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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也扬:走出庐山看庐山之难——读龙应台著《大江大海1949》

更新时间:2011-02-18 13:35:27
作者: 王也扬 (进入专栏)  

  

  (作者按:这篇书评写于一年多以前,其时龙应台的新著《大江大海1949》虽不能在大陆出版,但书评却可以发表。我的这篇书评,对龙著略有一点批评,几家平面媒体均不愿刊载。今见李敖的新书《大江大海骗了你》,我的意见没有他那么刻薄,也有某些相同点,即感到龙著对历史的反思还不够到位。如今海峡两岸关系走到了应该跨出下一步的时刻,在这里,回到历史并且反思历史,从而迸发超越自我的勇气和智慧,似乎已是中国人绕不过去的关隘。如果有这种勇气和智慧,那么中华民族就能够在21世纪崛起于世界的东方,反之则一切皆为空话。现将这篇书评在网络上发表,龙先生如果能够看到,欢迎她做出回应。)

  

  去年(指2009年),祖国大陆与台湾跨过了“两岸关系一甲子(60年)”的年份。在这个年份到来前夕,2008年12月3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讲话称:“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而是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这段话告诉人们:两岸问题,是由中国内战的历史问题“遗留并延续”下来的。要解决两岸问题,反思历史是绕不过去的课题。也是在这个时候,台湾作家龙应台出版了一本书《大江大海1949》,在海外华人读者中很轰动。笔者素仰龙先生的文章,便托人把她的这本新著买来细读,读罢却有些许遗憾。遗憾者何?即感觉龙先生对历史的反思还有那么一点没有到位。于是想起上世纪90年代笔者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发过的一番议论,认为其最大的困难,莫过于这段历史离当代人太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代人很难摆脱自身的立场、情感、利害与历史的直接关系,从而不能不影响到对历史问题的认识。笔者那时还说,所幸我们正在跨越告别20世纪的划时代的界碑,随着中华民族终于走上正确的复兴之路,冰山为之消融,恩仇为之相泯,这也使历史学家开始获得走出庐山看庐山,在更高更宏远的视野上纵观时代风云,评说千秋功罪的条件,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新的突破的机遇所在。(参见拙著《我们关心的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5—286页)现在看来,这般估计稍显得过于乐观了些。

  龙先生的书,写的是1949年中国内战失败者一方如何经历千辛万苦,撤退台湾的故事。开卷明义,作者这样道来:“如果,有人说,他们是战争的‘失败者’,那么,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正是他们,以‘失败’教导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战争,有‘胜利者’吗?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在书的最后,龙先生又这样总结道:“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来,没有一声‘对不起’。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姐妹?”看得出来,龙先生选择了一个最高位的站立点,用人道主义批判了世间所有的战争。可是,大江大海,1949,应该由谁来说一声“对不起”呢?龙先生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显得有些含糊其词,到了也没有说明白。如果失去了对战争责任者的批判与反思,这种对战争的批判岂不空泛而无力度?

  大家知道,60年前发生在中国的那场内战,当事双方是国共两党。如马英九先生所说:“共产党和国民党自建党以来就争斗至今,双方都付出重大的代价。”令人费解的是,这两个党都是中国近代以救国救民为宗旨而成立的革命党;1920年代两党同受苏联共产国际的扶植;其时两党的党员骨干很多都是五四爱国青年;两党的纲领也曾经差别不大(中共于1940年代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又称“真三民主义”,即比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还三民主义)。那么,这两个革命党为什么非要杀个你死我活呢?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大概都会思考这个问题。

