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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及身而绝章太炎

更新时间:2011-01-24 09:37:18
作者: 杨光 (进入专栏)  

  气势非凡,没有几个人能够招架得住。在这方面,乃徒鲁迅可谓得其真传。师徒二人都是写“斗争文章”的一流高手,都是嬉笑怒骂、夹枪带棒,“所向披靡、令人神旺”。一个是用艰深古奥的文言文“斗争”,另一个是用晦涩凝练的白话文“斗争”,而凌厉激烈、阴冷刻薄、诙谐老练、针针见血,则二人一脉相承。鲁迅文风颇肖章太炎,正如胡适性情略似梁启超。

  章太炎文风之犀利可举几副对联为例。他骂康有为的“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取自《左传》和《论语》,显“有”、“为”二字,隐“妖孽”、“贼”三字,用典巧妙,对仗工整,简直令人叫绝,却失之于刻薄。他借追悼川籍革命烈士之机大骂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所送挽联为:“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对革命党人为争权夺利而暗杀老同志、损害新国家极表愤恨。孙中山死后他写了两副挽联,一为“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一为“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初萌,江表岂曾忘袭许;南国本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责备孙中山不该与苏联结盟、搞个人崇拜、分裂国家、策动北伐。他这几副挽联与他“三民主义是媚外主义、党治主义、民不聊生主义”的名言一样精彩,可是,人家正办丧礼,他偏要趁机损人,似有失厚道。至于他骂吴稚晖的“善箝尔口,勿令舐痈;善补尔袴,勿令后穿”、“门下小吏,校内洋奴”之类,倒是痛快淋漓,将吴骂得狗血喷头,却少了些大家风度,算不得什么好文章(鲁迅偏偏最喜爱章太炎这类文章)。

  

  五

  

  章太炎是一个缺少魅力的政治家,他在政治上的盟友和战友差不多最后都变成了他的敌人。但他是一个颇为成功的教育家,“五四”前后章门弟子已经大成气候,在各家大学里安营扎寨,很有势力。章太炎到北方讲学,必有一群执弟子礼的著名教授侍立两侧,恭敬如仪。在那个年代,做名教授比做大官的公共形像要好,所以,章太炎讲学的排场,虽比不了官家威仪,其实也很显赫。不过,章太炎的不少弟子却站到了激烈反儒家、反传统、反国学、乃至反中文、反汉字的立场上,恰与章太炎保存国粹、传承国学的态度相左。

  鲁迅是章门弟子中最出名的一位。1936年10月,临死前的鲁迅写过两篇回忆章太炎的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后一篇尚未写完,鲁迅就溘然长逝。毕生战斗的鲁迅不是在与“文坛鬼魅”的对战中结束其战斗生涯,却是在对太炎先生的温情怀念中猝然过世,这很令人感动。然而,鲁迅对其师的评价却并不中肯。

  鲁迅写道:“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的还要大。”又说:“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而之所以在东京去听章太炎讲国学,也“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鲁迅的意思是,章太炎的不朽价值仅在革命,革命之外,其学术贡献则无关痛痒,可以忽略不计。这自然不是公允之论。

  大概,鲁迅也并没有说实话。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去听章太炎讲课有其实用目的,而不完全因为章太炎是“有学问的革命家”。当时鲁迅正在翻译“域外小说集”,且兄弟二人计划办一本文学杂志,听《说文》、《尔雅》是为了使自己的文字功底更牢靠扎实。事实证明,“余杭章师”也确实帮他达到了这一目的,尽管鲁迅不愿意承认。所谓“一句也不记得了”绝不可信,在《在钟楼上》鲁迅写道,“记得(太炎)先生在日本给我们讲文字学时,曾说《山海经》上‘其州在尾上’的‘州’字是女性生殖器”,——他分明是“记得”的。章太炎曾无中生有编排孔子与老子的纠葛,鲁迅不仅“记得”,还写到了小说《出关》里。

