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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梁启超宋教仁的道路:宪政中国之道

更新时间:2011-01-24 09:35:11
作者: 杨光 (进入专栏)  

  其间的差距,直不可以道里计。

  

  四

  

  梁宋都是宪政主义者。理论上一般认为,宪政有两大功能,一为限制政权,使勿作恶;二为申张民权,保其“当家作主”。梁启超侧重前者,主张三权分立制衡,“主权在国”;宋教仁则侧重后者,主张立法权至上,“主权在民”。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两人的观点也有些不同。梁启超侧重中央集权(不过后来他也赞成“联省自治”),主张“强善政府”;宋教仁侧重地方分权,主张“省长民选”。有人认为这些政见上的差别注定了梁与宋只能做相互竞争的政敌,不可能成为志同道合的政友。这当然也是有道理的。

  不过,所谓宪政,原本就建立在不同党派间政见对垒和势力动态均衡之上。我一贯正确、你一向错误,我不断壮大、你不断萎缩,最后单极化、一党制,甚至于强行“统一思想”、“与某某保持一致”,则即使有宪法,也终究无宪政。这种教训,我们中国人已经见识得够够的了。诚如梁启超所说:“各国政党之潮流,皆有两派:一激进,一渐进。中国十余年来,亦本有此两派,使各一心为国,团我二派,各自发达,则中国之进步,尚可限量乎?”又说:“两党嬗代,以多数民意之向背为进退,则民视民听之实克举而政象即于良。”无论如何,不管是“主权在国”还是“主权在民”,“强善(中央)政府”还是“省长民选”,亦不管是政敌还是朋友,梁宋二人、二派所赞成的政治竞争方式是自由的政见之争、公正的选票之争,亦即宪政框架内的正当竞争。在帝制已倒、民国已立的情况下,梁宋二人的政治底线是,绝不能搞帝制复辟、政治暗杀、“继续革命”、“武装夺取政权”那一套。梁宋本来有机会教我们如何做宪政体制下一对文明的政敌,惜乎天不我与。国中愿守底线的政界绅士偏少,不择手段好走极端的政治流氓偏多。

  历史对梁宋这样的大贤之士是不大公平的。梁启超一直被“革命史观”所蔑视,之所以如此,据说“要害就在保皇”,一日“保皇”,便永世不容翻身。其实,“保皇”的梁先生对辛亥革命功莫大焉。胡适在日记里写道,“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这话可能略有夸张,但与实情则相去不远。辛亥革命已过百年,如果今人仍然认为革命成功是可以凭暴力打出来的,那实在是愚蠢到家了。当一国的社会风向、政治思潮、国民心理已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革命想不成功都难,反之亦然;而转风向、改思潮、变心理的工作,正是梁启超那枝“常带感情的巨笔”所得心应手之事。更何况,梁启超还有护国讨袁、讨伐张勋的“两造共和”之功。梁之受历史蔑视的真正“要害”,恐怕不仅是因为“保皇”,更是因为梁既与中山交恶,更对后来的“赤党”深恶痛绝,犯了国共两党数代当朝者的大忌。

  至于革命党曾经的第三把手宋教仁,在革命史学中也早就被边缘化了。宋留在史册上唯一的革命功绩,似乎就是有幸被人暗杀,为不肯宪政转型的那一部分革命党人创造了继续革命的借口。晚年的孙中山对宋教仁屡有恶评,说实话,孙恶评宋,倒比孙夸赞宋更真实一些。在革命党之中,宋教仁感情上亲近华兴会的湖南籍诸友,组织上则推黄反孙,个人私交上与黄兴、谭人凤、章太炎、于右任等人为莫逆,却一向与孙中山格格不入。宋教仁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就以孙为过气的多余的人物。同盟会每次内讧,宋教仁都站在反对孙先生的一方,革命胜利后,更有联络黄兴“架空”孙中山之嫌,至少孙派的人内心里是这么想的。当孙派成了革命的唯一“正统”,宋教仁在历史中被边缘化,沦落为“宋案”的道具、“二次革命”的导火索,也就不难理解了。

  有意思的是,诋毁梁宋者还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两人都曾“想当总理”。宋教仁在民初饱受人身攻击,一是所谓“议会迷”,二是所谓“想当总理”,前者见其“幼稚”,后者见其“野心”。“狡诈”的梁启超又何尝不“想当总理”?梁曾说过“非国务大臣不做”,还说过“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振求”。梁宋皆是自恃极高、抱负极大且光明磊落的阳光政治家,二人既是公认的政党领袖,又全都主张政党内阁,在内阁制政体中,“想当总理”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如宋教仁所说,此事“用不着避什么嫌疑,讲什么客气”。只要是以宪政之道得之,“当总理”何乐不为?不以宪政之道得之,即便当到了“伟大领袖”或“军委主席”那个级别,又算得老几?以宪政观点视之,梁宋二人“想当总理”无可诟病,不仅是其权利,而且是其义务,没什么好说三道四的。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先生将宋教仁比作“中国的杰斐逊”。我以为,梁启超似可称为“中国的汉密尔顿”(巧合的是,汉密尔顿是美国开国诸贤中唯一主张君主制的人)。我们所最缺少的人物,是“中国的华盛顿”(孙中山、袁世凯均曾被其支持者及献媚者名之以“中国的华盛顿”,其实难副)。在民初政坛上,与袁世凯、孙中山、黎元洪、黄兴等一时显赫的大人物相比,思想和主张最适合于民主宪政,且最深刻、最老练、最成熟、最稳重、站得最高、看得最远、最有真知灼见的人,是梁启超和宋教仁。然而,在二人身后,被嘲笑为“天真幼稚”、“书生气”,被讽刺为脱离群众、不懂国情,被斥责为“议会迷”、“想当总理”的,也正是这两个对民主宪政理解最深刻、最老练、最成熟、最稳重、站得最高、看得最远、最有真知灼见的人。而那些满嘴胡话、大言无实之辈,满脑袋浆糊、一窍不通之辈,满肚子私欲、胡作非为之辈,满心恶念、以斗为乐为辈,却偏偏小人得志,恶人抢先,总是得了便宜,占了上风,直至今日,依然如此。这真是一件让我辈感到灰心且难过的事情。

  

  201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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