  吴思先生发明了一个词汇,叫“血酬定律”,说中国历史上的生存游戏规则,就是谁流血牺牲谁就要求获得酬报,其相互之间必然排他。其实,中国历史上的这种现象,有一个至今仍被吾国吾民认为天经地义的说法,即:“打天下者坐天下”。这个说法,和“杀人者偿命”一样,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是理所当然的。说国共两党在历史上你死我活的厮杀,受了中国传统政治规则——“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支配,这一点恐怕很难加以否定。以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为例,其原因虽然可以列出多端,譬如共产国际不谙中国国情的错误指挥,套用别国经验搞国共“党内合作”,不适时地要求中共开展土地革命,人为制造了两党之间的不少矛盾;中共政治经验不足,工农运动出现“过火”,导致北伐阵营内部的不满;蒋介石搬来“革命是非专政不行的,一定要一个主义,一个党来专政”的主张,不允许党内有党,等等,然而透过这些,似乎更加根本的,是当时在国民党内部,任谁都看得明白“最能奋斗的是共产青年”,于是“以两党党员混合革命,小党胜于大党为忧”(蒋介石语)的防范、排斥之心日增。孙中山逝世后,一些“联共”政策的反对派陆续抬头:戴季陶公开发表反共言论;西山会议“老同志”提出“离共”主张;蒋介石则猜疑汪精卫受苏联顾问季山嘉和中共支持要搞掉他,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又在党内通过限制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随着北伐军攻占长江流域,国民党分裂成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和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中共受到宁汉双方的忌恨与猜疑,形势愈加险恶。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清党,大肆捕杀共产党员。7月15日,汪精卫决定“分共”。宁汉终于实现合流。8月1日,中共被迫举行南昌起义,国共彻底破裂。在“清党”中,国民党用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政策来对付昔日的战友,据不完全统计,仅1927年下半年,就有30多万人被杀,其中中共党员约2万6千余人。陈立夫晚年也承认,当时“无辜人民之遭害者不计其数”。后来毛泽东总结说,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的政治上的自由权利。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 。这是拿血换来的经验。

  我们再来看第二次国共合作。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国共两党又回到国内政坛的搏弈。作为国共和谈调停者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怎么也搞不明白:两党既然在和平建国、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等大的原则问题上没有异议,何以在细节问题上纠缠不休。按照马氏的理念,中国应该建立美国式的民主政体,然而,马氏的设想在中国压根没有基础。因为,在一个武装的执政党——国民党的眼中,没有武装便没有“真正的反对党”,像民盟那样的非武装党派,其反对党的地位如蒋介石所说“不能算数”。这样,马歇尔自己给自己出了一道解不开的题:没有真正的反对党,这不符合美式民主制;而真正的反对党在中国则必须拥有武装,这又不符合美式民主制。结果,马氏的调解只能以失败告终。(参见邓野著《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抗战结束后,中国社会人心的最大愿景是和平建国,作为国民党政治领袖的蒋介石,并非不明白这些。因此他同意开政协会议,也支持国方代表与共产党等其他政治力量协商制宪。在政协协议通过后,中共一度认为“和平民主新阶段”到来了,甚至准备把中央机关从延安迁往苏北,以便参加南京政府的工作,可见和平的诚意。然而国民党内“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根深体蒂固,如蒋介石所说,本党一般同志的普遍心理认为,“自从总理领导本党革命已经五十二年了,本党同志前赴后继,牺牲奋斗,为我国取消了不平等条约,获得了抗战最后的胜利,但现在还要受各党各派来处分。”既然不愿与他人分坐天下,那就必须用武力来剪灭异己,国民党内主战派十分猖獗,政协协议最后遭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否定。其实,“打天下坐天下”思想也是蒋介石自己加以贩卖的。1944年,他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反复强调的只有一条: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中共则针锋相对,提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后来毛泽东在中国前面加了一个“新”字,广为传唱)。这样,两党决一死战在所难免。平心而论,虽说一只巴掌拍不响,国共双方对内战爆发都负有责任,但发动战争的主要责任在国民党,这是明摆着的历史事实。反思历史,不能不承认这种事实。对历史负责的政党,不能不对历史上的过错说“一声‘对不起’”。唯有如此,其下一代才有理由“为荣”。

  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国中唯一在战后爆发内战的国家。在龙应台先生的书中,二战与中国内战,其“正义或不正义”可以“不管”,然而以近代史研究为职业的笔者,却难释对战争性质、责任、意义的判断与思考。在60年前被叫做“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大决战”中,数以百万计的中国青年(大部分是农民青年)付出了生命(据说刘伯承元帅因此而不忍回忆自己打过的那些胜仗);战争使无数家庭骨肉离散,赤县神州分裂至今。笔者不讳言属于龙先生所谓“胜利者”的下一代,看过老照片上身穿列宁服的父母辈当年那种“新中国是我们的”灿烂笑脸,也见到了他们后来“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粗知天命”(胡绳先生语)的艰难“求真”历程。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那些曾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人们及其后代,要有超越自我的勇气,达至新的真理境界,并付诸切实的行动,才能对民族,对历史有所交待。

  走出庐山看庐山,真的那么难吗?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史学理论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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