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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南生:蒋翊武:被遗忘的辛亥革命总指挥

更新时间:2011-02-17 17:14:27
作者: 袁南生 (进入专栏)  

  

  对于辛亥革命来说,蒋翊武的地位举足轻重。没有他作为总指挥的一声令下,武昌起义的枪声也许并不会在那个特殊的时刻响起;没有他继黄兴出任总司令,武昌起义的胜利果实也许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早就得而复失。蒋牺牲后,孙中山高度评价说:“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

  1884年12月,蒋翊武生于湖南澧县一城市平民家庭,20岁时加入革命团体华兴会,参加华兴会起义,由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911年1月,他在湖北新军中组织革命团体文学社并担任社长。文学社迅速发展成为武汉地区最有影响的革命组织,1911年9月,与另一革命团体共进会联合,组建武装起义总指挥部,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经浴血奋战,首义成功,推翻了数千年封建帝制。随后,蒋翊武先任湖北军政府军事顾问,嗣继黄兴任总司令,直到南北停战议和。1913年回湘策动反袁,失败后在广西全州被捕,10月就义于桂林丽泽门外,享年不到29岁。蒋牺牲后,孙中山高度评价说:“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今天,我们还可以在桂林看到一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那就是“蒋翊武先生就义处”。1921年12月,孙中山出师北伐,在桂林时专程到蒋翊武殉难处凭吊,下令修建纪念碑,并亲笔题写了“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刻在该碑正面。据查,孙中山在对众多革命烈士的封号中,唯有蒋翊武享受“开国元勋”的殊荣。1916年7月,蒋翊武灵柩迎归湖南,葬于岳麓山上。

  

  策划起义的实干家

  

  对于辛亥革命来说,蒋翊武的地位举足轻重。没有他作为总指挥的一声令下,武昌起义的枪声也许并不会在那个特殊的时刻响起;没有他继黄兴出任总司令,武昌起义的胜利果实也许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早就得而复失。蒋翊武对完成武昌起义的组织准备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武昌起义主要是新军中革命力量的起义,文学社完全是以士兵为主体的军中革命组织,是在其前身振武学社、群治学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新军中力量最大。蒋是文学社的创始人和领袖。1911年1月30日,正是农历春节,蒋翊武、詹大悲等在黄鹤楼举行会议,宣告文学社成立,蒋被推为社长。文学社的宗旨是“推翻清朝专制,反对康、梁的保皇政策,拥护孙文的革命主张”,因此得到广大新军士兵的拥护,入社人数与日俱增。文学社人员在新军中长期忍耐,扎根在士兵中间,埋头苦干,一个人一个人地争取,不断积蓄力量,使文学社成了一支组织严密、机构健全、运转灵活而又能独立作战的队伍,为推翻清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蒋制定了一系列组织建设和革命运动的方略,把工作重点放在革命力量比较薄弱的第八镇,利用一切机会和关系,亲自深入各标营士兵中,反复进行革命宣传,发展社员,壮大力量。同时还分派社员到湘、川、皖、苏各省新军中为联络员,又于军队之外,建立机关部、通讯部等秘密组织。随着社员的迅速增多和起义时机的日见临近,一些小的革命团体陆续并入文学社,也促使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联合。文学社和共进会是武昌起义的两个主要革命团体,为统一革命组织,壮大起义力量,5月10日,蒋翊武在文学社会议上,主动提出与孙武领导的共进会合作,随后立即派刘复基前往洽谈,从而使两大团体成功实现联合,由此奠定了起义成功的组织基础。

  蒋翊武落实了武昌起义的军事准备。文学社吸收和发展社员主要以新军士兵为对象,因此,文学社组织发展的过程与在军事上准备武昌起义的过程是一致的。文学社成立后的半年中,它的细胞组织几乎已布满湖北新军各部队,社员人数几乎达到湖北新军的三分之一,到武昌起义前夕已经成为湖北新军中人数最多的革命团体。与此相比,共进会深入新军内部,要晚得多。为密切与新军关系,促进新军反正,蒋翊武与刘复基等亲自入黎元洪部当兵,在士兵中进行活动,吸收了不少社员。另一方面,黄花岗起义、成都保路运动风潮,使蒋翊武认为革命时机日趋成熟,便加紧策划武昌起义,在8月亲自制定了起义计划。因此,尽管在武昌起义的前一天晚上,蒋翊武发布了第一号武装起义命令之后,出现了总指挥部遭到破坏,他被迫转移,刘复基也惨遭杀害的意外情况,起义军还是执行了蒋原来下达的命令,一夜之间使起义如期成功。这是蒋脚踏实地为起义作了充分军事准备的结果。

