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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明:合作主义与国民意识形态——兼评“精英联盟”论与“反精英主义”

更新时间:2004-08-20 09:00:00
作者: 陈子明 (进入专栏)  

  现在需要讨论的是以下两个问题:其一,合作主义是如何帮助形成精英制衡格局的,而在康晓光设计的“合作主义国家”体制中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精英制衡?其二,自由民主体制所提供的民众制衡究竟是有利于社会公正还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单一阶级专政”?

    

  首先,我们要把合作主义思想与合作主义体制区分开来。前者是广义民主思想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后者则可以分为两类:民主型合作主义国家与专制型合作主义国家。

    

  克劳奇(Colin Crouch)和多尔(Ronald Dore)认为,合作主义特定的构成要素应该有:1.契约的理念;2. 具有明显差别的群体利益和更为广泛的公众利益的理念;3.群体成员遵守纪律的理念。通过社会群体之间以及社会群体与政府之间的社会契约,这些群体获得一定的传统利益或特别利益,同时它们要做的则是利益的代表者保证它们成员的行为不影响公众的利益。米什拉在对澳大利亚1983年签署的第一个“社会契约”进行研究之后,对社会契约做出的定义是:本质上讲既是一种整合的方法,这种制度安排具有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相互兼容的能力。更广义的合作主义意味着社会成员普遍相信宽容、妥协、共赢的价值,对于承认群体利益差异基础上的合作具有共识。艾斯平-安德森(Gosta Esping-Andersen)说:合作主义的统一标准是普天之下皆为兄弟的博爱精神。合作主义固然是对所有社会阶层而言的,但如果这种理念能够在中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它的主要目标将是要求掌权者和有钱者节制并对社会底层表现出善意,而不是要后者打消维权意志和解除思想武装。正如康晓光所言,由于经济、技术和国际环境的改变,统治者目前掌握着空前强大的镇压力量,底层则面对着劳动市场上空前激烈的竞争形势,合作主义并不会使社会底层的状况更加恶化;而且,合作主义对于群体利益的强调以及对于群体利益代表与谈判机制的建构,将会为底层的维权斗争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如果说儒家的“中庸之道”可以在思想文化上构成一种制衡精英的机制,合作主义的理念当然也能够发挥类似的或者更有效的作用。

    

  合作主义(corporatism),也有人译为社群主义、社团主义、法团主义、统合主义,如果从“社会—国家”体制的角度来解析,可以划分为大相径庭的两个类型。威廉姆逊(J.B.Williamson)将之分为“专制型合作主义”和“民主型合作主义”。前者的代表是20世纪20-30年代几个欧洲法西斯国家(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萨拉查统治葡萄牙和佛郎哥统治的西班牙)和后来的一些拉丁美洲的独裁国家,包括庇隆主义的阿根廷和1964年后的巴西、墨西哥和秘鲁等。后者的代表是奥地利、瑞典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澳大利亚等。

    

  也有的学者将合作主义分成“国家合作主义”和“社会合作主义”。“国家合作主义”的共同特征是:有限程度的人民参与,政治精英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因政府特许而得以存在的利益组织发挥着政府和经济生产者之间的媒介、渠道或桥梁的作用,而政府则通过这些组织限制或控制生产者团体的独立活动。“社会合作主义”则是与议会、政党和选举等正式民主制度并存的一种政治过程和制度。它的基础是职能代表制,即代表社会经济利益的垄断组织被政府允许在商讨政府政策的过程中拥有特权地位,这种商讨过程通常是在正式的民主决策程序之外,作为对政府给予的这种特权地位的回报,利益组织则保证其成员服从利益组织与政府共同制定的政策条款。

    

