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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三派同源,殊途同归——我看辛亥革命

更新时间:2011-01-15 13:18:39
作者: 傅国涌 (进入专栏)  

  

  发生在一百年前的社会大变革,最关键的一个结点与武昌有关。有时候,一个地方可以影响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命运。武昌首义确实改变了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在此之前,中国处于漫长的王朝专制时代;在此之后,诞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即使放在整个世界来看,这也是比较早的共和国。共和国与帝国最大的区别,就是帝国由皇帝一家一姓进行统治,共和就是大家来统治,众民来治理。政治是什么?孙中山说,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众人之事要由众人自己来管理,共和其实就是民众的自我管理。

  当然,我们知道在中华民国的历史当中,第一轮共和政治的实践和尝试在这块古老大陆遭遇了失败,这个失败有很多的原因。本来我们已顺利地从帝国进入到了民国,但是民国又成了实际上的军国。1927年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则是一个党国,党在国上面。百年中国经历了从帝国到民国,军国之后又是党国,一部百年史所以一直震荡不息。

  百年前的那次大变革,我想从几种主要的社会政治力量讲起。在帝国转向民国的过程中,当时产生了三种可能影响中国走向的力量:第一种力量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派;第二种力量是我们一贯认为比较保守的,甚至有点反动的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派,后来发展为北洋军阀;第三种力量就是长期被忽略的,实际上在当时非常重要,以国内的张謇、国外的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这三种力量表面看上去是那么不同,他们之间好像很难达成基本的共识,实际上三派同源,都起源于同一个起点,就是改革或者说改良。无论是革命派的孙中山、北洋派的袁世凯,还是立宪派的张謇、梁启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起点就是要改良、要改革。这个起点的时间,都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这场中日战争对中国的震动比之前的任何一场战争都要大,都要深远。

  1842年结束的鸦片战争,签订了《南京条约》,中国的近代史揭开序幕;1860年又有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烧掉了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但是两次鸦片战争,无论是英国人还是英法联军都没有把中国人打醒,人们觉得并没有什么奇耻大辱,输了也就是割了一些不重要的地,比如香港。香港当时在清廷看来不过是“荒芜、人烟罕见的岩石”,英国人用了一百年时间把香港建成世界的一个自由港,亚洲的金融、贸易中心。原本租借给英国人的只是一个荒岛,一块没有人烟的不毛之地,国人也没有觉得割让香港有什么问题。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间跨越五十年,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特别是有科举功名、作为社会支柱的士大夫阶层,几乎没有人认为我们遇到了危机,需要改变什么,该考秀才的还是考秀才,该考举人的照样考举人,该种地的还是种地,朝廷没有变,民间没有变,什么都没有变。事实上,中国的变化真正开始启动是在1894年后,我们被日本人打败了。被英国人打败我们不觉得有什么屈辱,因为英国人是我们所陌生的,我们根本不了解他们,甚至他们从哪里来我们都不清楚,因为那个时代我们的地理知识非常贫乏,不知道中国居然不是天下之中心。在我们的观念当中一直认为中国就是天下的绝对中心,我们的概念里只有天下概念,没有国家概念,民族、国家的概念也是在甲午战争之后逐渐形成的。此前,国人认为我们是真正的天朝大国。

  1792年,英国派出来的使臣到中国朝见乾隆皇帝时,乾隆还不愿意见他,他送给乾隆的礼物,乾隆还不当回事,乾隆说我们天朝大国、物产丰富,什么都有,你们送给我的东西我不稀罕。这样的一种心态支配了中国非常漫长的时期,一直到甲午战争之前的五十多年也没有改变。但是甲午战争不一样,日本在中国的观念里是一个邻邦、一个不起眼的岛国,人口比我们少,文明比我们低。唐代的时候,日本还派了大量遣唐使来学习我们的文化,他们竟然打败了我们,所以觉得非常丢脸。