  蒋翊武为武昌起义的舆论准备作出了独到贡献。蒋以文学社经费资助《大江报》,使之成为文学社机关报,为武汉地区革命运动大造舆论。他确定了报纸面向新军,扎根基层,以广大新军下级官兵和劳动群众为主要宣传对象的原则,给各标营“送义务报一份,以供同志阅览”;在各标营设立特约通讯员和分销处,建立通讯网;为照顾不同水平的读者,规定了文章尽量使用浅近白话;报纸新闻大多直指克扣军饷,官僚内幕以及不合舆论之处,使新军士兵与文学社心声相应,思想迅速革命化,“军中官长畏报如虎,恨报刺骨;而士兵同志乃信仰益深,志向益坚。《大江报》之声誉因之与日俱增,销路大畅”。8月1日,军警查封了《大江报》,但《大江报》的宣传功效已深入武汉人民心中,为武昌起义的爆发起到了极大的舆论推动作用。所以,武昌起义能在新军士兵中首先发动,是与蒋大造革命舆论分不开的。

  蒋翊武推动完成了武昌起义的领导准备。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文学社便与共进会订立正式联盟,共谋起义。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雄楚楼10号,正式举行联合会议,决定成立统一指挥、统一计划、统一行动的最高机关———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还集中讨论了起义方案:一致推举文学社的蒋翊武为起义总指挥,共进会的孙武为参谋长;革命军总指挥部设于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总机关部内;总指挥部下设军事筹备处于武昌,设政治筹备处于汉口;制造炸弹的秘密据点设于俄租界汉口宝善里14号,由孙武主持。派居正、杨玉如二人赴沪,邀请宋教仁诸人来鄂主持大计。

  

  揭竿而起的总指挥

  

  1911年10月9日凌晨,蒋翊武由岳州驻防地赶回武昌,立即与刘复基在小朝街机关部召集各标营代表商议起义事宜。临近中午,突然传来孙武在汉口带人制造炸弹失事,机关遭到俄租界巡捕破坏,起义名单、旗帜、文告落入俄巡捕之手的消息。于是,蒋立即以总司令名义下达“十条十款”起义令,命令在当晚12时整,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一齐行动。命令由龚霞初等人用复写纸誊写二三十份,下午4点由专人分送到各标营,蒋还特别嘱咐给炮队送命令的同志:“事关全局,最为紧要。”同时,蒋发函岳州,准备响应。当晚,小朝街总指挥部遭到破坏,蒋翊武与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人被捕。蒋因蓄有长辫,身穿白布长衫,貌似乡野学究,警官对其未加注意,随意将他押在花园里,他在同志的帮助下越墙逃走,刘、彭、杨三人于10日凌晨惨遭杀害。然而,给炮队送命令的同志因故贻误了时间,起义炮声未响。

  蒋脱险后,于10日天亮时即派胡培才等人去各标营传令:改在当天夜间,依照九日原令起义,以争死生于须臾。接着又于午前9时半,连续下达“攻击之合同命令”、“给水攻队之命令”、“给火攻队之命令”等五道命令。晚上8时,工程营在营代表熊秉坤带领下打响了首义第一枪,各路勇士纷纷响应,迅速占领敌署,清吏望风而逃。自此,武昌首义成功。驻武昌城内外新军合计约4000人,除少数营队外,都参加了起义。参加起义的第

  31标第二营右队严荣华说,武昌起义之所以能在一夜之间取得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蒋在10月9日果敢地发布第一道起义命令是非常重要的。革命党人在接到命令后,早就有了起义的思想准备,各标、营代表,即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中、下级干部们,既明白了起义的全盘计划,又了解到本单位的作战任务。

  文学社在武昌起义中起到了主导作用。据考,在总指挥部与军事筹备处关键性的43个职务,总共由33人分担。这33人中,文学社成员占20人,共进会仅8人,拥有双重会籍者5人。共进会成员,主要承担草拟文告、制定旗帜、配制炸弹等事务。

  起义成功后,蒋翊武积极推动各省反正,由此引发了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他在刘公、孙武等领导人不在的情况下,独自承担起指挥的责任,按照起义前约定,立即派人赴湘,敦促湖南革命党人即刻举义响应。湖南都督府首任军务部部长阎鸿飞回忆道:“武昌起义的第三天,湖北派蓝综、庞光志到长沙,携有蒋翊武的介绍信。他们先到体育社找焦达峰、阎鸿飞两人。”10月28日,黄兴抵达武昌出任战时总司令,蒋翊武为总司令部经理部长兼顾问,协同指挥阳夏战争,调度全军后勤。当时汉阳民军约在13000人以上,后增到2万余人,另有民夫数千人修筑工事,全部给养由蒋负责。蒋还协助黄兴将汉阳民军整编为第一军,在汉阳四面设防,亟谋反攻。黄对蒋十分倚重,称赞他“智勇双全”。