  鲁迅对晚年章太炎多有责备和嘲讽——虽然这责备和嘲讽也全都是善意的,他说,“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还有所谓“既离民众,渐入颓唐”的指责。在《复古与趋时》一文中,鲁迅也对晚年章太炎作过“拉车屁股向后”的严厉批评。至于“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皇制《同门录》成册”,这就纯粹是对章太炎的嘲讽了(注:章氏《同门录》未录入鼎鼎大名的鲁迅,鲁迅是不大高兴的。钱玄同曾为此致信鲁迅为乃师辩解,大概是说事太急没想起,即“仓皇”之意。此事可说明鲁迅以做太炎之徒为荣,而太炎却不以鲁迅之师居功)。

  鲁迅所谓“和时代隔绝”、“渐入颓唐”、“拉车屁股向后”,除了“退居于宁静的学者”、“参与投壶,接收馈赠”这些“白圭之玷”外,政治上的过错大概是指章太炎热心参与督军们的“联省自治”和“打倒赤化”。这些事当然也全都以失败告终,因为章太炎所依靠的是日薄西山靠不住的北洋军阀,所得罪的却是蒸蒸日上得罪不起的国共两党。除此之外,章太炎实在没有做过任何有害于国家、有害于“时代”的事情。倒是那个“时代”很够呛,有些神经亢奋,只见一代更比一代强的政治激进主义,却不愿善意对待一个失败了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文化保守主义。“五四”胜利了,“北伐”胜利了,民国易帜了,党国成型了,于是,章太炎只好进一步“落伍”下去,沦落为“中华民国遗民”——他只承认先前那个有约法、有国会、有总统、有内阁的已经消逝的中华民国,至死不承认后来那个以俄为师、以党治国、只有军事委员长和国府主席却没有大总统和内阁总理的中华民国。

  而鲁迅所尊敬和佩服的只是早年的、革命的、斗争的那个章太炎,所责备和嘲讽的则是晚年的、保守的、“颓唐”的那个章太炎。对于“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在“手定”的《章氏丛书》中“竟多被刊落”,鲁迅甚感可惜:“由我看来,其实是吃亏,上当的,此种醇风,正使物能遁形,贻患千古”。鲁迅所可惜的,是章太炎故意埋没了自己那些“攻战的文章”,便宜了吴稚晖之类“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的“文侩”。看来,晚年渐趋平和的章太炎与仍旧斗得性起的鲁迅确已有了“代沟”。晚年的章太炎不仅政治上“落伍”了,其性情也已大变,他变得温和了,对昔日“驳难攻讦,至于忿詈”的“攻战文章”宁愿自弃,正如他对早年因“政治挂帅”而“诋孔”感到追悔莫及。此时的章太炎无疑是对的。象《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那样的诛心檄文,象批斗吴稚晖那样的骂街雄文,即便真的能够把对手批倒批臭了,又能有多大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好文章之好在于记录经验、传承文明,在于传情达意、说事论理,非止“斗争”而已。

  

  六

  

  晚年的章太炎是痛苦的,他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接连发生了,他最希望发生的事情全都没有发生。作为革命家,他是失败者,在革命胜利之后不久他就被革命所抛弃,此后更被一波接一波的继续革命所击倒。作为学问家,他也是失败者,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他所精通的那一套学问已经被掏空了根基,而且不久就变成“腐朽没落”的代名词。

  胡适曾断言章太炎的文章“及身而绝”。今天绝大多数的大中学生早已不读、也读不懂章太炎的文章,可见胡适之言不虚。章太炎离我们的“时代”已经实在很遥远。“及身而绝”的又似乎不仅是章太炎的文章,还有更多的东西。鲁迅曾经告诫,不要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然而,还有比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更糟的事情,那就是把脏水当宝贝留下,把孩子当祸害泼掉。近百年来、尤其是近六十多年来,我们中国人干过不少留下脏水泼掉孩子的事情。比如对于那位“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他身上很多珍贵的好东西早已被无情抛弃了,而另一些不太好的和很不好的东西,则被一些掌握了政权的人们和一些霸占了话语权的人们隔代继承且发扬光大了。

  

  2010-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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