  这个时候,读书人、士大夫阶层开始懵了,学生何以打败老师,一个比我们国力更弱、这么小的邻邦,居然把我们强大的北洋舰队一举歼灭。北洋舰队的实力比日本海军还要强一点,但是我们战败了。我们败的不是军事,我们败的是政治制度。我们的政治制度比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所建立的君主立宪制要落后。我们是绝对的君主专制,人家是君主立宪,已经是一种现代政治制度,我们还是古代的传统政治制度。包括康有为、孙中山在内,一些中国读书人开始反省,要改变中国就要从制度变革开始。中国的第一轮真正意义上的变革,不是从洋务运动开始。洋务运动就是学人家,你造枪,我也造枪,你造船我也造船。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开始学习人家的制度,才有了“戊戌变法”,才有了后面的晚清新政。

  梁启超、康有为这些人登上历史舞台就是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以后,鼓动“公车上书” 开始的。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也在那个时候。袁练的新式陆军请的教练有许多德国人,完全是模仿西方样式建立的一个新式军队,最初招募的七千士兵就是后来北洋军的基础,这支军队实际上是中国军队现代化的基础,袁的崛起就是他手里掌握了中国最新式的军队。也就是同一年,1894年考中状元的一个读书人张謇,回到了故乡江苏南通,因为正好他的父亲生病死了,按照清朝的规矩要在家守制三年。第二年,张之洞要张謇办一家新式纺织企业,“状元办厂”,这在中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事,他成为一个成功的实业家,然后影响社会,影响政治。

  另外一个人物,就是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孙中山。1894年还是一个医生,可是他的兴趣不是治病救人,他想医国。他的第一个举动不是去革命,而是要改良。他写了一封上李鸿章书,送到天津,但李鸿章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孙文。他失望地南下,这一失望就让他完成一个人生的转型。既然改良的路走不通,万言书都递不上去,那只有革命。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最大的意义就是它的口号里面已经有“创立合众政府”这个词,这是一个新的因素,直接导致后来民国的出现。

  三派不同力量的代表人物,都已在1894年后出场,无论是张謇、康有为、梁启超,还是袁世凯、孙中山。我说“三派同源”,三派都是同一个源头,起源于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亡的刺激,最初都是改良派。但是他们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或组织军队,或革命,或倡导改革与实业救国,最终殊途同归,走到了一条道上。也许今天我们很难理解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的实力派为何能走到一起?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命名他们的话,袁世凯代表的是实用,他很功利,很投机,他选择的是出将入相之路;张謇、梁启超们要推动中国改革,希望走一条渐进变革的道路,他们所选择的是稳健;孙中山则是激进。激进、稳健和实用这三者之间看似没有共同点,很难找到最大公约数,要形成基本共识就是找到最大公约数。如果没有共识,什么事都干不成,最后只能彼此火拼,有你无我,从秦始皇之后我们看到项羽、刘邦楚汉之争以来,历朝历代都是如此。中国的历史向来只有一条逻辑,就是暴力的逻辑。无论土匪、黑社会,还是王朝更迭,他们的逻辑都是一样的,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用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

  按照这样的逻辑,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和主张用暴力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孙中山之间一定找不到共同点;主张渐进变革、稳健推动中国转型的立宪派张謇和革命派孙中山之间、手里拿枪的袁世凯之间也找不到共识。但是在帝国到民国这一轮转型中,我们看到中华民族也曾经有那么一刻,有那么一幕,历史竟然不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不是以暴力逻辑来决定。武昌首义打响的这一枪,引发的不是一场无限革命,而是一场有限革命。“有限革命”这个词,在中国的辞典里面是没有的。我们今天知道英国的光荣革命也不是没有战争,没有暴力,它也曾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美国的独立战争打了八年,也牺牲了不少人,但是他们的战争是有限的,他们的革命都是有限革命,有限革命就是它只有一个最低目标,没有一个最高目标;只有一个有限目标,没有一个无限目标。我们说革命,继续革命,不断的革命,那就是一个无限的东西,因为你不知道底在哪儿。有限革命是有节制的,打到哪一步就结束是清楚的。比如美国独立战争,它非常明确,打到英国王室让美利坚民族独立,同意他们独立建国这一步就结束了。其次,这个革命是局限在哪一些层面,革命的目标诉求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比如说你的革命只是要完成政治制度的转换,还是要完成整个社会的大洗牌,进行社会结构调整,这就是很大的不同。