  11月27日,汉阳失守,黄兴辞职赴沪,武昌危在旦夕。当黎元洪准备放弃武昌时,蒋翊武与张振武坚持“与武昌首义名城共存亡”,蒋在众人推举下,以监军继任总司令。接着,他命张廷辅等沿江布防,又派董必武等率兵重创清兵,使武昌转危为安。

  

  高风亮节的革命家

  

  蒋翊武不争权。作为武昌首义的总指挥,蒋翊武理所当然应该在军政府中担任重要的职务,但是,在共进会的操纵和蒋翊武缺席会议的情况下,军政府给蒋预留的位置却只是军务部副部长,担任起义军参谋长的孙武地位反在他之上,成了军务部部长。不少共进会的人,甚至非革命党人也担任了政府其他部的部长。蒋翊武却认为无关紧要,因为革命的目的不是争权夺利,而是推翻清廷,建立共和。于是,他把精力投入到了汉口军政分府的建设、汉口保卫战和汉阳保卫战中。当军政府对武昌防御忧心忡忡之时,蒋翊武受命于危难之际,继任总司令,对武昌防御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南北议和,枪声刚停,某些政客不甘心他出人头地,马上策划以老同盟会员谭人凤取代了蒋的总司令的职务,使蒋大权再次旁落。蒋又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得失,毅然出任“北军招抚使”,积极策反北军,且卓有成效。如果不是他不争权,文学社和共进会就难以融合,武昌起义的历史也许要重新改写。

  蒋翊武不拉山头。首义领导者中,以“三武”最有名,其中孙武是同盟会员,在南京临时政府组建时期,他到南京向孙中山跑官不成,怒从心起,到上海拉拢一些失意政客和军人,创立“民社”(口号是“反孙倒黄,捧黎拥袁”),完全与同盟会撕破脸。张振武曾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在武昌起义和湖北军政府建立过程中,曾是一位坚定的革命党人,但他的思想认识水平却停留在比较狭隘的层面上,后来也是“民社”的发起人之一,许多言行明显倾向于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当孙中山被迫下野,同盟会处于困难之际,唯独蒋翊武立场坚定,不改初衷,继续追随孙中山,将文学社整体加入同盟会,这是他有别于另外“二武”的一个根本方面。一向压抑文学社的共进会成员李作栋说:“三武比较起来,孙武不如振武,振武不如翊武。翊武纯朴,即敌对者亦表示好感。”还说:“刘公才干不如孙武,孙武品质不如翊武。”

  蒋翊武不搞特殊化。当军政府设部授官时,曾打算对官长实行高薪,蒋翊武带头竭力反对,最后决定自都督以下各官概支月薪20元,班长12元,士兵10元。这个规定表现了蒋和起义初期革命志士们积极向上、公而忘私的革命精神。

  蒋翊武不图虚名。蒋翊武曾被中央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他推辞没有接受。回乡省亲时,澧州将县城“多安桥”改名“翊武桥”,将东门改称“翊武门”,将正街改称“翊武街”。然而,蒋并不希望这样做。他从长沙乘船到津市,然后弃舟步行20里,悄悄地绕道回到了家里。次日,澧州要员纷纷来家拜访,他对乡人申明,自己“无功可纪,不得享此殊荣,将通衢要道冠以己名尤属不妥”,希望把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桥梁、街道、门楼恢复过来。

  蒋翊武不怕死。二次革命爆发时,蒋翊武在给父母的诀别信中表示:“儿誓志杀贼,保障共和,否则不生还也。”他讨袁失败、不幸被捕后,袁世凯电令广西方面将他就地枪决。蒋看了电报,索纸要笔,为遗腹子取名,留下三封遗书和四首七言绝句,表达了他对民族前途命运的忧虑及对后人的期待。第二天,被押赴桂林丽泽门外行刑时,士兵环立,围观者无数。蒋端坐于大红毡上,向观众宣讲革命,听众动容,有些为之痛哭。行刑士兵凝神静听,迟迟不肯开枪。领头的排长见状,担心有变,突然从背后向蒋开枪。时为1913年9月9日。湖北革命党人温楚绗回忆说:蒋“从容就义,无半点乞怜,尤令人肃然起敬”。

  

  身后寂寞的先驱者

  

  蒋翊武本来应该是一个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第一,他成功地开创了一条策反和改造新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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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纵横》2011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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