线。哪怕1919年底徐树铮以一旅之师收复了因沙俄策动而独立的外蒙的主权,也仍被各种动机的反对势力骂为卖国贼,以致孙中山都为其鸣不平,誉之为“陈汤、班超、傅介子”,谓“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此宜举国懽忻鼓舞不已。然环视闾阎,颂声寂然不作。此无他,内部之关系,过于边陲;心腹之忧患,重于枝末故也”。恐怕原因还在于这一奇功乃由安福系首领完成。同样,照革命史学的先定逻辑,北洋集团怎可能与其历史意义竟使辛亥革命逊色的文学革命发生关系——除非是对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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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胡适文学革命史最早提出质疑的却是1923年的陈独秀,那时他已习惯从“经济史观”看待历史事件成败,自然对个人意志论不满,遂致信胡适:“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

  肯听章士钊的崇论宏议的大有人在,尤其是在江南地区,而比起北方来,江南更加“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教育部负责巡视南北各省国语推广情况的黎锦熙发现,北方顺利,南方则不同:“南方各省,因为国语文不如北方之为本地风光,所以有些学生底家庭极端主张仍读文言,因之出版界投机的小学文言教科书,在两三年内出得很不少。”这促使听令于北京政府的当地文学革命军采取暴力行动。1925年底,苏浙皖三省师范小学教员在无锡召开大会,代表们把四处搜罗来的文言教科书堆于无锡第三师范操场,付之一炬,并宣读宣言,称焚书乃“尊重教育法令”之举,“国家对小学教学国语既十分提倡,我们尊重国家法令,小学校就不应当再教文言”。白话文的局面是这样“干”成的。

  陈独秀本想以经济史填充胡适文学革命史的空洞,但“人口集中、产业发达”或能解释文言的衰落和“通俗语文”的流行,却无法解释——如在江南地区——这种通俗语文为何非得是被江南人贬为“老妈子的话”的北方官话,而非南方官话或其他本地方言,即不能解释白话与一大帮竞争者的此消彼长的关系。经济条件与白话文局面大有关系,但这种关系是间接的。一定的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为中央政府整合全国教育体系创造了条件,使其有可能以强制方式向全国推行白话文。

  胡适当时未答复陈独秀。1932年后,两人境遇发生巨大变化:胡适已转向南京政府,而陈独秀则因散布包括“经济史观”在内的“危险思想”而被囚于南京监狱。胡适写道:“我们若在满清时代主张打到古文,采用白话文,只需一位御史的弹本就可以封报馆捉拿人了。但这全是政治的势力,和‘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无干。当我们在民国时代提倡白话文的时候,林纾的几篇文章并不曾使我们烟消灰灭,然而徐树铮和安福部的政治势力却一样能封报馆捉人。”然后,他将“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的功劳分了一点给“革命的先烈”:“幸而帝制推倒以后,顽固的势力已不能集中作威福了,白话文运动虽然时时受点障害,究竟还不到‘烟消灰灭’的地步。这是我们不能不归功到政治革命的先烈的。”到1957年,他又剥夺了“革命的先烈”的功劳,指责国民党因秉持“革命的先烈”的民族主义,“虽然执政数十年,但是它对推动这一活语言和活文学的运动,实际上就未做过任何的辅导工作”,对“这项运动的停滞和阻扰,是无可推卸其责任的”。既然他说从晚清政府中经民国北京政府一直到民国南京政府的历届中国政府都阻扰白话文运动,那就强化了白话文运动的非官方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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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胡适对“革命的先烈”的指控是有根据的: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当然不能听任中华以“胡言胡语”为国语。据革命头号语言学家章太炎研究,“华夏正音”留存于南方,尤其是长江一线。同样的语言政治学考虑使太平天国也曾对满清试图以北方官话为中国“正音”发布檄文称:“中国有中国之语言。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实际上,“革命的先烈”谋求恢复华夏主权的政治复国主义与其欲使北方在文化上“南方化”的文化复国主义有着深刻关联。

  南北方对“国语”的争夺,是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令北京统治者感到头痛的,是如何才能建立起对于江南倨傲不逊的上层学界的政治控制。”孔飞力说,“如果有什么人能让一个满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鲁的外乡人,那就是江南文人。”但1917年后的胡适认为北方蛮族才代表新文化,他自然不认同南方的“文化复国主义”,其《国语文学史》说:“从文学史上看起来,文学的南方化是一件不幸的事”,“南方是中国古文化的避难地”,是“旧文学的中心”,“北方就不同了”,北方被众多强悍的外来民族征服,“旧文学跟着旧文化跑到南方去了,旧文学在北方的权威渐渐减少;对于那些新来的,胜利的,统治的民族,旧文学更没有权威了”,“在这个旧文学权威扫地的时候,北方民间的文学渐渐的伸出头来,渐渐的扬眉吐气了”。

  如果说满清在其统治的前二百多年在南方文化前抬不起头,那当时来运转时,它怎会违背自身利益而压制白话文运动,拒绝将自己势力中心所在的北方的官话升格为国语,以之统一南方,使南方“北方化”?太平天国之时,南京的几次屠城使本来作为帝国官话的南方官话的地理中心受到重创,而以北京话为中心的北方官话则取而代之。这为清政府的“国语统一”创造了条件。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监吴汝纶在致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信中道明“国语统一”的政治动机:“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此为国民团体最要之义。”他建议以北京话为统一之具。清政府遂启动以北方官话统一全国语音和语文的行政进程。1903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称“各国言语,全国皆归一致,故同国之人,其情易洽”,“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扞格。兹拟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其练习官话,各学堂皆应用《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圣谕广训直解》乃纯白话。

  清政府甚至动用经济手段刺激白话文运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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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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