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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重温革命党与梁启超大论战

更新时间:2011-01-24 09:38:24
作者: 杨光 (进入专栏)  

  即由梁先生当年首创。梁说,满人经过清朝二百多年演化,“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满人排汉是极少数满族权贵所为,非全体满人所为,满汉不平等是政治性质而非种族性质。所以,中国只需要“政治革命”(即“要求立宪”),不需要悖情悖理的“种族革命”。

  在《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这几篇最重要的论战文章中,梁启超指出,革命难免杀人流血,终究是不祥之事,是国家和人民的“大不幸”;在国内,革命易生内乱而酿分裂之患,对国外,易招干涉惹瓜分之祸;又“革命复产革命”,大乱之后易生恶政,人民最终只能将自由奉于一人或一党之手以苟全性命与财产,“此则民主专制政体所由生也”;且破坏之后建设不易,革命的成本代价不可能一笔勾销,终必由子孙后代加倍偿还。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轻言革命。汪精卫以《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和《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进行反驳(此二文有孙中山的授意),认为革命军只排满不排外,不扰“外人物业”,不改对外条约,列强不仅不会干涉,反而会同情中国革命。汪精卫还说,不革命反倒有瓜分之虞,因为满人当政才是中国衰弱的主因,“故非扑满不能弭瓜分之祸”。在对内方面,汪精卫认为革命军不会重蹈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群雄割据的覆辙,因为共和革命无帝位之争,没有内乱的理由,中国革命也将吸取法国革命恐怖专政的教训,所以,革命将皆大欢喜,并无任何外患内忧。

  必须指出的是,梁启超虽然坚决反对革命党的“种族革命”与“社会革命”,却并未完全否定革命的正当性。他几乎是以恳求的语气希望革命党停止与立宪派争斗,你预备你的革命,我预备我的立宪,不要互相妨碍。他说,一党向政府请愿要求立宪,一党预备军力以备将来革命,可以两不耽误;若实在是和平立宪不成,到时再暴力革命不迟。针对革命党斥骂立宪派向“虏廷”请愿“无耻之尤”,梁启超不无天真地发问,“(向清政府提)要求果害于名节耶”?

  

  四

  

  在那场论战之后三年,立宪派领导的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又一年后,革命党策划的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不仅在论战中占了上风,在政治实践中似乎也大获全胜。一时间,立宪派灰头土脸,革命党风光无限。在许多人看来,这不仅意味着立宪派在政治上的挫折与失败,更意味着立宪派在思想认识上的“幼稚”和谬误。

  不过,事情又好象并非如此。比如:

  其一,论战时革命党不容置辩的“排满主义”,在革命爆发之后即悄然改成了“五族共和”。请注意,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所宣称并执行的民族政策,正是由其政敌梁启超所阐述、而革命党曾经严厉抨击过的民族政策。可见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比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更具道义正当性与政治适应性;

  其二,此后实际的国内族群关系表明,在汉、满、蒙、维、藏五族之中,民族融合程度最高、以至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正是被革命党描述为不共戴天、殊死之仇的汉满二族。此足证“驱除鞑虏”之心胸偏狭,更足证梁启超关于清代满汉关系的主流是同化而非仇化的观点;

  其三,就在革命建国之后不久,手创共和的革命党即愤怒指证民国陷入了“假共和”,然后是独夫专政、帝制复辟,然后是地方割据、南北分裂,然后是大乱来临、革命蜂起,……“革命复产革命”,这正是梁启超当年所一再警告、而革命党所一再否认的革命内乱之后果;

  其四,大清国的外蒙古终究是真独立了(虽然最初是假独立、真附俄),西藏、新疆也几几乎“被独立”。眼见趁火打劫的大好机会,日本、苏俄也终究是按捺不住,大举干涉了革命中的中国。一个迫不及待“进入中国”,另一个则在组织上渗透国共两党,以卢布和枪械大举“支援中国革命”以改造中国,由此直接导致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一边倒”的红色中国之建立。这方面的后果,梁启超又不幸而言中;

  其五,国民党的“约法训政”终于训出专制“党国”,离宪政不是越来越近而是渐行渐远,到了台湾又几乎训成了世袭王国。在大陆,专政党赶跑了训政党,一党更比一党革,一党更比一党“强”。当年把“开明专制”、和平改良视为“落后”和“无耻”,后来却屡屡制造出“先进”千万倍、达于无法无天之境的极权暴政而不可自拔,欲走一步登天的捷径,却入万劫不复的陷阱,这真是报应不爽;

  其六,孙中山“土地国有”的“社会革命”终于在毛泽东共产党的领导下超额完成,变成了活生生、僵死死的社会现实。土地与资本脱出经济的正轨,附于政治的危墙,几经暴力折腾,致国民财富大幅缩水。到了邓小平时代,中国又退回到名曰“改革开放”、实即土地与资本回归经济常轨的政策。人们可曾想起,百年前梁启超曾说过“社会革命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历史事实,又分明验证了当年立宪派梁启超们所言非虚,其先见之明、后判之准,实胜其论辩对手千百倍。如今,一百多年已经过去。百年间反复破坏了“旧中国”且始终领导着“新中国”的,当然不是“无耻之尤”的立宪派,而是革命党、更革命党、最革命党、以及最革命党之“太子党”。而立宪派梁启超们,及其思想上、政治上的继承者们,终究是花拳绣腿、不堪一击,日益沉沦衰弱。终于在1949年的大决战中精神家园失守,灵魂流离无踪。更在1957年号称“阳谋”的另一场大论战中遭到“无产阶级革命家”辈的大举偷袭,以至香消玉殒、灰飞烟灭。事实胜于雄辩,百年历史已经证明,在立宪与革命的竞赛中,胜利百分百属于革命无疑。是故,直至今日,中国也仍然没有真正立宪法、开国会,更没有自由的党争和公正的选举。得承认,早就有人告诉过我们这样的结局。

  

  2010-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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