  辛亥革命是有限的,它没有触动整个社会的深层结构,没有把社会翻一个底朝天,更没有触动基本的儒家文化价值,它是相对有节制的。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就结束呢?就是让清廷退位,建立共和政府,战争即告终。这样一个有限目标,只是要把帝国变成民国,把王朝变成共和,这个目标是有限的,而且只停留在一个层面,就是政治层面,它只是一个政治革命。

  政治革命因此成了三派达成共识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只要这三派在这个目标上达成共识,他们就可以坐下来,用和平谈判,彼此妥协、退让、博弈,不是哪一派全赢,也不是哪一派全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样的方式付出的社会代价最轻,成本最低。但是我们往往不愿意这样解决问题,因为这样不过瘾,没有把敌人打倒,再踩上一万只脚。我们有一个痛打落水狗的心态,辛亥革命很长一段时期被看作是一次不彻底的、妥协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次有很多局限性的革命。

  “局限”其实不是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有时甚至是好词。所有的人都有局限,包括孔子这样的圣人、华盛顿这样的伟人、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同样有局限,只有神没有局限,但是人不是神,人都是有局限的,人所创造的一切也都是有局限的。不承认局限意味着自我夸大,自我膨胀,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生活中都会出现问题。那一代的人,无论是哪一派的人,最后能殊途同归,承认现实,坐在谈判桌上来解决问题,说明他们已经有了一种比较好的局限意识。他们意识到了人的局限性,意识到任何政治力量的局限性,没有一家通吃,没有一家全赢的心态,愿意坐下来对话。民国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是对话对出来的民国。这在中国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既是前所未有的,也是迄今所无的。我非常肯定这样的一种结果,因为这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当中,实在是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但是一件事产生了,就很可能成为一个传统,未来的人就可以效仿。因为在一场大的社会变革当中,最坏的结果、最坏的事情就是流血过多,死人过多。我们过去有强烈的革命意识,多年的教育告诉我们,似乎血流得越多,这个革命就越光荣,牺牲了多少多少先烈的生命,用鲜血涂红我们的旗帜,这是何等的光荣,这是何等的美好。我岁数越大,越认为流血越少的革命、流血越少的改革,越显得荣耀,因为它珍惜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是不可复制的,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命,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要求另外一个人去牺牲他的生命。

  如果在革命当中,能减少流血,减少牺牲,把每一个人的生命都看为宝贵,把每一个士兵的生命都看为宝贵,这样的族群,就是一个好的族群、一个文明的族群。辛亥革命死的人少,就是中国历次革命中一个好的范例。之所以能达到这个结果,靠的不是某一种政治力量,既不是革命派单方面的努力,也不是北洋派单方面的努力,而是三派之间的相互妥协。

  今天看起来,近百年前的中国真是何等的糟糕,列强环伺,民不聊生,国力衰弱,好像四万万同胞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历史还有另外一面,当时的中国基本上还是刀耕火种的农业社会,但是城市开始出现了工商业,有了新式的企业、银行,更重要的是,经过晚清以来一次次的政治运动,外敌入侵的冲击,大清王朝已非常衰弱。衰弱的王朝也在寻找出路,包括主动地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回望一百一十多年前的“戊戌变法”,光绪皇帝在一百零三天当中发了上百道诏书,雪片一样飞往各地,大部分都没有得到执行,唯有留下了一个遗产,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但是,在经历 1900年八国联军之变以后,慈禧太后重回北京路上就下了“罪己诏”,开始主动地实行新政,也就是政治改革。到了1905年甚至把科举制度都废除了,这是一件大事,惊天动地的大事。科举制对于维系当时的整个政治格局、政治制度、文化伦理价值,几乎是根本性的,慈禧太后说废就废了。废掉科举制,意味着整个干部选拔机制都动摇了,整个的机制都要变革,原有的一切都要变化,接下来迈的步伐要远远超过她亲手扼杀的“戊戌变法”的那些纲领。1906年9月1日,她颁布的那道“预备立宪”诏书,要把国事公诸舆论,最后建立国会来约束皇帝的权利,这一切都是1898年想不到的,不到十年,慈禧太后做得比光绪帝还要激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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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书屋》201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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