  两种合作主义体制都强调社群和职业团体(相对于政党、选区和公民个人)的作用,但是发挥作用的领域和方式不同。在民主型合作主义体制中,社群的博弈和精英的制衡直接发生在政治领域,是宪政民主机制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早期合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一个政治主张,就是议会应当由职业团体的代表而不是地域选区的代表组成。在专制型合作主义体制中,政治领域是封闭和垄断的,是政治精英的“自治”区,不允许其他精英和社群介入。社群和职业团体的职责只是利益整合与利益表达,不得直接参与权力角逐和政治分配。在后一种体制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精英制衡,统治精英除了本人良心的自律以外,是不受任何政治力量和政治机制的制约的。如果资本、知识、劳动三大社群都把自己的政治权益托付给权力阶级独家“代表”,结果无非以下三种之一:后者累得要死或者被搞得精神分裂;自觉不自觉地偏袒其中一个或者两个阶级;干脆谁也不代表,就代表我自己。

    

  康晓光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团》一文中曾经勾画了从政府绝对主导的国家合作主义体制,到政府相对主导的准国家合作主义体制,再到政府与民间团体平等合作的社会合作主义体制的“分步走”策略,在这里,理想目标是社会合作主义体制。然而,在后来发表的《论合作主义国家》一文中以及康晓光与笔者的讨论中,以“权威主义政治”为首要特征的“合作主义国家”(或“准国家合作主义体制”?)不再被认为是一种过渡型体制,而是一种终极性的选择。从历史经验来看,民主型合作主义国家的社会平等程度略高于一般自由民主国家,专制型合作主义社会平等程度则大大地低于一般自由民主国家。笔者实在看不出康晓光对“合作主义国家”的青睐如何能够有利于社会公正目标的实现。

    

  在宪政民主的早期阶段(精英民主阶段),精英制衡是促进社会公正的一种重要机制,而在当代宪政民主国家里,通过大众民主的普及,民众对于精英的制衡已经取代精英之间的制衡成为推进社会公正的主要动力。一般民众在经济上处于弱势,他们最需要通过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力来取得一定程度上的弥补和均衡。资本家不喜欢民主而中等以下阶层的民众则对民主寄以希望,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并非香港及中国大陆的特殊国情。发达国家相对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绝不是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恩赐,而是英国宪章运动、工会运动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依靠宪政机制长期奋斗的结果。压制民主就是扼杀民众通过参政议政实现社会公正的希望。再说政治自由。康晓光曾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口头上似乎对此并不热衷,但实际上他们已经获得了充分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干预政策制定的能力。现在压制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事实上主要压制的是知识阶层和一般民众的参政积极性,保护的则是“精英勾结,盘剥大众”的腐败行为。康晓光说自由民主有利于“资产阶级单一阶级专政”而不利于达到社会公正的目标,是没有历史事实作为依据的。

  

  三、极端意识形态与中道意识形态

    

  在“五分法”的中国政治思想光谱中,康晓光、冼岩等人属于右派(参见拙作《共同底线与宪政平台——兼评冼岩的“左中右”划分》)。现在有一种非常有趣的思想现象,右派阵营中颇有一些半截子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结论却是精英主义和权威政治——或许可以把他们称为右翼新马克思主义者。

    

  康晓光说:如果没有发达的公民社团,那么即使建立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制度框架,也不能收到预期的理想效果。健全的公民社会是有效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基础。冼岩在回应笔者的文章《多元主义、宪政民主及中国问题的解法》中也说:不仅是民主和宪政的有效运行,中国社会当前最迫切的“社会公平”问题,其根本解决也端赖于中产阶级社会的发育成形。“无论民主、宪政、公平,其根本实现都端赖于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直至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载体,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笔者不是历史决定论者,但回过头看,上述思路却自然谙合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命题。”

    

  这里不想详细讨论先有发达的公民社团和壮大的中产阶级,还是先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制度”的问题,因为这非常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笔者只想提醒右翼新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也曾阐述过“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关系,强调过意识形态在工人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到“自为的阶级”中的重要性。仲大军在评述《论合作主义国家》时说:“康先生说到这里仍然没把合作主义的内涵说清楚,合作主义的实质是让精英们兼顾天下,是让社会中的能人照顾弱者,而不是利益独享。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落实基本人权,让每一个国家公民都有自己的权利,都有自己的尊严,都能在人格上得到尊重。没有这一人文基础,其他的制度设置都是空话,因此,改造一个国家,必须首先改造人们的思想,人权思想如不能普及人心,一切制度都不可能实现。所以,建立合作主义的国家必须先有合作主义的思想意识,必须先检查这个国家人权意识的差距。”

    

  “建立合作主义的国家必须先有合作主义的思想意识”,这并非只是一种理论假说,而是有历史事实作为根据的。1949年前后,日本和中国同时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建立民主政治与公民社会的历史性课题。在日本,虽然存在着资本对利润的贪婪本性,以及强大的工会运动和工人阶级每年的“春斗”(春季斗争),但主流意识形态是具有合作主义色彩的“大和株式会社”、“一亿中产阶级”,几十年下来,经济跃升至世界第二把交椅,“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制度”基本建成了,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也已牢不可破。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则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结果是拉大了与日本的经济差距,制造了在日本、韩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根本就不存在的“三农问题”,遗害至今,中国仍是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世界最高的国家(根据最新出炉的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李实等人经过数年跟踪调查完成的《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调查》)。一方面,经济外部因素完全可能拖经济发展的后腿;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并不会自动造成中产阶级或中等阶层的成熟壮大。如果没有宪政民主制度的政治约束与利益磨合,没有理性、宽容、合作的普遍社会心态,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每一次社会结构调整,都有可能扩大社会的两极分化乃至导致社会断裂,而不是橄榄型社会稳定结构的形成和巩固。可以这么说,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既是民族形成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也是阶级形成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极端的意识形态会加剧社会矛盾和紧张,中道的意识形态则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缓和紧张局面。在当代中国,右翼新马克思主义者是右翼阵营中的异数,因为作为有权有势有钱的既得利益者,最佳策略是“不争论”、“闷声发大财”,完全没有必要用什么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剖析中国现状,揭露社会不公正的黑暗面和丑陋事实。当前极端意识形态的鼓吹者主要来自左派和极左派。极端意识形态中比较老式的是“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比较新潮的则是老田(网名)的“反精英主义”的意识形态。只有在鼓吹极端民族主义时,极左和极右这两个极端的思想派别才会联起手来。

    

  老田说:“在网上我一向反对精英主义,推崇毛泽东”。他把自己所反对的精英主义定义为“利用自身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地位,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从而破坏多数人的基本生产条件与生存条件,激化社会矛盾有引发革命的危险”。在这个定义中,“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地位”是有客观衡量尺度的,是不是“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则不可能有当下的、便于检验的标准,你认为我“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我认为我“追求长远利益最大化”,最终只有掌握权柄者才能做出裁决。这就类似于毛泽东划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六条标准”了。老田争辩说,他的“反精英主义”并不是针对所有精英的,只是反对“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那一部分精英,但他在行文中常常使用全称判断。譬如说,“所谓的民主是为限制权力而诞生的,乃是中国知识精英编造的一个最大的谎言。……迄今为止,一切在中国知识精英中流传的民主言说,都是反民主的;一切要求自由的言说,不过是要求做奴隶主的自由,或者是对另外一部分人来说,是要求给他们以自由地选择或者等到做奴隶的自由。”有人专门分析过老田《看一看中国精英主义者如何为推进精英主义辩护——兼评所谓宪政纪念专辑》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作为批判对象的“中国精英主义者”与“精英阶层”被不加区分地交替使用。(参见羽毛乱飞:《精英主义者的五十五宗罪——谈谈老田的帽子戏法》)“反精英主义”意识形态与“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把火力集中在知识精英身上,后者则主要反对资本精英。“反精英主义”者的“眼中钉,肉中刺”是知识精英,因为他们是把毛泽东拉下神坛的主要力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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